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好还只是小事，偏偏他头脑又非常好，几乎每次他在课堂发言，大家都觉得讲得太好了，很多人甚至开始记笔记；我们要看三四个小时的Case个案，他不到一个小时就能看完，并且讲得头头是道。脑子好有钱又帅，这也就罢了，这种男人不少，多半性格使人讨厌，偏偏他做人又非常谦虚有礼、圆融可爱，英文叫做“Smooth”，让别的男人想批评他，嫉妒他，也找不到机会。有一次到餐厅去吃饭，没有空位了，他走进去和女服务员聊天，软语哀求，最后女孩子收拾出来一个角落，专门从厨房搬出一张桌子，铺上一块白桌巾，让我们坐下，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圆融可爱、让人无法拒绝的人。
哈佛MBA不仅教人赚钱，教人做事，更多的是教人做人。这点非常特别，让我印象很深刻。
每课必须有一部分人不及格
哈佛MBA第一年的读书压力特别大，每课都有Forced Curve，也就是规定每课必须有一部分人不及格，大家都满分，你99分就不及格了。而且很多课没有考试，50%~70%的成绩来自教授的主观评分。
什么是主观评分？哈佛MBA的特点是所有课程都是以案例教学，每天课程中教授会通过问问题、回答问题，带着大家讨论，引导大家互相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授会评估你的参与度如何，对大家的学习是否有贡献，等等。但完全是他的主观判断。他认为你好可以是满分，觉得你不好就可以给你不及格。
我记得有个教授特别凶，开始没多久就打算杀鸡儆猴。他选了坐在我前面的同学针对昨晚读的个案开题：如果你是总经理，你会如何销售这个产品？这位同学刚回答几句，教授就打断他说，你讲的完全不合理，你有没有考虑过别的方法？那位同学答不出来，就僵在那儿。教授故意不急着问别人，只是瞪着眼看他。
坐在我的位置，可以看到那位同学拿笔的右手开始发抖，当时教室极其安静，可以听见他的笔打在纸上的声音，还可以看到他额头侧边的汗慢慢流下来。过了好几分钟，教授才点了别人回答。
那位教授很坏，应该是想在头几节课来个下马威吧。当同学发言后，他时常会问大家：谁知道他讲的哪里有问题？大家就会举手发言批评，每到这节课，大家都特别紧张。
几乎每天晚上两三点钟，所有宿舍都还灯火通明，因为每天要看两三个个案。比如在会计学课程上，还没有上过课，第一个个案就要我们分析公司的财务，到第三节课就要制作财务电子表格了。在这样的压力下，有一位非洲来的同学就自动退学了，蛮可怜的。他是他们国家的一位银行高层经理，但是从来没用过计算机，所以完全没办法适应，就读不下去了。想想看，能进哈佛是何等开心，但如果中途被淘汰掉了，回去之后对所有长官、同事、下属、朋友、家长怎么交代，这个压力很恐怖。
由于我在大学是学电机计算机的，那时的英文仍远不如同学们，因此读书压力更大。平均一个个案要准备3小时，然后还要小组讨论，以备第二天教授和同学们的挑战，所以基本上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上。
辩论与朋友
但是这种辩论式的学习方法，对于我的思考也有很大的帮助。像我曾经选修的第三世界经济课，我和老师之间就有过激烈的辩论。那位老师是美国人，而美国人经常会用自己的逻辑和道德标准评判第三世界，当时我有一个受到父亲影响的观点——贪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实是个润滑剂，很多事情没有它就动不了，所以不能简单本着道德观反贪，而是要分析根源，再慢慢用制度来规范它。
虽然我的家族几代以来都是极度清廉的公务人员，但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的道德观有多了不起。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贪污，一定是权力不清楚，资源分配不合理，制度法规不透明，不公开，等等。要去找原因，而不是批判。举例来说，如果飞机不论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的价钱都一样，走后门就肯定盛行，一定会有人塞钱，有人拿钱，这就是制度体系不对称所造成的。
如果不去找根源，而是一下子把贪污全掐掉，润滑剂突然没有了，有的国家政府运作就可能会大幅减速，甚至于停顿，并带出很多新的问题。当然，放任贪污自流肯定是不成体统的，重点是处理时要有次第，有时间性，找到根源，再配合道德观的力量，国家民族的使命、愿景、尊严，甚至用高薪养廉，和其他很多东西加在一起，慢慢扭转。我和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辩论，到最后他仍然觉得我不对，还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等到我再回辩的时候，他转头找了别的同学继续讨论了。
那节课结束之后，至少有十几个同学专门写了字条给我说：你谈得太好了，我们非常认同你的说法。好几位都成了我很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后来成为麦肯锡台湾的负责人、摩托罗拉的策略长、Skype的总裁。他后来也练习开发觉性，并且有很多境界，相当特别。一次他向我父亲请教该如何修行时，我父亲教了他“禅睡”的方法。禅睡是一种帮助人能在5分钟左右达到30~40分钟睡眠的方法，对忙碌的企业家特别有用。大概一个月之后，他来找我，想好好谈谈。
原来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台湾敦化北路麦肯锡最好的办公室里——禅睡的时候，身心突然分开了，心离开身体到外面去了，然后又回到自己身体里。第一次他以为是幻觉，第二次他也只是觉得奇怪，第三次他离开身体以后，专门穿过门，出去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并且记住，回到身体里之后就赶快再开了门出去验证，结果他发现刚才看到的都是真的。
他说他体会到人的确好像有一个“心”或“不动的觉性”是存在于肉体之外的。肉体好像是个房子，心或觉性住在里面。他问我是否就是这个东西在轮回。我说可以这么说，但更重要的是，如果轮回存在，那么几万几亿生生世世下来，很可能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师长、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若体会到这点，人生观肯定会得以改变。
当时我们计划要在千禧年举办一个大会，邀请国际的大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以及有证悟的修行人，一起来专门探讨这类的问题。比如，如果轮回存在这个观念被证实并被普遍接受，对企业、经济、教育以及人类社会的制度，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如果不少日本人曾是中国人，有些中国人曾是美国人，我们的做法和想法会不会不一样？如果地球上70%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对全球和平又有什么影响？
当时我们开始联络了一些人，也打算邀请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南非总统曼德拉、俄国的戈尔巴乔夫、苹果的乔布斯等人，我们还一起拜见了一些大修行人，并向父亲报告了这件事。不过可惜那时我的修行没有到位，因缘也没有成熟，所以这个大会没有开成，但我认为未来还是要做的。
还有一位有趣的同学，也是那堂课之后熟悉起来的。他是高盛证券出来的，后来也在麦肯锡工作多年，之后自己开了三家公司，都很成功地卖掉了，现在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执行长。他告诉我他见到外星人的经历。那是他在高盛的第二年，一次他和三位朋友在Route 1上开车，Route 1是美国最东边的一条国道。他去找加油站的时候开车开岔路了，到了一个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看到路旁有光，停了车去看，结果看到一个飞碟，差不多像房子那么大，两个灰色的小人站在外面，他们四个人当时傻掉了，那两个小人一看到他们，就走回飞碟，无声无息地飞走了。他说他从来没和别人讲过这件事，怕被人嘲笑，他说：“我认为你应该会相信。”我说：“是啊，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和生物，通过禅修，有时会遇到那些很不一样的生命体，知道宇宙中不仅仅只有我们人类而已。”
小趣事和我在哈佛的外号
在哈佛第一年，教室是固定的，不同课程换不同的老师，我们班的学生有70人上下。那一学年大概500人，我应该是唯一一个台湾去的，同级的还有两位大陆来的，不是很熟。
第一年暑假我已经开始学佛了，参加了几次连续七天的禅修，开始对心灵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认识。我那时就觉得佛法不像是个宗教，而是一套让人了解内心，甚至宇宙和生命真相的科学实验手册；佛陀也更像是一位超级科学家，找到了帮助人离苦得乐的配方，教人如何一步一步，以自己的身心做实验，开发潜能与智慧，亲身体悟生命的实相。
在学习方面，第一年刚从“Work Hard，Play Hard”的状态进到哈佛，虽然大部分时间在读书，但也还会偷偷溜出去玩，上课偶尔也迟到。因为之前做分析员赚的钱不少，开了台小跑车，穿的是满身名牌，连红利每年都有六七万美金，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很不错了。
那时同学们给我的外号是“The Evil Doctor Chen，邪恶的陈博士”，和多年后许多欧美大家族称我为“Happy Buddha，快乐的佛”，真是天壤之别。
有一段时间我跷课太多，一天，我上课迟到，趁老师回头写黑板时，偷偷从后门进去，走过教室里一排排的阶梯，溜到我的位置坐下的时候，老师刚好写完黑板回过头，突然个子最大的两个从军队来的同学——海军陆战队员和坦克大队长——冲过来把我抓住，说：“你是谁，哪里来的，我们没见过你。”把我扛起来拖了出去，全班大笑。我们班是非常可爱又幽默和谐的。
前半年很辛苦，后半年课程压力小了，大家也熟了，到星期五的最后一节课，通常课还没有开始，香槟酒就已经准备好了，摆在桌上，下课前半小时，老师会说：开瓶吧。然后大家就开始喝酒辩论谈个案，特别开心。
我们还有一些评奖，每星期都要发好几个不同的奖项，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奖，一个叫鲨鱼奖，一个叫Chicken奖。鲨鱼奖发给本周最不客气地攻击别的同学的人，比如别人刚做完报告，他马上就举手说这个分析不对，然后猛烈攻击，让人家无地自容，这样的人就会得到鲨鱼奖。每周都会选一次，有几个人很坏，经常拿到鲨鱼奖。后来我听说有的班上几乎全是鲨鱼，如果在他们班的话，日子可能要苦一些了。
Chicken奖基本上是胆小马屁精奖。由于70%的成绩都来自老师的主观评分，所以就有很多人专门讨好老师，Chicken奖就是发给这种拉下脸讨好老师的人。另外一些奖，比如跟屁虫奖，别人回答完问题，他就在旁边举手发言说：我真的是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讲的真是非常好。如果总也不讲话，老师就对他没印象，于是这些人就想方设法插一句话进去，说了这种完全不知所云的，对讨论内容完全没有贡献的话的人，我们就会发一个跟屁虫奖。
大学时候我一直不擅长闲聊天，所以大家谈打球、游玩、喝酒、跳舞之类的话题，我就不知道该谈什么，所以朋友不多，像个书呆子。但是在哈佛，大家的谈话都有主题了，我就有话可聊了。尤其是第二年，我开始认真交朋友，时常专门请一些我觉得有特色的同学单独吃饭，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家族，这种交往所带来的学习是很深入的，别人也会觉得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在哈佛受到的很多训练让我受益一生，比如演讲的训练。现在我已经演讲过几百场了，最多的有三四千人，还主持过电视节目、广播节目，都没有怯场过，但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哈佛有一节课叫“沟通”，其中最重要的课程内容就是上台去做一次报告，老师和同学们当场评判，有一台摄像机全程拍摄，事后再和老师一起看录像检讨得失。我当时讲完了以后，老师就问：“大家觉得讲得怎么样啊？有什么建议？”同学们争相举手，使我很紧张。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同学，这家伙真的很坏，板着脸，很客气地说：“我给您一个重要忠告，建议您以后上台演讲的时候，把您的笔记写在一张小一点的硬纸片上，而不要拿一张A4的大纸。”
我说：“谢谢您的建议，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你拿着大纸片发抖太明显了。”
全班哄堂大笑。印象中他得了那一周的鲨鱼奖。回头想想都是些蛮好玩的经历。
有点遗憾的是那时候我英文不够好，虽然在普林斯顿也拼了四年英文，但我智慧未开，英文离现在有很大差距。如果英文再好一点，在哈佛会学到更多，也会交到更多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