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5日,清明这天,修葺一新的将军墓迎来了首批祭访者。那一天,佘幼芝换上新衣,剪去了长至腰间的发辫,那发辫早已霜白。
墓修了,消去了佘幼芝的最大心病。若说还有啥指望,即崇焕祠了。慢慢,事情有了眉目,2002年初,北京市文物局拍板:重修崇焕祠,兼设纪念馆。
谁知,对佘家来说,有史以来最大的坏消息骤然而至:52号院的十九户居民全部迁出,另予安置,佘家也在其列。
晴天霹雳。它意味着,宅与墓、生与死、家与国——这场延续370年的精神组合,即要被剥离开了。纪念馆无疑是更时尚、更现代化的做法,但它却是对“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的粗暴拆解。于佘家而言,这是骨和肉的拆分。这等于把崇焕墓的“保姆”给驱逐了,把三百年前那个伟大的“遗嘱”
给杀死了。它光大了崇焕的名位和声望,却把崇焕墓赖以生存的土壤给剔除了。也就是说,两份同栖共生、浑然一体的东西,它抽取其一。在我眼里,这甚至有“买椟还珠”“杀鸡取卵”的味道,我把守墓这个“活”的精神行为看得比墓地更贵重,更有心灵的光辉和文化的延续价值。
无处安放的祖业
当然,官方并未把佘家完全撇开,作为答谢,作为装饰,拟聘佘幼芝为纪念馆顾问。这份荣誉,与栖息意义的“守墓”已有质别,它意味着佘幼芝及其后人,不能再以生活的方式进入祖宅,只能以客人的名义“回家”。
这算什么呢?文化拆迁?精神征地?
这不仅是个不平等条约,还是个缺少理性和智慧的设计。
佘家,不仅是为崇焕墓服务最久的生活“佣人”,更是其最天然、最权威的精神法人。佘家的忠义,崇焕的忠烈,还有什么比二者更能彼此诠释、互为注脚的吗?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精神组合吗?明明一家人,为何硬将之拆散呢?
为方便旅游吗?为弘扬文化和促成更大范围的公共消费吗?
那就更应维护资源的完整性啊。佘家故事,本身即一支独立的精神资源、一道罕见的灵魂风景,在当代,它比遗址更稀缺,更有资质成为“名胜”。
如果说,墓是物质遗产,那守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着的遗产。
我实在不解政府那个行为。难道仅仅为了易主?为了让墓地回归人民群众的怀抱?这样的物质归属和户主变更有意义吗?莫非在对方眼里,崇焕墓只是一处地产?
有段影像记录了这段日子的佘幼芝,画面中她泣不成声,伤恸至极。我理解老人的悲愤,她的人生就要变了,这个家族的人生就要变了。
老人一次次交涉、哭诉,希望奇迹发生,希望政府有所动摇,遗憾的是,对方与她一样,所有的耐心都基于一个固执的企图:说服。
我们的编导,用镜头见证了双方的一次对话,下面是一段语音场记——接待人:“时代变迁了,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也能变一变呢?”
佘幼芝:“别人的先祖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房子、地、金银财宝,我的先祖却不是的……这个忠义精神,如果说我要把这个守好了,那这就是祖先留给我的遗产。”
接待人:“所以说,我就想能不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住和看墓,不要给它混在一起,就是说这个不矛盾。你可以天天来这里头,天天来看,你晚上回家住,这儿有值班的,你也改善改善住房条件,别一辈子老住那个平房,你是不是也赶上享受一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东西呢?我刚才的那个词可能您不爱听,那咱换一个词,就是说我们不要叫聘,您就是终身荣誉馆长。”
佘幼芝:“如果政府需要我的话,我就回来,如果不需要我回来,那我就不回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地是国家的地,房子现在也成了国家的,如果说这个墓非要换给别人守,行不行呢?当然也行,但我的看法,那样它就失去了一种意义。”
接待人:“我想咱们目的都一样,你今天来跟我谈这个,也是为了把祠修好,咱们要方方面面考虑。第一它作为文物,现在是市级的,将来可能是国家级的,文物有文物法的规定……将来要是修出来,里头绝对是不能生火、做饭的,不能这么去生活。”
佘幼芝:“如果说您让我搬走的话,那就意味着不在这儿守墓了,什么叫守墓呢?形影不离,是吧?一直在这儿,我们先祖死的时候就这么跟后人说的。我们要辈辈守墓,一代传一代,也不回南方老家了,先祖的遗志到现在,已经第十七代了,时时刻刻在我们心里面。祖先不让做官,十七代了没人做官,但祖先让我们读书,为什么读书?读书好明白事理。”
……
搬迁,已是板上钉钉。考虑佘家有困难,文物部门用佘家应得的补偿款三十万元,又贴了四万两千元,帮其买了套房子。2002年5月22日,佘幼芝一家离开了52号,去了几公里外一个新区。
焦平,佘幼芝之子,2003年6月,遇车祸身亡,年仅二十九岁。这位佘家第十八代人的不幸,竟然又和守墓有关。2003年,广东东莞建袁崇焕纪念园,邀请佘家派人守衣冠冢,也许想弥补在京不能守墓的遗憾,焦平愿意前往。当时他在苏州打工,若去守冢,即意味着要在广东定居,正谈恋爱的他,希望和女友同去,于是决定先赴吉林拜见女友的父母,不料此行踏上黄泉。
2004年年初,纪录片完成前,编导再次探望佘幼芝,也许刚经历了丧子之痛,老人情绪非常激动——“我现在心里特别激动,别提这事,一提这事,我心里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在我孩子面前,在我先生面前,我怕他们替我着急,我也不敢难受啊,我就背地里,上厕所或者做饭的时候,我的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流……我总觉得这是我的遗产,他们说,房子、地是政府的国家的,但是守墓是我自己的遗产啊,他们不能剥夺我这个权利。我要求不高,我要求一点也不高,我要求在附近,哪怕给我一个半平方米的小房,叫我离那儿近一点就行,我出来进去的,我天天能看到它。我心里头疼,我这心都疼……我回去一看,野草丛生,草那么高了也没人剪,那里面什么都有,什么塑料袋、烟卷头,还有他们施工单位往里溅的白灰,我自己拿笤帚扫都扫不出来,一点一点往外抠。”(语音场记)
被充公的精神私产
不错,历史的主语是人民群众,但要说所有的精神资源都是从“人民”
这个大蛋壳里孵化出来的,那也太夸张了。许多民间精神的主体,并非人群中的多数,而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极少的零星和异端。
今天的督师墓园,至少有三层文化涵义:袁崇焕的政治操守;佘义士的行为伦理;数百年的家族守墓。以上涵义已构成三份精神资源,既各自独立,又彼此注解、互为知音。而且,其主体皆个人和私家,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和时代主流及世俗群像也格格不入。它们是以精神个案的身份被历史存档的。
三者同栖一檐,相依为命,共同塑造着一个大大的词:忠义。且一个比一个更递进,更有难度和挑战。尤其后者,那个绵延三百年的承诺故事,那场十七代人的誓言接力,更像个精神孤本(前者的孤独,只是时代的孤独,史上并不乏同类)。另外,在角色和功能上,后者还是前者的收养者和叙述者。
私以为,墓园至少应有三块碑:将军碑,义士碑,还有一块,我最看重的一块——守墓纪事碑。显然,当代官方是惯于“抓大放小”的,它对大人物、即第一块碑更器重。换言之,它对有形的古董更热心。
或许,它觉得家族守墓之行为意义不大,太陈腐,太务虚;或许,它觉得世上并无什么精神私产或文化自留地,一切美德和事迹皆属“人民”,应挂于“群众”名下,登记在“集体”功劳簿上;或许,它觉得由政府来收编民间遗存,才是文化的福音和正途,更符合现代逻辑和社会职能……真是典型的“人民主权论”,不仅实物充公,精神也要充公。在我看来,它至少疏忽了几点:首先,那份精神从来即“非公”的,根本谈不上回收,所谓的收,只能是征收、没收。其次,能被充公只有物理的东西,精神可不是随随便便能被易主的,除非想让那精神死掉;再者,它忽略了那精神依然活着,尚未断气,却急于以“烈士”和“遗物”的名义草草入殓、掩埋了。
说得专业点,它眼里只有废墟和石头,只有物质文化遗产,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最实际的馆藏角度看,把佘家剥离,等于流失了一支活的进行时态的精神资源,等于把园里最有魅力的景致给剔除了。残剩的,只是两座僵硬的坟头,只是文化的历史段落和物质部分,其活性标本和当代章节没有了(三个故事变成了两个)。如此,这个生机勃勃的园子将成纯粹的遗址,将成“断脉”的风景,只有坟头,没有人生和炊烟。
这样的眼光和决策让人沮丧。它不懂得放养蝴蝶,只会订制标本——用来裱墙。
退一步讲,我宁愿看到佘家对精神领地的主动捐献或弃守(虽令人遗憾,但毕竟体现了主权和自由),而非公权理直气壮、毋庸置疑的收缴——这自信和傲慢吓我一跳。在“私”转“公”的整个过程中,我没看到充分的商榷和平等的谈判,面对佘幼芝的央求、无力和叹息,公家似乎在做一件完全可控、毫无悬念的事,仿佛在宣布一项组织决定。彼此的“高姿态”和“低姿态”都刺痛了我。
官家真是太热衷“公有制”和“国有化”了,太喜欢用“人民历史”“人民创造”“人民归属”来覆盖一切了。只要“人民”看上的东西,总要想法子弄来,重新注册和署名。经过这样的产权变更,人们往往最终发现,那东西缩水了很多,价值流失了很多,要么变质了,要么蒸发了,要么失窃了。
是的,“人民”也会贪污,也会被贪污。
没了体温和炊烟,生活馆变成了纪念馆。活的,成了死的。
纪念馆往往是“炫耀馆”,炫耀我们中间曾分娩过某类人物、某种精神。
殊不知,那些人和精神,往往都是自己时代的反面,是人群中的另类、异端,不仅备受“民意”的排斥和奚落,甚至直接为其所害。
崇祯三年九月初七的刑场,“民意”是这样参与历史的——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张岱《石匮书后集》
这等于说,袁崇焕有两重死:一是死于权力,一是死于民意。
假如历史再给人民群众一次同样的机会,又能怎样呢?
其实,鲁迅的《药》和“人血馒头”,已给出了答案。
特殊情势下,一个人要想做对一件事,须依赖几个条件:一是信息来源的可靠;二是独立判断的能力;三是承担风险和牺牲的勇气。
尤其后两者,最为稀有。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在舆论黑夜里、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即使“摸黑”也能作出良知判断和选择。
佘义士的价值就在这。他凭的不仅是忠,不仅是对主公的旧情私谊,更有公共伦理的大义。在信息机会上,他和那些道听途说、迷信御告的百姓几乎平等,可贵的是,他使用了自己的见解,在群目失明之下,他有一种不盲从、不随众的判断力,可以说,他是史上第一个在精神上给袁崇焕平反的人。
最难得的是,在独立判断之后,他还有一种决绝的行动能力,不仅想,更要做。要知道,聪明人从来不乏,思考者也总有些许,而愿担风险的勇为者就不多了,何况灭门诛族的大风险。
最缺少的,即独立思考之后的行动者。
所以说,佘义士做的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公事。这件事,多多少少替历史挽回了一点面子。即便如此,若说佘义士代表“我们”,代表群众的“大多数”,那也让人汗颜,说明“我们”的脸皮太厚了。既然风险是一个人的,荣誉也应是一个人的。
佘义士是寂寞的,其家族更是寂寞的,非主流的。像其人丁一样,数百年来,这支队伍没有被壮大和扩充过,孤苦伶仃,形单影只。
我们既不是它的同道和亲戚,更不是它的母体和孵化器。
唯一的可能是:我们是它的对立面。
问世间,义为何物
电视片《佘家故事》中,我加了这样一段点评——“我们见过无数表白出来的忠诚,高呼出来的忠诚,但你见过三百年默守一座墓的忠诚吗?一个怎样的家族才能胜任这桩孤独而坚忍的事业?要知道,除了风险和无名的寂寞,命运和历史从未向他们许诺过什么;除了一份悄悄的心灵荣誉和自我器重,根本没什么犒劳和表彰在路边等着——任何事到了这份上,恐怕也就无人去做了。”
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做上几百年,难的是世世代代和一件事生长在一起。何况袁崇焕不仅是旧朝罪人,更是新朝宿敌,替这样的人守墓,堪称刀尖上的事业,前景黑得一望无际,实无出头之希望……我相信,单凭理念和信仰做不到这点,因为这最终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对生命本色和行动能力的考验。从认知到行动,有着漫长的路。认知或许能促成一件事,秉性往往轻易即促成一件事。而更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的思想和智慧越深刻、复杂,解释能力越强,其疑虑和犹豫即越多,做事所须理由即越多,选择空间和弹性亦越大,反而难以生成定力。
我想,在这件事上,起决定作用的恐怕是最简单的性情和家族传统,即被称为“基因”的那种东西。佘家血脉里,应有这样一些元素:虔敬而专注的天性,不疑和务虚的气质,遵守规则的本能,自我定义的价值观,目不斜视的埋头精神……这是一种有“原则”的活法,它单纯而谦卑,对认定的事物不放弃,它需要荣誉和动力,但不是来自外界,而源于内心的自我肯定。
或者说,它自身携带荣誉和动力,精神上自给自足。
相反,一个太务实、太骚动的人,一个东张西望、参照系太多的人,一个审时度势、算术力强的人,是很难做到这点的。他太容易变卦和易辙,太容易魂不守舍,太容易被诱惑和勾引。
几百年生涯里,你觉不出这个家族的焦虑,它在心理上是平静、安详的。
你不觉得它在等什么、盼什么——连“平反”“翻案”,似乎都不在其心思内(“等待型”“眺望型”的做事,往往都是有条件、议价式的,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即会放弃、改道甚至背叛)。它的生存姿态不是“等”和“盼”,而是“守”
和“护”,是一种稳定的秉持、保养、延续。不变,即它的使命,即它的福分和生活。几个世纪里,它似乎只对自己提要求,从未对世界提要求。
它唯一的要求,也是最后的要求,即请求权力别让自己离岗,别让先人的诺言毁在自己手里,别让祖祖辈辈的活法在今天结束。
佘家,一个弥漫着古意和苍凉的家族。
如今,这古意将被驱散,这苍凉将被现代的烈日蒸发。
我们失去了什么呢?
片子播出前,我给分集结尾添了这样的话:
“随着袁墓的交接,随着私人守墓的角色被公共职能取代,这个古老家族的使命,就有了某种终结的意味。对于文物和遗址,时代有了更好的保养,但我也隐隐在想,是否我们就有了相应的守护能力呢?毕竟,修缮和守护、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是两回事。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再去拜谒袁公墓时,不会只看到一座死去的坟,不会只看到碑石上的美德,而忽略那些与之相濡以沫几个世纪的东西。
“若后世是公正的话,我想,任何时候,它都应该向那些参与过历史留存和延续的个体——投去感激的一瞥。没有那些情谊的呵护,没有那些无名尘土的覆盖,再伟大的墓碑也会死掉的。”
这些,是我克制了个人情绪之后的话,算是媒体立场和个人立场的平衡。
(《广西文学》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