（三）占星在东西方的远古时期，由于时代和人们认知水平的局限，普遍存在着对上天的崇拜，因此占星在天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与西方占星学相比，中国的占星学并不完全根据星座等来预测人的一生命运，它更侧重于把各种奇异天象看做是天对人间祸福吉凶发出的吉兆或警告。因此，中国的占星学多为统治者所利用，在中国古代，拥有沟通天地人神，也即通天的能力，被认为是能够得到王权的象征，如皇帝自称天子，就是上天之子，可以直接与天沟通。而最直接的通天手段，就是占星学。
中国古代的占星学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军国占星学”，即专以战争胜负、谷物收成、王朝兴衰等国家大事为占测对象的占星学；另一类则是“生辰占星学”，是根据个人生辰时的天象以占测其人一生的凶吉祸福的占星学。在中国古代，产生并发展运作了两千年以上的占星学体系，正是军国占星学。
古代占星学完全属于官府，是政府设立的天文机构的重要工作内容。古代的天文学家绝大多数是占星家，早期的天文著作也大多带有占星学的因素。现存古代占星书主要有唐代李淳风的《乙巳占》、瞿昙悉达的《开元占经》，北宋王安石重修的《灵台秘苑》以及明代的《观象玩古》。实质上在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中，占星学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因此天文学的政治、文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占星学的政治、文化功能。
中国占星学诞生于黄帝之时，黄帝通过对天空的观察，在忠臣岐伯的帮助下，确定了阴阳、五行、十方和十二宫的完整体系。传说他在公元前2637年就确定了历法的开端，这种按照由月球确定的月份和重叠的年份周期建立起来的历法是非常准确的，因此一直有效。天宫图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密切相关。公元前3世纪，中国哲学家邹衍把这些学说应用到政治方面，断定朝代都受本原（火、土、风和水）的控制，政府应该听从神谕并与天体的规律保持一致，否则政权就会被推翻。
我国古代占星家利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称作分野。我国古代占星学认为，地上各周郡邦国和天上一定的区域相对应，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各对应地方的吉凶，其所反映的分野大体以十二星次为准。占星学中最基本的信念是“天垂象，见吉凶”—上天显现各种不同的天象以昭示人事的吉凶。但是天下之大，郡国州县繁多，天上出现的天象到底应该预示哪一个区域的吉凶呢？因此必须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地区建立起某种互相对应的法则。这种天地对应的法则称为分野理论。分野大约起源于春秋战国。最早见于《左传》《国语》等书。分野理论首先要确定对天区的划分。在中国古代占星学中，主要使用“三垣二十八宿”与“十二次”两套体系。与三垣二十八宿不同，十二次是对周天进行均匀划分的。前者已在上一节详述，后者略述于此：
十二次常用十二地支来表示，但每一次又有自己的名称，对应如下：
寿星辰、大火卯、析木寅、星纪丑、玄枵子、娵觜亥、降娄戌、大梁酉、实沈申、鹑首未、鹑火午、鹑尾巳。
分野之说中，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对应的体系是主流，但还有一些其他体系。比如《乙巳占》卷三引《诗纬·推度灾》中的所谓“国次星野”。
鄘国：天汉之宿。
卫国：天宿斗衡。
王国：天宿箕斗。
郑国：天宿斗衡。
魏国：天宿牵牛。
唐国：天宿奎娄。
秦国：天宿白虎，气生玄武。
陈国：天宿大角。
郐国：天宿招摇。
曹国：天宿张弧。
又如《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引《荆州占》有“正月周，二月徐，三月荆，四月郑，五月晋，六月卫，七月秦，八月宋，九月齐，十月鲁，十一月吴越，十二月燕赵”之说，称为“月所主国”，将月份与地区对应。这些都是主流的分野之说。
分野的理论能够应用在占卜王朝的兴衰上，这对古人来说是很有用的。例如，殷人是《国语》中所记载的高辛氏的两个儿子中的阏伯的后裔。商纣王在位时出现五星聚于房的天象，这是更朝换代的大凶之兆，预示着殷商即将灭亡。而殷人的凶兆也就是周人兴起的吉兆，这五星聚于房，也就成为周取代商建立新王朝的预兆了。又如，刘邦至灞上，预示着秦当灭、刘汉当兴，因为秦建都在咸阳，以雍州之三秦为秦的基地，当天空出现五星聚于东井之时，东井的分野正是雍州秦国，这个大凶之兆正是预示着秦当亡、刘汉当兴。
占星对中国古代的国家大事的确定和执行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的人们甚至难以想象其重要程度。如《汉书·赵充国传》中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老将赵充国受命攻打西羌，不久宣帝又为他增派援兵，催他尽快进对羌开战，诏书中说：
“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中国古代一直信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外用兵，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之一，汉宣帝竟然用“五星出东方”和“太白出高”两天象为理由，命令将军出征。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荒谬的事，但这对古人来说，出征是利用占星得到的上天的指示和命令，如果不顺应天意的话就会遭受苦果。由此可见，占星在古代政治中的地位无可替代。
（四）行星
在广袤的天空中，群星闪耀。其中有五颗星显得十分特别，它们并不像恒星那样固定在星空中不动，而是在不断地移动，这几颗星也就是太阳系中的五大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它们在天幕中异常明亮，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注意。《诗经》中就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明星有灿”等描写行星的优美诗句。实际上，行星本身一般不发光，它们是以表面反射太阳光而发亮的。在古代，人们对行星的认识还有哪些呢？这可以从对五大行星的命名中略知一二。
水星是五大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我国一般将一周天分为十二辰，每辰是30度。在地球上用肉眼观测，水星总在太阳两边30度以内的范围摆动，所以人们把水星称为“辰星”。金星的命名源于它呈青白色，亮度大，十分耀眼，故称之为“太白”，有时在日出或黄昏时分仍然能够在天空中看见它，这种现象被称为“太白昼见”。火星又叫“荧惑”，源于它包红如火，像神火一样飘忽不定。火星离地球近，因而其运动显得十分迅速，光度变化大，运行的形态也是错综复杂。而木星自西向东在恒星间移动，运行一周天需十二年，因此可以用来纪岁，故被称为“岁星”。这五颗星移行一周天大约需要二十八年，每年在二十八星宿的不同位置出现，就像轮流坐镇或填充在二十八星宿中一样，所以又被称为“镇星”或“填星”。
我国早期对行星观测留下的史料并不多，这使我们对西汉以前行星观测的情况知之甚少。但1973年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帛书，上面有六千字记述了五大行星的运动，人们将这本书命名为《五星占》，据考证它成书的年代至少在公元前170年以前。《五星占》中详细地记载了金、木、水、火、土等行星运行情况，特别是列举了从秦王嬴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的情况，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五大行星在恒星背景下的运动轨迹非常复杂，这是由地球、太阳和行星三者的位置关系决定的。我们生活的地球像其他行星一样，沿着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而五大行星也按照自己不同的轨道，以不同的速度绕太阳公转，所以从地球上看去，以恒星为参照背景的行星的运动路径就有顺行（自西向东）、逆行（自东向西）等不同的现象。尽管古人不能解释行星为什么这样运动，但他们也并不注重对行星运动规律的掌握。与此相比，古人更重视对行星天象的观测。在中国古代历法和一些重要的占星著作中，关于行星的内容总是占了很大篇幅。
行星的运动曲线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坚持长期观测，就不难掌握其运动规律。人们为了描述行星运动时呈现的各种天象，使用了“入”“出”“顺”“逆”“留”“合”“伏”“守”“犯”等等术语。行星在恒星背景下运行一周，会形成一条封闭的曲线。这条曲线有三种特征的天象，分别叫做“顺行”“逆行”和“留”。并且行星在运行一周的过程中，总有一次（木、土、火三星）或两次（金、水二星）进入太阳的光芒中，这就是“伏”；在“伏”这个阶段中有一个时刻行星与太阳二者在黄经上处于相同的位置，这叫做“合”。中国古代历法将“合”作为一个行星运动周期的起点，两次“合”之间的时间间隔叫做一个会合周期。通过长期观测，古人使用求平均值的方法，求得了比较精确的行星会合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