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朱元璋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后来，又特地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需根据地势加以修治。”明洪武年间，兴修了许多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有的工程投入人工达数万，可灌溉田地万顷至数万顷。如洪武六年（1373年）疏浚开封府自小木到陈州沙河口18闸，投入人工达到25万，两年后疏浚泾阳洪渠堰，可灌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一带田地200余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治理定海、东湖，可灌田数万顷；次年开凿溧阳银墅东坝河道4300多丈，从嘉兴等州调集民工多达359700人。更重要的是督促各地的官员组织劳力，利用农闲时期，大力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派遣国子监生分赴全国各地，督促吏民兴修水利。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陂渠堤岸5048处，成绩卓然。朱元璋在位不过31年，就修建了这么多的水利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另外，朱元璋还很注意对水利工程的保护。明朝的法律规定，对盗决河防陂塘者都要处以重刑，负责水利的官员不修河防或者修治不及时的，也要处刑。
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朱元璋还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元朝的农民对地主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法律规定佃户见地主要行仆人对主人之礼，地主打死佃户只需杖一百七十下的刑罚，再交纳烧埋银五十两，便可了事。明政府规定，佃户见地主行小辈对长辈之礼，并取消了元朝法律中关于地主打死佃户只需杖一百七十下、征烧埋银五十两的规定。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元代蓄奴的风气很盛行，权贵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奴婢、驱丁，有的多达数千名。在元末农民战争的风暴中，不少奴隶摆脱了主人的束缚，赢得了自由，但也有一些农民因为饥荒又沦为奴隶。朱元璋下令，凡是在战乱中被迫为奴的，主人必须立即释放，恢复他们的自由民身份。并下令由政府出钱，赎还因饥荒而典卖的男女。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仅河南布政使司即赎还了开封等府典卖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明朝法律还规定：功臣之家蓄养的奴婢不得超过二十人；庶民之家不得养奴，否则要受到杖一百下的刑罚，并将奴婢放还为民；凡收留人家迷失的子女、在逃的子女卖作奴婢，或冒认自由民为奴婢的，都要处以重刑。
在改善农民地位的同时，朱元璋又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朱元璋出身农民，深知灾荒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在他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通过元末农民战争，朱元璋深深地认识到对百姓如果榨取过甚，就会激起强烈的反抗。朱元璋即位后，他反复强调，要把赋税徭役的征派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不可只顾眼前的利益，竭泽而渔，把老百姓榨得一干二净。明初制定的服役法，规定民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最低一石而言，为三十税一。徭役一般是有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每岁在农闲时赴京师服役三十日，比元末也减轻许多。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元代的户口和土地簿籍已经大部分丧失，保存下来的也同实际不相符合。地主便乘机隐瞒丁口和田产，逃漏徭役和赋税，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官吏也上下其手，乘机舞弊贪污，额外地加重农民的负担。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遍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作为征派赋役的依据。黄册编定后，又对徭役作了一番整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地主隐瞒丁口田产、逃避赋役的状况，使负担相对均平，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他深知农民的辛劳，因此提倡节俭。他说：“士农工商四业之民，算农民最为辛苦。他们终年勤苦劳作，难得休息。遇到丰收年头，还可以吃饱，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服吃顿饭，总要想到种地织布的艰难劳累。”因此，他比较体恤民情，注意勤俭节约，力戒奢侈，惜用民力，以便减轻百姓的负担。有个内侍穿着新靴在雨中走路，朱元璋把他训斥了一顿。另一个散骑舍人穿着一件极其华丽的新衣，朱元璋问他：“这衣裳花费多少钱？”他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就说：“五百贯，这是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民一年的生活费，你却用来做了一件衣裳，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他不仅要求别人节俭，对自己也是如此。他说：“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他指示左右大臣：“我现在只要求把宫殿建得坚固耐用，不追求奇巧华丽，凡是雕饰奇巧，一概不用。只有朴素坚壮，才可传之永久，使我的子孙后代世守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这是我所不为的。”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按惯例，朱元璋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他祭祀郊庙，拜褥的褥心用红布做成；乾清宫睡觉的御床，金龙画得很淡，若有若无，与中产人家的卧榻没有多大的区别；每日早膳，只用蔬菜就餐。在他的影响下，后妃也都注意节约，穿的都是洗过几次的旧衣裳，从不过分梳妆打扮，唯恐剥伤民财。朱元璋还严格控制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地方上修建大型工程，一律要报请批准，才许动工。凡是不急需的工程，都要尽量缓建。一般工程，尽可能安排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以免耽误农时。他还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多次下令减免赋役，遇到灾情，则赈济钞、布、粮食，帮助农民渡过灾荒。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除了农业，朱元璋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颇为重视。朱元璋在抓农业生产的同时，特别注意抓经济作物的种植。明朝建立前，他在江南占领区就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种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田多的按比例递加。明朝建立后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全国各地。后来，朱元璋还让户部命令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每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违令的全家充军。多种棉花的免税。为了鼓励农民尽量多种，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还下令：洪武二十六年以后栽种的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都免除赋税。经济作物的发展，特别是棉花的普遍种植，既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材料，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朱元璋还改革了元代工匠常年服役的制度。洪武十九年（1386年）规定，工匠每三年赴京师服役一次，每次三个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制定了更加详细的工匠服役法，将工匠按照工种不同和赴京师服役的路程的远近重新编订班次，分为五年、四年、三年、两年和一年一班制，每班服役三个月，这种工匠称为轮班匠。另外一些固定在京城或各地官府做工的工匠，称为坐匠，每月服役十天。工匠在服役的时间之外，可以自由营业。在商税方面，朱元璋也作了整顿，规定三十税一，书籍农具免税，并裁撤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
在朱元璋“休养生息”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农民生产热情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使得元末濒临绝境的社会经济慢慢复苏和发展起来，农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全国的垦田面积大量增加，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达到3874746顷，比洪武元年（1368年）扩大了一倍多。政府的粮税收入也随着增加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达到32789800石，比元朝一年的粮税收入增加了近两倍。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日趋发达。人口数也迅速上升，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统计，全国共有10652870户，60545812人，比元朝极盛时期的元世祖时代增加了195万户，700万人。在洪武年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在以后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继续上升，从而形成了一个“明初盛世”的局面。
（七）紧抓教育
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期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除了政府官员要大力抓教育以外，朱元璋还要求直接担任教育工作的各级“教师”必须负起责任。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任命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的生源一部分是公侯、功臣子弟，一部分是从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来的有才华的人，因此，对这些人的管理有很大的难度。朱元璋对吴颙说，要搞好教育必须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学校就无从效仿。意思就是要大胆管理、严格教育。然而吴老先生却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不到一年，因为治纪不严，放纵不爱学习的武臣子弟，朱元璋就把他罢免了。
朱元璋认为，教育不仅是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从事教育的人要关心时事，关注国计民生。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全国各地到了任职年限的学正、教谕、训导（不同级别的教师）进京考绩，等待升迁。朱元璋借机向他们询问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其中岚州（属山西）学正吴从权、山阴（今绍兴）教谕张恒都说不知道，声称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任务只是教书。朱元璋听罢十分生气，举了宋朝儒士胡瑗的例子，并说，圣贤之道是用来济世安民的，你们连民情都不知道，天天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被流放到边疆去了。
其实，类似的事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朝之后，朱元璋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职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现在能与皇帝议论国事，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显然，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