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非不友好，他们也并非没有相同点。他们都失去过一个哥哥。两人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很宽容，除了在反共思想方面；两个人都曾做过二战的老兵。当肯尼迪于1953年荣升议员的时候，尼克松的办公室就在大厅的斜对面，两人渐渐友好起来。但很快他们的走廊里挤满了争吵不休的记者、充斥着电视机摄像头，这让年轻的国会秘书晕头转向，很绝望地瞥见这个单身议员被选为国会中帅气的男人。
1960年，在莫斯科同苏联总理辩论结束，凯旋归来的尼克松，因为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壮丽的事业而成为了总统候选人中最有希望赢得胜利的人。他仍然太过于在意外表的魅力。这符合他自怜的心态。当沃特尔·克朗凯特问他关于为什么有人不喜欢他，这个令他尴尬的问题时，尼克松让这个前提听起来理所当然，说这可能是他外表的问题。“哦，比如说，我从女性那里——当然有时候也从男性那里得到一些信，他们写信来支持我，他们总会问我，‘你在上电视的时候怎么总是留着络腮胡子？’事实上，我并没有故意这样做。只是我在电视开播前三十分钟刮掉胡子，可是等上电视的时候胡子又有了。除非我涂上粉，就像我今天所做的这样。”
他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而那显然是不该说的话。
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9月26日，星期一，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第一次电视辩论，通过芝加哥的电视台直播。在民意调查中，肯尼迪落后6个百分点。在直播时，他第一个向尼克松发问，质问他是否会认同化了妆的艺术家的服务。他拒绝回答。（他最近在加利福尼亚的竞选中被晒黑了，他的助手已经帮他涂了粉底。）他的竞争者，也虚张声势，拒绝回答。
四周前在他例行的演讲中，尼克松曾经承诺：“要从现在开始，到九月八号之前，把这次的竞选进行到每一个州。”这次行动经过他的精心策划，目的是要在选民中形成一种印象，即把尼克松同软弱的艾森豪威尔区分开来。尼克松在南方各州开展活动，不过由于膝盖撞上了车门，引起了葡萄球菌感染，他的医师让他在医院待了三个星期。报纸的社论员不停地催促尼克松的竞争对手采取措施，在三周之内结束竞选。然而民主党却向尼克松发去了慰问信。在欠考虑的情况下，他继续在各州活动：第一天，他去了马里兰州，印第安纳州，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第二天他则去了俄勒冈州和爱达荷，然后顺道去了一趟加拿大。第二天，在大福克斯和皮奥里亚市来往的时候，他患上了感冒。接着，他在雨中穿过沥青路，熬夜飞到路易斯安那，只睡了三个小时，就坚持去接见一群怀有敌意的民主党机械师，感冒因此而加重了。接着在新泽西，他不得不压着嗓子说话；然后他跌跌撞撞去了洛亚诺克，这样一来，在他原本就写得满满的医疗表上又增加了一条：高烧。他黎明前又乘飞机穿越了半个大陆，去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这次的发烧让他在旅途中多了一些“享受”。
当辩论的日子渐渐临近，尼克松开始服用有安眠成分的抗生素，却仍旧无法入睡；他喝了大量巧克力奶以增加体重，却依旧日渐消瘦；他的脸色越来越差，脾气越来越暴躁。他看起来糟糕透顶。他的幕僚为他安排了模拟辩论，他怒吼说知道如何辩论。他被这件事情搞得精疲力竭。“现在的电视辩论不再像1952年那样有用了，”他告诉记者，“人们的新鲜感已经退去”。
而此时的肯尼迪却像苦行僧一般做着准备工作。在生死对决前的那个中午，他刚刚完成了最后三场高强度的模拟辩论。在此期间，他打了一个小盹，层层叠叠的索引卡片就铺在他身上，像是一床安全的厚毯子。
在肯尼迪休息时，尼克松则在另一群充满敌意的人面前实施他的竞选策略。他的电视顾问情绪暴怒，随着辩论时间的临近，这种情绪愈加强烈。他们离他太远，无法帮助他把辩论格式变得简明扼要。尼克松也仅仅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亨利·卡伯特·洛基，以寻求帮助。
时间到了。为了安全起见，候选人的车直接开进演播大楼。有人感到很奇怪，到底是什么让尼克松分神了，以至于他在出车门的时候把他原本就不怎么好的膝盖再一次撞到了车门边缘。他的面部表情被记录了下来，媒体评说：“他脸色惨白。”
肯尼迪从他的车后现身，后来有人回忆说，他看起来就像是“阿多尼斯美男子”。他穿了一件长袍，为了保持自己的外套整洁干净。他踏上阳台，阳光在他的皮肤上舞蹈，他来回踱步，周身散发着能量，他用自己的拳头捶打着自己的掌心，像一个挑战者。
在另一个角落，占统治地位的重量级辩论冠军，加入了比赛——
尼克松的手下曾经祈求他让他们给他买一件新外套，他很固执地拒绝了。一名随从给他的脸涂了厚厚的一层妆，为了遮住他一天之内长起来的络腮胡子。这种让步毫无疑问要归功于赫布洛克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那幅臭名昭著的讽刺漫画。他们曾经让尼克松的“五点钟阴影”成为了全国的笑柄。
安迪·格里菲思缺席了这期节目。一组记者介绍了自己，然后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霍华德·斯密斯拖长了音，开始讲话：“今天的讨论，是我们四期连续节目的第一期，我们决定，今天的议题主要集中在美国国内的问题上。”他让共和党进行开场陈述；民主党人开始发言，形象高大，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杯放着吸管的鸡尾酒。
“我们今晚讨论的是国内问题。但我不想让这个成为一种暗示——我们不会为了生存而与赫鲁晓夫直接竞争。”肯尼迪一方面遵循了这次竞赛的规定，同意只讨论国内问题，但却又谈到了尼克松未曾准备的外交方针，这一招十分有效。他让尼克松必须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满口脏话，让他看起来似乎在逃避；要么就让肯尼迪赢得这场辩论。
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做，那就是反击。有人怀疑，这与他接到的一通电话有关。他接到了亨利·洛基的电话，他是来自波士顿的世家弟子，作为一个达官贵人，尼克松一生都在与他们斗争或他们磕头中度过。洛基在电话里告诉尼克松，让他“扫除暗杀者的形象”。遵循这条建议，就要求去掉那些让理查德·尼克松自1946年以来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的所有天性。但是现在他在竞选总统——自由世界的领袖。
他曾经以一个政客的身份参与竞选，以一种贤人的形象参与。朋友们建议他诽谤对手信奉不受欢迎的宗教，对于自身健康问题的撒谎，对于婚姻誓言的不够慎重。尼克松放弃了。他决定要像一个绅士一样辩论。
肯尼迪开始对美国在与共产主义对抗时候的进步进行评价，节奏抑扬顿挫：“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于我们所取得的进步颇感不满……
“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我想它还可以更伟大；这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是它还可以更加强健……
“我不满于钢厂半数的生产能力遭到闲置。
“我不满于去年美国那相比于世界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国家都是最低的经济增长率。
“我不满于当我们坐拥价值超过90亿美元的食物，其中一部分正在腐烂时，却仍未能将饥饿从这个国度驱除。”肯尼迪的感情愈发强烈。
“我不满于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两倍于我们的事实。
“这些都是可以改进的，以便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强健或稳固。
“问题在于，自由能够在经历最严重的、我们现在永远无法预知的打击之后，依然存活吗？我想一定可以的。我想最终会明白，这只取决于我们此时此刻，在这里，我到底在做什么。”肯尼迪用这样的句子，穿透整个演讲台。
“我想，现在是我们美国人行动的时候了。”
他自信满满地大步迈向他的座位席。
有一阵子，理查德·尼克松是懂得如何应对这样的策略的。当阿德莱·史蒂文森在1954年做类似的演讲时，他拿“他用暴怒袭击了美国的经济体系”的评论来回应。他原本也可以逼得肯尼迪退回守势，但出人意料地，尼克松认同了肯尼迪。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认同肯尼迪议员的发言”，他以这样的句子开始了他的演讲，“除了这个国家无法存活的假设，别的都没什么问题。然而他所表达的，不过是他对于所服务的政府的一种批评。我完全认同肯尼迪议员今夜所表达的精神，那种美国应当迈步前行的精神。然而他演说的基调是阴郁的、技术性的，今夜的他，就像是在中学初次登台辩论一样。于是今夜我们听到了‘我们去年的经济增长位于各工业国家之末’之类的断言，然而去年我们只是凑巧遭遇了衰退而已。”
画面镜头刚好切换到约翰·肯尼迪脸上，这张脸瞬间填满了美国所有的电视屏幕。这张脸实在是没什么可挑剔的，找不出任何显而易见的瑕疵。而当特写来到尼克松身上时，你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书了：让人不快的眨眼（这让他显得傻里傻气），和深深凹陷的面颊（一边比另一边更深，还打着歪斜的领结带）。
尼克松把话题转移到了自我怜悯，“我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失业代表着什么。”
或许来自ABC电视台的鲍勃·佛莱明在问答环节的开场白只是出于同情，他给肯尼迪提供了一个更咄咄逼人地讨论尼克松竞选纲领的机会，他说：“副总统在他的竞选中数次提到你的天真与不成熟。”这种问题当然极其容易打发。“副总统和我在1946年一起来到国会，”肯尼迪回应道，然后很快使辩论向着他的意愿发展。“我认为问题是，嗯，我们倡导的是什么计划，我们所领导的党有着什么样的历史。”
“我来自于民主党。在这个世纪，这个党曾经出了威尔逊、罗斯福还有杜鲁门这些人。尼克松先生来自共和党，他被共和党提名了。并且，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共和党的领导人一直反对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反对为年老人提供医疗保障，反对田纳西大峡谷的开发，反对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镜头现在转向尼克松，他的下巴上沁着一滴汗水，像一颗大大的白珍珠。他的眼神慌张地移动着，最终定了下来，他现在的表情只能被描述成“怒目而视”。他的麦克风，因为某些原因，像刮黑板一样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他透过这个麦克风，嘟囔了一句自以为是的回答：“我不发表评论。”然后他咽了一下口水，麦克风把这个声音也放出去了。这一吞，世界都听到了。“今晚我替尼克松的母亲感到遗憾，”罗斯·肯尼迪夫人后来评论说。
戈德华特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尼克松告诉媒体，他支持戈德华特的任命。
第二周，尼克松告诉密歇根的共和党人：“如果将我任命为党内的候选人，约翰逊先生该会预料到一场恶战了。”随后，在克利夫兰市的全国州长会议中，他为密歇根的乔治·罗姆尼州长的一份草案游说，并断言对戈德华特的任命将会成为该党的悲剧。罗姆尼宣称他对此毫无兴趣。尼克松参加了属于共和党州长的早餐会，这些筋疲力尽的州长们都为安排组织戈德华特的行动而忙碌不已，彻夜未眠。
尼克松要求获得一个议员席位。他宣称他将欣然接受质询。经历了一场令人焦虑而难堪的沉默，人们才意识到尼克松是在期待他们邀请他参加总统竞选。
据报道，这段沉默持续了整整十五分钟。
他告诉同一个记者，他从他在早餐会的运作中，刺探到一种“强烈的兴趣”。
五月，来自拉特格斯大学的一位名为尤金·热那亚的历史学教授宣称，“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学者，所以我绝不惧怕或者拒绝即将到来的越战的胜利。我欢迎这一切的到来。”美国的军团派呼吁他应该躲起来。信托委员会则拒绝仅因为这位终身教授在课堂之外发表的言论便将其解雇。属于越战鹰派的民主党主席理查德·胡弗斯拒绝插手。而他的对手，议员韦恩·杜蒙则陷于顾问们的“少花点钱”的劝解之中，远远构不成威胁。此时民主党人嗅出了“尼克松式的”机遇。杜蒙将这位教授作为竞选策略的核心，雇佣这位大师来助己一臂之力。12月24日，尼克松在莫里斯镇加入了杜蒙的麾下，并表现得好像他仍旧要去听乔治·史玛莎关于戏剧与六十岁老人的课。
“我并不想追问热那亚教授到底是有权选择隔离还是融合，是选择自由恋爱还是保持独身，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和平年代的政治动乱。但是美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
“如果每个人都欢迎类似于二战中**式的胜利，需要做什么就显而易见了。领导人将要借助政府的干预，将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固置于个人的安全之上。”
给别人扣上“赤色分子”帽子的粗野故态复苏，让尼克松休息俱乐部的朋友颇感不快，这无疑是他们复兴“老尼克松”形象工作的巨大障碍。这些工作甚至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休斯赢了，大部分人在民调中声称，他们对于尤金·热那亚闻所未闻。威廉·萨菲尔开始着手于损坏控制工作，他起草了一篇关于学术自由的演说，为尼克松曾经受邀请的罗契斯特大学荣誉职务奔走呼告。
尼克松为《纽约时报》写了一封又臭又长的信，事实上，他在信中为保存学术自由而进行辩护，“以对政府体制的防御来保证个人的演讲自由”。莱恩·加门特则意识到了一些根本性的事务：富兰克林社成员认为他们已经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尼克松。但是这些富有艺术成就感的，周旋于“新老尼克松”形象的伎俩，对于了解尼克松的形象至关重要。而尼克松恰好看到了这样的能使正派人物震惊的机会，他在新泽西表现得像麦卡锡派人士。
“我受够了他们该死的诡辩！”尼克松愉快地看到绅士们因为被强加的某种东西，而显得不知所措。“我知道在场的各位，也包括那些不在场的人们，还有在你们背后的人，不会喜欢这些鬼玩意儿，但总有人要承担。”
尼克松注意到，各种专题讨论会、抗议活动、游行示威以及基层民众的强烈反感情绪这一类事物正初露端倪。专家们在一切适合的杂志中，将“青年”这个名词推崇为神秘主义者某些美德的源泉，尼克松这位走上坡路的六十来岁老人的化身，以及由殉道者约翰·肯尼迪助产的独一无二的理想主义者。它足以引起任何一位“正统人士”的憎恶感。没有共和党人可以在不吸引民主党人的情形下赢得总统竞选，民主党人占据了投票者中的大多数，《时代》杂志将这一点看作是尼克松最沉重的责任。老实说，哪怕尼克松能稍微诱惑民主党人的投票者的念头都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这位走上坡路的六十岁老人的身上开始出现新的趋势，普通人中开始出现新的一派，他们处于与旧有的忿恨相同的情绪，为一种新形态的傲慢无礼所烦扰，开始屈尊俯就与富兰克林社成员——新自由派主义者似乎开始宣称，那些烧掉他们邻居房子的黑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无辜的，正如我们曾经看待阿尔杰·西斯那样，在国旗上吐痰的大学生则比“你”时髦得多。
或许，那扩张正派人士圈子的议题，最终甚至促进了与民主党自身的结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