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由于经济连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得进行调控。上一届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调控房价、地价等。为什么呢?这有个宏观环境。美元进来了、顺差进来了、外国投资进来了。美元在中国不能花,花人民币要跟谁兑换?当然是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美元在手,怎么在中国做生意?这就需要在外汇市场把美元投换成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就产生了一个政策目标—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在中国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税、买电,都是用人民币,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出口,要美元起价,所以,人民币对于美元升一分钱,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就上来了。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聊过一次。他说他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收入来自国际市场,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影响很大。由于华为的设备在全球的生产基地还是中国,成本是人民币做,产品是美元计价。人民币对美元一升,那么,中国政府、央行就要维持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的稳定。维持这种稳定就有代价,什么代价?进来1美元,你说我汇率稳定,7元对不对?那7元人民币就出去,你要变成6元出去就是升了。可是如果一天进来好几十亿美元,每天这样进。所以,我们大量的基础货币,去同商业银行换汇,就变成了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一条线地往上升,看起来很好。朱镕基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来了以后搞了汇率并轨,一年增加320亿美元,这就是500亿,后来很快就是5000亿、1万亿、2万亿、3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主要都卖给央行。央行拿什么买?拿基础货币买。这样,基础货币就进入了市场,中国就进入不差钱的时代。货币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问题的。货币供应超过了商品、资本、服务的增长,物价就上涨。这个热那个热,这个涨那个涨,这样就需要调控。不调控,好多中国人就不好过,因为他们工资没有涨,消费没有增长怎么受得了。而调控,在我们这个正在转型的体制中,说是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因为中国是个政府非常强势的经济体,一调控,行政部门一起上,一个部委发文件不管用,五个部委联合发。增长太快出问题,就要勒着,要控制房价、控制地价等。我们的行政控制就是要进入经济体,但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滞后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宏观稳定要加强调控,到了下面的部门、处,这些就需要各种审批,不要小看审批这个事情,这是会上瘾的。
这是我们国家“高速增长”当中的一个代价: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高速增长没关系,可一下行就发现:到处装着刹车、吸铁石,到处都在消磨企业家精神。由于过去穷,不办企业不可以;而现在生活都过得去,办企业太麻烦,企业家的斗志就下降了,企业家精神就衰减了。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像中国这种经济,如今改革改了30年,我们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为主,而银行就是债权。这个“债权为主”的经济,上去、下来都会放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债务是一个杠杆。经济热的时候,大家对未来都是看好的,借贷需求非常旺,物价都在涨,物价减掉以后,真实利率是负的,谁借钱谁合算。借了钱买房,房价涨得都会超过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这个道理。借钱买资产,资产涨得快,是很合算的。这个杠杆作用在好的时候会放大,而坏的时候,物价指数一下来,名义利率哪怕不变,真实利率就迅速转正。这是现在很多企业和地方表现困难的根本原因。股权为主的经济体,没有这个问题。股权这个东西,放进去不能退,好就分红,不好就一起赔,这是“股权为主”经济的特征。但我们是债权为主,好的时候会加倍好,而差的时候呢?最近很多行业财务成本上升,所谓财务成本大部分就是还债。很多人为什么跳楼了,就是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借了这么多的钱。他们忘记了市场好的时候借钱是很划算的,但市场一翻脸时才发现借了很多的钱。因为曾经利率是负的,而现在利率转正了,很多的行业、企业都被顶得很难受。
所以,以上这三种力量把中国经济拉下来了。
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块石头”
而中国经济一被拉下来,三大块石头就浮出水面了。这就是我在2012年11月所做的判断:水落石出。
第一块石头是成本。成本就是企业的开支,问题是什么时候开支?钢铁企业库存什么时候买的?都是大家看好的时候买的。即使钢价、矿石价还在涨,但涨也有人买。等到钢铁价一下去,过去买的库存就能顶死企业。如果是借钱买的,那就死得更快,因为要还息。企业是什么时候雇的人?在大家抢人的时候雇的,工资肯定高,工资不高,人就不会来。但当你的产品的销售量下降了,你能马上削减工资吗?这是很难的。因此,成本是第一块石头。
第二块石头是债务。由于债权合约都是在形势好的时候签的,随着真实利率的转正,债务就成了第二块石头。
第三块是过剩产能。市场好的时候,就会出现抢货,你上,我上,国家也上,国务院开会讲7大新兴战略行业。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个传导机制,怎么可以这样来定事情?聪明的农民,县长让他种什么他是不种的。可是,面对大项目时我们还是一起上,好产业都做得不好了。其实,是市场和政府两个力量一起推动了过剩产能,等到市场翻脸,外需没有了订单,可钱已经变成社会的了,这时你是撤还是不撤?你是停还是不停?有的行业还有连续性,不能随便说“没订单就关门”,所以还要接着做,这是很难受的。
以上这三块石头,就把国民经济顶住了。
变被动为主动:消化资本、重组债务、消化过剩产能
那么,这个时候,宏观经济要怎么应对?
首先,就是要知道“高位下行”是由不得你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审批制度改革”来控制一些因素,这种变量是在中国内部。然而,外需不在我们的手里,是由不得我们的。“欧债危机”这个冲击力什么时候好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则是在刚刚有一点起色后又不行了。美国在困难的时期,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造业逐渐在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中国的相对成本变化让很多美国公司回到本土去了,这就是新的全球格局。
我们需要改革,但改革没有那么快。国务院已经很着急,开始放松审批。但企业问,这对他们有影响吗?回答是没有影响。国务院已经宣布去掉了几千项,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剩多少项。企业要跟剩下的去打交道,经常是把含金量小的放放。总的来说,改革不会是那么快的。
如今的这个既得利益,中央做了决定,国务院也推行,然而这样的大国要实现“政策落地”,还需要一个过程。至于“真实利率”,这一把刀是很厉害的,这个需要经济学家做大量研究。
至于通缩,通常市场一翻脸就由“通胀”变成了“通缩”。20世纪90年代我们遇到过一次,通货膨胀达到24%,朱镕基大刀阔斧杀通货膨胀,在1997年突然开始出现通缩。这是什么道理?就是我们这个基本的金融结构里有一个问题:过度依赖银行债务。我们说要发展股权、发展资本市场,目标提出来了却没有落下来。现在,直接融资占整个社会总融资的比例没有比20年前增加多少。那这个经济结构遇到波动,就会有派生的情况出现。所以,难受是肯定的。
有几种措施,可以把我们国家从这种情况中拉出来:第一,消化资本;第二,重组债务;第三,消化我们的过剩产能。
现在,很多人的经济预期都很有意思,一看情况不好,觉得什么都不行了,这种预期就会互相传染,悲观情绪就占主导地位。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很茫然,实际上是看错了时机,很多人认为不好的时候,反而是投资的时候。对此,要冷静地分析。
对外升级:新兴市场大有可为
从全球角度考虑,发达国家的市场一时还不会回到2007年以前,这个判断大概不会错。
但是,在危机之后,全球的总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兴市场的份额大幅度地提高。最发达的7个国家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7个最厉害的新兴市场国家放一起,总量哪一个大?当然是后一个大。然而,我们的“外向经济”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还是习惯于最发达的那个市场,因为其购买力现成、出价高、基础设施完备、金融服务良好、物流非常顺畅。我们接单子生产,于是就成了世界的工厂。但很多新兴市场的特点不是这样的,比如有购买力但市场不成熟,要买货但基础设施不够、电量不够、港口不够、铁道不够等。所以,中国现在提海上、陆上两条丝绸之路,APEC会议宣布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就是个重大的战略。
新兴市场这个板块还是中空的,我们实际上铺了多少货在新兴市场?几年前我去印度看,那里虽天气很热但没几家用空调,这两年才好一点。面对印度这个空调的新兴市场,中国物美价廉的空调却没有打进印度多少。而在俄罗斯的市场上都是欧洲货,日本货、韩国货都少,就更不要说中国货了。面对资源广大的新兴市场,毕业生包括我们北大的毕业生却都看不上,一讲就是美国、法国之类的地方。华为是怎样打进世界的?怎么去阿富汗的?那里是会有炸弹掉下来的,是要死人的。我们真正在这些市场上去开拓、耕耘的商人还是很少。大学生总说就业机会少,今年700万毕业生的签约率看了让人焦虑。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我总说,下一个时代,是要小语种人才的时代。小语种的需求会急速增加,因为新兴市场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印度尼西亚有1亿人,这是很大的市场,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看不上。
因此,外需不是没有市场,在国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我们回想一下,1980年欧洲资本是怎么进入中国的?中国当时什么也没有,欧洲为什么借钱给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自由外汇,不是“中国借这个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而是全部用来买德国设备,这就是今天工业设备都是德国设备的原因。今天我们的4万亿外汇储备,就不能倒过来做吗?为什么不能做外方信贷?没有电为什么不能去建电站?没有铁路为什么不能修铁路?为什么不借钱给别的国家,倒过来做BOT(建设—经营—转让)?当年外资为什么跑到大陆来修铁路和高速公路?就是为了20年的收费权,20年后再送给中国政府。我们现在要重新复习“80年代初外国资本进中国”的那些经验,并将它倒过来用,来开拓国际市场,等待欧美市场进一步复苏。总之,我的看法就是外需还是大有可为的。
对内升级:改变观念,在冬天投资
对内我们说的过剩,是大路货过剩,与进口货同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改进品质,这还是有很大市场的。大家看看现在进口的情况:阿里巴巴网站上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为什么进口的东西多了?因为收入提高了以后,人们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也提高了。国庆节期间,我有一个朋友到德国去,回来带了一个双立人牌的指甲刀,那个指甲刀让我感叹:剪完以后怎么这么舒服?仔细看一下,它有两个弧度。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产品品质。而我们的产业想要达到这样的品质还早着呢。中国的制造,尤其是精密制造,发展空间还非常大。我们为什么要买进口货?那些东西中国人都是可以造的,只是品质要差一点。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好企业,比如华为,按它手机业务的发展趋势,过几年发达国家就会遇到麻烦了。
当然,现在可以改善的两方面是:一是对外升级,二是对内升级。对于国内市场,我们的空间布局还早着呢。今天,还有65%的总人口是农村户籍人口,其中17%已经到了城市常年居住。这样的空间布局里面,就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我们现在要学会的是“跑马征地”,也就是政府主导的这个“跑马征地”,要真正地让这些骨头挂上肉,变成城市生活,有无数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的看法是:当前是有些困难,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越冷的时候越是要调整预期。也就是要在所有人都说不好的时候,把未来谋划清楚;要在很多人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勇敢地决定投资;等人们都醒过来的时候,买啥啥贵,也就没你什么事了。很多人上在一个周期被咬了一口,被“三块石头”压得难受,想要放弃。但若真的放弃了,5年以后一定会后悔。因为这两个“海平面”,从100倍的差距缩减到现在,还剩下10倍呢。现在,很多人说“是人工把我们顶死了”,但发达国家怎么生产?苹果的工人什么收入?双立人是德国生产的产品,照样活下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要认清形势。当然,这一点国家也在进行部署,深化改革。然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界、企业界、第一线怎么认清现在这个形势,抓住这个战机。
所有优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然后准备下一步的。等到别人看见的时候,看见的就是5年以后的成败得失,5年以后的市场份额,5年以后的风光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