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立独行
至和元年，王安石33岁。他被破格任命为集贤院校理。按规定，这个官职是由地方官中考试选拔任命的。但是由于文彦博等人的推荐，皇帝决定不用考试就让王安石担任此职。通常担任此职须一年后才能调任他职，朝廷也事先允诺王安石不一定要任满一年，就可以调任。换句话说，一年之内还可以升官。这无疑是极大的恩宠，换做别人早受宠若惊了，可王安石又一次连上两封奏章，再三陈述自己家庭的困境：祖母和两个哥哥一个嫂子相继去世，两个妹妹还没有出嫁，家贫口多，家务繁多，难以在京城生活。
朝廷上下对王安石淡泊名利非常欣赏，皇帝和执政大臣们对王安石也确实非常照顾。执政大臣欧阳修因此专门请求任命王安石为群牧判官。这个官职比集贤院校理稍有升迁，而且待遇比较优厚，这样就可以帮助王安石解决经济问题了。事已至此，王安石不好再推辞，只好赴任。
和绝大部分京官一样，群牧司基本上是个闲职，其名义上的职责是指导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和养马监。群牧司的长官叫群牧使，此时的群牧使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拯。一时间，这个小小的养马机构里真可谓群贤必至，然而必至之后能做什么呢？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然后摆酒清谈而已。
王安石家中清贫，平时又不拘小节，穿衣也不注意，一件皱皱巴巴的官服，多少天也不知道换洗，整天在衙门里抱着一堆书埋头苦读。这也成为他被京官们嘲笑的理由。苏洵甚至说他“囚首丧面以读诗书”，意思是说穿得像个囚徒，整天看书。说这样的人做事不合常情，必然是大奸大恶之人。
关于王安石专心苦学不修边幅，叶梦得《石林燕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有些夸张，不过却十分传神：王安石的衣服脏了，自己总记不起洗换。有一次，他和群牧司的同事吴仲卿等去洗澡，同事见他衣服脏了，就从家里带了一件新衣服，偷偷把旧衣服给他换了。洗完澡出来，王安石拿起衣服就穿，走出好远，也没有发现自己的衣服换了。
由此可见，王安石的心思全在读书苦思上，照顾自己的能力比较差，不太会享受生活。《石林燕语》中的另一个故事同样传神：
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夫人吴氏，说王安石爱吃鹿肉。
吴氏说：“不可能，我和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也没发现他爱吃鹿肉。”
朋友说：“那天我们在一起宴会，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一盘鹿肉吃光了。”
吴氏问：“你们把鹿肉放在什么地方了？”
朋友说：“放在他面前啊。”
吴氏恍然大悟，告诉大家说，王安石吃菜的习惯是只吃面前的菜，至于菜的好坏，他是吃不出来的，只要吃饱了就行。
东京宴会有招伎饮酒的习惯，但王安石对此深恶痛绝。有一次，吴仲卿等人宴会，请了王安石。席间，又招来几位歌伎，王安石当时拂袖而去。自此以后，凡是这样的场合，人们再也不找王安石了。
王安石的简朴、苦学、不好声色，并不是像道学家那样装出来的。他是真心真意用儒家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服膺于儒家的价值观，并身体力行，不遗余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的朋友当然不会太多。不过他所交往的人都是些出类拔萃的方正之士，比如司马光。这两个人简直是天生的朋友，他们身上相似的地方太多了。他们年龄相近，司马光长王安石两岁。中进士也是前后，司马光比王安石早两年。卒年则相同，相差不过数月。仕途上也颇为同步，此时他们同为群牧判官，后来又同为翰林学士，同为知制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性格、作风、生活习惯居然也十分相似。
和王安石不修边幅相比，司马光生活也十分朴素。司马光号迂夫，在生活上和王安石一样，都很简朴。司马光洁身自爱，不好女色。由此种种，王安石和司马光才能一见如故。在群牧司衙门里，他们没事就共聚一室，探讨读书得失。两人都是好学深思之人，王安石为学常有奇思异想，司马光则用力甚深，两人相互映照，彼此都受益匪浅。
（二）常州知州
虽然有司马光这样的良朋为伴，王安石还是觉得他的群牧司判官生涯很痛苦。因为这个职务太清闲，他觉得自己正值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可以为百姓做很多事情，却不得不在这里混日子。而且，他自觉和这些京官在性格上格格不入，在京城官场有一种受排挤的感觉，远远没有自己做地方官时自在。这一时期他屡次上书请求外任。
在十多次请求之后，朝廷终于同意他外放了。36岁这年，王安石出知常州。在常州任上，王安石还是和在鄞县一样，大力兴修水利。然而，这次，他却遇到了挫折。
到任不久，王安石就开始下乡视察。他发现常州洼地偏多，排水不畅。如果能修一条运河，可以解决一直困扰这里农民的涝灾问题，并且可以退出大量耕地，还便于东西交通。
说干就干，王安石立刻开始筹划建设。但是，这条运河长近百里，贯穿好几个县，工程浩大，如果靠在鄞县时老百姓义务出工是不行了。这需要与各县知县和转运使共同协商。
然而，出乎王安石的意外，当王安石召集知县，请来转运使研究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不赞同这个计划。大家纷纷说，开运河是常州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开了以后会使一些河流改变流向，是利是弊，一时不好说。又说征调民夫，牵扯的事太多，农民们非常不好动员。总之，摆出了许多困难。转运使也不赞成兴工，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王安石做了许多工作，大部分知县勉强同意出工。只有宜兴知县——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不同意，此人和他弟弟一样也是个倔脾气，认准了一件事，不管你多大的官，他也不服从。王安石也是个倔脾气，遂决定不理司马旦，立即开工。
然而工程遇到了很多困难。一是各县官员动员不利，没有多少百姓肯于出工，每县派出的几十个民工，又多是老弱病残。司马旦干脆一个工也不出。恰好在施工的时候，又赶上了连日大雨，民工生病的越来越多，工程只好暂时停下来。
王安石心急如焚，但是老天不帮忙，他只好等。等到天气好转，又到了农忙时节。很快王安石调任别处，这项工程只好半途而废了。对于这件事，王安石一直耿耿于怀。这件事也对王安石后来的变法以深刻的影响。
宋朝官员迁转频率之快是让人吃惊的。在常州任上不到半年，王安石就接到通知，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江南东路经济发达，人情复杂，王安石在这里遇到了一些比较难断的案子。最有名的应该是那起斗鹑案。原来，江南东路一些大城市里盛行斗鹑，玩这些东西的多是富家少年。一天，一个姓王的少年弄到了一只绝好的斗鹑，百战百胜。他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姓吴的少年求他把这只斗鹑让给自己。王姓少年对这只斗鹑爱如珍宝，说什么也不给，吴姓少年趁他不注意， 反正平时也都是好朋友，就偷偷拿跑了。王姓少年十分生气，拿一把刀子追到门外，口角之中一时兴起，把吴家孩子当街杀死了。
知府判王姓少年犯了杀人罪，应该处死。家人不服，反映到王安石那里。王安石重审，认为吴姓少年不经主人同意强行拿走别人的东西，乃是“盗”，王姓少年杀了他，乃是“捕盗”，不应判死刑。
王安石的判决引起了很大轰动。知府及吴家不服，案子上诉到朝廷的大理寺，大理寺最终判定，知府所判为准。大理寺还专门行文批评王安石，要王安石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本是例行公事，但王安石拒不认错，声辩“我无罪，不当谢罪”。大理寺官员上书皇帝要求惩办王安石，王安石还是不为所动。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六个月后，朝廷召王安石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接到这一消息，王安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他可以离开江南东路，不再做这个繁忙的提点刑狱了；忧的是他又得进京，做混日子的京官。
（三）上书皇帝
度支判官是财政部门的官员。王安石在度支衙门里得以了解了朝廷的财政情况。同时，身处京师，他对天下利弊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结合自己多年以来做地方官的经验，大宋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症结在他的头脑中日益清晰起来。
此时，改革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宋祁、包拯、富弼、欧阳修等人都提出了改革的要求，王安石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认真准备了一个月，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在这封著名的奏折里，王安石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北宋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国家穷苦，财力不足；外敌环伺，意图吞并；人心苟且，缺乏人才。他指出，现在虽然天下表面太平，实际上是危机四伏，如果不彻底改革，那么大宋灭亡不会太久。
王安石总结了北宋政治的种种弊端：最主要的弊端是缺乏人才。王安石说，现在一路之间，能够准确贯彻朝廷旨意，以百姓生活为念的官员很少，相反，没有才能、苟且钻营、贪婪卑鄙的官吏数不胜数。朝廷的旨意往往用意良好，然而，在职的官员不但不能用之以惠泽百姓，反而借此为幌子，骚扰百姓。没有人才，是因为没有培养、管理、选拔、任用人才的正确方法。
接下来，王安石就从培养、管理、选拔、任用这四个方面做了具体的阐述：
首先，在教育方面，现在的州县虽然都设有学校，但徒有虚名而已。天下读书人读的只是五经，对于各种专门的学问，比如理财、断狱，没有人关心。老师们所教的，只是分章断句，应付考试。应付考试的文章，需要人成天死记硬背，用尽精力去学雕虫小技，别的方面就没有精力关心。这样的人，虽然考中了，可是到实际工作中，却什么也不会做。古代先王之时，读书人所学的是文武之道。读书人学习各方面的技能，可以做各方面的工作。有的专门学刑法，有的专门学军事，有的专门学礼治。任何一种专业都需要多年苦学苦思才能有所成就，所以上古之时，人才辈出。
其次，在管理方面，现在官员的俸禄都很微薄，如果不贪污，日子就要过得很清贫。道德水平在中人以上的，虽然贫困但仍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下的，虽然富裕，也仍然想贪污。只有中人，穷则是小人，富则为君子。总计天下士人，中人占十分之九。 以现在微薄的俸禄，要想使大部分官员清正廉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官大的人，往往互相贿赂，谋求财产，背上贪污的罪名；官小的，做买卖，欺上瞒下，克扣百姓，无所不为。这样，人就没有了廉耻，社会就没有了脊梁，社会风气如何能正！
第三，现在选拔人才，只以文辞为标准，这样太片面了。不肖之徒，如果记忆力好，就可以高中而取得高位。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因为不愿意老死于章句，就只能一辈子不为人所知。现在，朝廷上有许多不肖之人得了高位，因此就拉拢狐朋狗友霸占朝廷，所以朝廷上少正人君子。四方官吏，为这些人所任命，品质还能好到哪里去？
第四，选拔人才的方法既已错误，任用人才的方式更是荒谬。不论人的特长、志向，任意选派，好像每个人都是全能的。既能管理财政，又能治狱，又能掌管礼仪。以一人之身，而具百官的才能，怎么可能呢？地方官到了一个地方，刚刚做几个月，新的任命就下来了。有能力的人，能力没有施展；没有能力的人，低能得以掩盖。
分析了这四方面的弊端之后，王安石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首先，在科举时，不能光考核五经，还要考核各方面才能，培养专才。其次，在管理上，要高薪养廉。再次，在选拔上，要以公论为主。最后，在任用上，用人不能专凭资历，更要看本人特长，而且还要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
还应提出来的是，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理财主张。虽然这些观点不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但这些观点已显露出王安石日后经济改革的端倪。
写成了这篇文章，王安石也十分兴奋。他把它按程序报送给皇帝，期待着皇帝的反应。然而，仁宗皇帝可不是一个奋发有为之君。此人是个典型的老好人，性格仁柔懦弱，为国行政只求安静为上，只要天下能保证表面上的安定太平，就诸事大吉。他才没有信心和兴趣去给北宋社会动手术呢！
王安石等了几个月，也没见皇帝的回复。然而，很多的中下层官员和文人对王安石的这篇上书赞赏有加。王安石在北宋政治界的影响，是进一步增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