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死后，上台的满人亲贵曾经刻意铲平北洋集团。可是，即使赶走了袁世凯，也没法弄散北洋。袁世凯的影响力，不是像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对北洋六镇的精神教育，供袁世凯的长生牌位，教育北洋军人只知有袁官保，不知有皇帝。这种授人以柄的事，袁世凯其实根本就没干过。士兵念袁宫保的好，是他从不克扣军饷；而军官和其他人念他的好，则是他出手大方，肯赏人，而且赏到点子上。只要袁世凯有心笼络谁，谁都会动心的。
阮忠枢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文案，笔头功夫了得。一次，他跟袁世凯说，他看上了天津一家妓院的妓女小玉，想要纳她为妾。袁世凯没有说什么，阮忠枢觉得他的这个东家看来是不会帮他了，也就死了心。过了几天，袁世凯拉阮到天津办事，将他引到一个小院。一进门，只见红烛高照，分明是座新房，一个丽人端坐在里面，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小玉姑娘。原来，袁世凯听了阮忠枢的话，马上暗中派人给小玉赎身，并买了这个小院送给阮忠枢做新房。
袁世凯做了总统后，一次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前来见他。这个张作霖，手下的队伍挺能打，东北的新军都怕他。袁世凯破例把张作霖迎入里间的办公室，两人聊的时候，他发现张作霖的眼睛一直盯着多宝阁上的四块大黄金表，待到张作霖告辞，回到住所的时候，这四块金表就已经在房间里了。从此之后，张作霖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从未有心反叛过。张伯驹是袁世凯至亲，也是亲信张镇芳的儿子，才情很高，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但第一次见了袁世凯之后，回家看到袁世凯的赏赐，居然有他想了多年没得到的白狐皮坎肩，不禁心里大受感动。
晚清能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袁世凯这样，对部下或者他想笼络的人能如此体贴入微，挠到人的痒处。北洋集团能够做大，一统天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即便如此，袁世凯称帝之后，昔日服服帖帖的部下，却一个个都不玩活了，眼睁睁看着讨袁军的势力一天天壮大，一个省份接一个省份独立，“二陈汤”（指相继独立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活活“毒”死了袁世凯。
个人关系再好，也抵不过天下大势，抵不过个人小圈子的利害。一个个当日的忠诚部下，在袁世凯做了总统，尤其是打败国民党后，都成了一个个的地方诸侯，都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小集团。如果袁世凯皇帝做得好，当然他们会跟着，如果做得不好，天下大乱，自然没人乐意跟着一起殉葬。到什么时候，都是形势比人强，形势比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强。辛亥革命后，皇帝没有了，基于皇帝的纲常伦理也跟着摇晃，单凭赏赐收买建立的忠诚，没有大道理作为基础，怎么说也是不稳的。
依权卖书的光景
写了书的人，大抵都想让人看，即便是学术著作，能卖得好，作者断无不高兴的道理。不打算让人看的也有，某些领导，弄两本自家署名的著作，装点一下门面，好像也是个“学者型”的领导了。还有些学者，凑些文字拼成若干著作，只印两本，一本上报，一本自家留着，专为评职称用。说实在的，这样的人其实多少有几分羞耻感，自家有病自家知，知道自己弄出来的是什么货色，不好意思去丢人现眼。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装门面的书、评职称的书，也有人能设法卖出去——谁不知道钱好花呢？
比较笨的是某些学者，明明就是评职称的所谓著作，书出版后，出版社连上市都懒得费事，职称评上了，学者居然想把书卖出去。于是就着书来开课，上课的学生不买这本书（专项指定参考书），考试就无论如何不能及格，从老师手里买书还不能打折，也不许买老生的旧书。一学期一学期地这样卖下来，时间虽说长点，但总可以把成本收回来。当然，如果该学者有点来头，能到处“走穴”办班讲课，卖书就无需这样劳神，找个大点的国企，老总一句话，成百上千册的书就销掉了。至于领导的书，如果他真的想卖的话，当然更容易，有那么点意思，下面的人就给你办了，想卖多少都没有问题，本系统内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见最好卖的书，是税务类的读物，只要是专门出版社出的，摊下去，有一本卖一本。依权卖书，书肯定能卖出去，权大大卖，权小小卖。
这样的书卖出去了，但没法保证人会看。除非强逼着人家考试，而且专考你书上的内容。这样就太过分，即使开课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如此霸道，只要学生买了他的书，参考不参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时候闭着眼睛给分就是。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依权卖书，古人也干过。据清人记载，至少有两个清朝的官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强销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祁寯藻，一个是徐松。后者名头不大，但前者可是大大的有名，官拜一品，位极人臣。当日太平军起义，清朝上下束手无策，到处传败绩，只有湘军还能打几个胜仗。咸丰皇帝一高兴，就要赏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实职。祁寯藻在旁阴阴地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结果活生生把咸丰说得转意了，使得湘军的发展受限制了好些年，当然，太平军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于官做得足够大，即使在民间也很有名声，闹义和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坛口还有供他神像的。
不过，像祁寯藻这样出馊主意的人，为自己弄钱可一点不含糊。在江苏学政任上，让诸生，也就是众秀才买自己的书。秀才买，渴望做秀才的童生们就更踊跃地买。一省的学政不仅管着秀才，而且还负责主持童生的进学考试（院试），通过了学政这一关，才能进学回家做秀才。无独有偶，徐松做湖南学政也比着来，让秀才们买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苏地方富裕，人乖巧，买几本学政大人的书没什么大不了，买就是。可是湖南人倔人多，学政卖书的事被反映上去，都老爷（御史）一纸弹章，徐松的乌纱帽就丢了。其实，徐松还真是个不错的学者，所著边疆史地的著作是有分量的，尽管卖得有点强人所难，但买来之后还是可以看看。而祁寯藻的书，无非高头讲章，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写书是个雅事，但写了之后强人去买，就变成恶事丑事了。说起来，这样卖书挣的钱，比起从其他名目弄钱还是小数目，但无论古今，只要有人这样做，还是觉得恶心。为什么呢？有辱斯文。其实，清朝两个依仗权力卖自己书的人，似乎都不是贪官。祁寯藻的家我去看过，不过是一片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点的平房。祁寯藻自己说过，他们家乡山西寿阳就是有经商的习惯，新妇入门，给十斤棉花，让你自己织布去卖，辗转生利，以后就不再给你买衣服了，全凭自己。妇人织布卖，作为爷们，写书当然也得卖，不卖，不是白写了吗？不过在那个时代，做依权卖书的买卖，风险还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当初被人揭发，也许后来就做不了那么大的官了。
特权的庄稼
在清朝，满人基本上是吃穿不用愁的，因为他们有铁杆庄稼，男的生下来有粮饷，女的也有脂粉钱。武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满人，入关之后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多少心有点虚，刻意保持满人作为武装集团的特质，不让他们生产，只许当兵，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养着满人，也包括蒙军和汉军八旗。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按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一两五钱银子，两斗半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和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得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的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人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人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私人关系，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人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之前，粤海关的监督跟崇文门税监类似，都是满人大员和家人的禁脔。
但是，钱来得太容易了，没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一般的八旗兵和他们的家人，花钱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吃穿用度全赊账。赊账买东西贵，他们不在乎，反正一开支就把钱送到铺子里去。实在没辙了就当当，当完了，就借钱。所以，八旗兵将的债务就永远都没个完。实在背不动了，皇帝老子就替他们还，还了人家还借。因此而穷困潦倒者，比比皆是，但人家就这么过，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田庄和肥差的满人大员，也照样不拿钱当钱。田庄交给管家，最后没有什么收益，也就不了了之。像崇文门税监这样的肥差，上上下下都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收点固定的银子就拉倒。总办、帮办这样的位置，也是旗人坐，他们把事都交给包税人，所有的税收都任由包税的中饱。一任干下来，包税人最肥，分局的比总办、帮办收入多，总办、帮办比税监收入多。至于粤海关，由于是洋人收税，海关监督都是摆设，但旗人老爷连摆设都不乐意去摆一下，找人替他们干，自己拿点银子就算拉倒。那个时候，凡是围着旗人的汉人都挣了钱，就像某些专门挣公款吃喝钱的商家一样，这样的钱好挣。
人关两百六十年，旗人不事生产、不管经营，已经成了风气。无论穷富，官大官小，是否皇族贵胄，谁要是买东西讨价还价，就让人看不起，谁要是琢磨挣钱，操心经营，也让人看不起。以至于民国了，某些旗人也开了铺子，跟人说起来，必定一副不屑的样子：我那是玩呢，谁拿它当买卖了。清末新政，崇文门税监由主掌民政部的肃亲王善耆接任。善耆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不肯中饱，清除掉了包税人，也不许税务人员贪污。结果税收成倍增加，国家因此增收，商民的负担还轻了。但是，肃亲王在旗人中的口碑却差了。不管为了哪个，总之旗人就是不能算计，一算计，就让人看不起。其实到了清末时节，大多数的旗人过得并不好，吃不上穿不上的旗人比比皆是。但是，不肯算计、不事生产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庄稼。特权是个好东西，谁有了它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发大财。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腐蚀剂和鸦片烟，沾上了成瘾，人也就完了。
制度的内盗
明清时节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俗称与“贵、富、贫、武、威、贱”字相配。其中，户部是管财政的，油水最大。清中期以前，地方权力很小，即使督抚大员办事花钱，一文也需到户部报销。给报不给报，报多报少，户部的权力很大，但是，各部正经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对业务不熟，即使有心作弊也力有未逮，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胥吏。所以，户部的胥吏，在六部胥吏中最为神气。据说乾隆年间，号称是乾隆私生子的福安康，在皇帝面前被宠得一塌糊涂，到了报销的时候，也得贿赂户部的胥吏，不贿赂，就是不给你办事。
不过，部员也好，胥吏也罢，想要弄钱，都是从账上想办法。各地的银两真的解到部里，尽管看着白花花的元宝眼热，一般来说都没法打主意。户部的银库设管库大臣一员，由四个侍郎中的一个兼任，另设郎中（类似今天的厅长）一名做司员，具体负责，下面有若干胥吏做库书，最后是十二名库兵。库书不能进库，进库运送银两的只是库兵。库兵出入，另有兵丁严加监视。进库工作，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必须脱光衣服，全身赤裸。出库时，要跨过一条板凳，以示两腿之间没有藏银子，而且两手向上一拍，叫声“出来了！”，表明嘴里和手间都没有藏银子。
但是，尽管如此，清代的库兵还是可以偷银子，而且非偷不可。他们的偷盗，也是管库的胥吏操作出来的。其实，这些库兵都是胥吏们找来的。找来之后，不但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教育，让他们以偷银子为业，于得踏实、干得放心，而且要练习如何用谷道夹带元宝。所谓的谷道，就是肛门加直肠。找来合适的人选，让他们服用一种特别的药，据说服用之后肛门两边的骨头会比较软。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练习，不断地用东西往肛门里塞，把肛门和直肠逐渐撑大，直到可以自由塞进拿出，才算大功告成。练成之后，再利用关系把他们找来的人选补为库兵，然后就可以偷银子了。据说，每名库兵每天出库，可以带出八十两左右的银子。应该说，每名库兵在工作结束后，都会在库里往屁眼里塞银子，大家彼此都不回避。然后带出来，跟这些胥吏分赃。后来，据说某些管库大臣也参与此事，大家都分一份，具体偷的人，就是库兵。
这样日积月累，偷出的银子其实也不少。清代制度虽严，但依旧是个无法在数目上管理的王朝。点验是很麻烦的，而且点验的结果是很可能丢得更多。所以多少年来，从皇帝到户部尚书，大家虽然都有耳闻，但只能睁眼闭眼。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确相当超群。但恰恰在这方面，也显示得特别突出。《水浒传》中十字坡的孙二娘说过，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在那个时代，皇帝和大臣基本上都要喝胥吏的洗脚水。不管你怎样防范，总会有人想出办法来，破解你的防范，瓦解你的制度。对于库兵的防范，连跨板凳、拍手说话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还是被人用肛门给钻了狗洞。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制度限制特别在意，不仅规定详细，还屡下禁令，防范唯恐不严。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破解的招法总是略高一筹。再好的制度，设置之初都可以实行一段，效果还好，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直至制度完全虚设，土崩瓦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仅仅是王朝本身，更重要的是王朝的制度。每项制度都会经历一个从有效到流弊，再到瓦解的过程。相当多的人，似乎都是在如何破解制度限制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