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
清晨，在“黑头巾”的阵阵哭泣声中，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破晓。惯例是每天清早会有两个警司之一前来监狱巡视，今天也不例外。这也是“黑头巾”唯一可以抓住的机会，也是那个婴儿的一线生机。
两位警司一位是马来人，另外一个是印度裔，也许是因为这原因，这里的马来警员和印度警员得以平分秋色。今天来巡视的是那个印度警司。
“黑头巾”向他说明了她孩子的状况，请求他的帮助，印度裔警司答应了，然后就离开了牢房。
我听到“黑头巾”大声喊道：“Thank you，Sir.God blesses you.Thank you，Sir.Godblesses you.”（谢谢你，长官。愿神灵保佑你。谢谢你，长官。愿神灵保佑你。）这样，悬在我们这些同情她的旁观者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总算落了地。
我承认，我是个容易同情心泛滥的人，这也就是我一直不喜欢看悲剧的原因。
每次同学邀请我去看电影，我第一句话一定会问：“喜剧，悲剧？”若是悲剧是断然不看的。因为我知道以自己的性格，肯定到时候会哭个稀里哗啦的，我可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如此出丑。记得以前经好友推荐，看过一次电影《南京大屠杀》，我从影片开始一直哭到放映结束后的两个多小时。
如今我身陷监牢，心酸过，心碎过，心痛过，却没了眼泪。在这里，我无从判断，谁是无辜冤枉的，谁又是罪有应得的，但是我知道，在审判之前，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我们都只是嫌疑者，不是罪犯，不该遭受这样的待遇。在这里，身为中国人、尼日利亚人、印度人、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菲律宾人、哈萨克斯坦人，我们已经身负原罪了，还在这里声嘶力竭地呐喊什么人权。在许多人的眼中，我们都是跳梁小丑，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我一个弱质女流，从不想做什么人权斗士，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只想用我泛滥的同情心，尽我的绵薄之力，说几句公道的话。的确，这些国家的人，许多到马来西亚来从事不良职业，贩毒、卖淫、非法劳工、打抢等等，但是这不足以成为人们带着有色眼镜看这些国家所有人，使许多合法旅游者、留学者、经商者、工作者无端受到歧视的理由。
马来西亚有很多人对中国和中国人存在误解。很多马来西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这里，所以故步自封，以为自己的国度是最好的，殊不知外面的世界突飞猛进。
中国一个十几亿人口960多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岂是贫瘠之地？2004年东南亚海啸，中国人民慷慨解囊。在首批援助金额高达2200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又承诺向受灾国增加5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后来中国政府又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决定在已有承诺的基础上，再提供2000万美元，用于多边救援和重建。2007年，中国向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的家乡槟城一座大桥的建设提供8亿美元的偿还期限为20年的软贷款，以示友好。
所以当一个当地的华人指着破烂不堪又很少准点的KTM小火车挑衅地问我的同学：“你们中国有这样的小火车吗？”真是令我们哭笑不得。
我的同学说：“这样的小火车我们倒是没有，我们有香港那样的地铁，还有世界上最快的磁悬浮列车。”
对方瞠目结舌地说了一句：“Impossible.”（不可能。）我们又何必和某些井底之蛙争论呢。我只期望能客观地去评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国民，岂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而且我对KTM小火车真的是一点好印象也没有。且不说它的准点率足以让脾气急的人上蹿下跳，吐血而亡，关键是它给我留下过两次被性骚扰的阴影。
记得有一次我独自坐KTM小火车去Midvalley购物中心，我正在庆幸今天的车不是很拥挤，我旁边的那个座位居然还空着。这时上来了5个马来男生，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打扮很“朋克”。
他们看见我，走到了我的旁边，冲我喊道：“Hi，girl.”（嗨，小妞儿。）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彼此间在讲什么，因为他们讲马来语，但是我发现他们态度轻浮，所以我不想搭理他们。
他们又问我：“Where are you from？”（你从哪里来的？）我看了他们一眼，继续保持沉默。
这时其中一个男生凑到我的耳边，脸上带着坏笑说：“You can not understand English， can you？”（你不懂英语，是不是？）为了让他们知难而退，我终于开口讲话：“Yes，I can.”（不是，我懂。）我原意是想让他们知道我懂英语，只是不想理他们，他们识趣的话，就停止和我搭讪。
结果听到我懂英语，他们反而更来了精神，说道：“We want to take photos withyou.”（我们想和你一起拍照片。）我没有和他们合影的兴趣，说道：“No.I don’t want.”（不。我不想。）但是他们根本不理会我的意愿，一个人站在我的座位背后，强行地用双手按住我的双肩，另外一个直接坐在我旁边的空位，搂住我的脖子打算和我合影，嘴里还喊着：“Sayang.Sayang.”（马来语：亲爱的。亲爱的。）其他的三个男生，一个举着相机照相，另外两个在旁边轻佻地笑着。
我势单力薄，又没有其他乘客见义勇为，替我解围，所以我只好就这样被按住肩膀轮流地和每个男生合了影。最后，没有到目的地，我便提前下车，逃之夭夭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
记得还有一天晚上，我从校外的吉他班下课回来，也是在KTM小火车上，一个马来男生看我背着吉他，走过来对我说：“Can you sing a song for me？”（你能给我唱首歌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呢，问了一句：“Pardon？”（请再讲一次。）“Can you sing a song for me？”（你能给我唱首歌么？）他重复道。
看来我的听力没有问题，是这位仁兄的脑子有点问题。
“Sorry. I can’t.”（对不起。不行。）我马上拒绝了这么荒唐的要求。
“Don’t worry.I can pay to you.Sayang.”（别担心。我可以付钱给你，亲爱的。）他笑着对我轻浮地说道。
又是一只狂蜂浪蝶。我只好故技重施，下车闪人。
从此我出行很少乘坐KTM小火车，而尽量选择打车。而“Sayang”（亲爱的）这句马来语，也成了最令我作呕的一句。
不过，被误读的不仅仅只有中国人。我的一个男同学努户来自尼日利亚，成绩优秀，为人谦和，有良好的教养、不俗的品位。他的父亲曾是尼日利亚驻日本东京的大使，现在调任到其他国家做大使。我们因为一次小组作业而熟识，因为他不懂得如何制作网页，我帮助了他。后来他知道他这科的考试成绩得了“A”之后，第一个打电话给我，向我表示感谢。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的小事，他却很重视。
另外一个博士朋友也来自尼日利亚，是这里的语法老师，他很喜欢中国文化。
记得我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是一套中国广西桂林山水的明信片，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礼物，他却连连道谢。
他们都是那么彬彬有礼的人，但是他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许多人对他们的异样眼光，尽管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为非作歹的事情。
曾经有一次，努户因为家里银行转账拖延了，而向我借过一次钱。当我从ATM自动取款机取出现金后，就要直接递给他的时候，把他吓了一跳。
他惊慌地说道：“Geli，你不能在这里给我钱。他们会以为你从我这里买毒品。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我诧异道：“为什么？”
“因为当地人对我们尼日利亚人有偏见，他们认为我们都是毒品贩子。”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感到很难过。”我对努户说道。
于是我们不得不找个安静的咖啡馆，我用一张纸把钱包起来偷偷地递给努户，我想大概电影中的毒贩是这样交易的吧，然后我迅速打车逃离了现场。在出租车上我回想刚才的情景，真是哭笑不得。明明是朋友间一次很简单很普通的借钱，怎么搞得如此惊心动魄呢？我当时还嘲笑努户的太过谨慎，现在终于知道在这样的国度里，这是必要的。
出去见光的时间又到了，每日的生活周而复始。走出牢房，难得今天放晴了一会儿，大马的雨季，难得有阳光。而我们太久活在那阴暗之中，已经不适应这耀眼的光线，觉得好刺眼，难以适应。进入吃饭的房间之前，我居然看到了我的中国同学费安娜。好在我们经常吃住在一起，早就看惯了彼此最糗的样子，不然我现在这副尊容真不知道如何示人。
“费安娜，你怎么来了？”我问道。我有些难以控制我的激动。
“你坐下听我慢慢讲。”费安娜说道。
我们一起进到吃饭的房间，找了两把椅子坐下。我的手铐被暂时打开。
费安娜接着讲道：“这几天，打你的手机关机，网上也不见你的MSN上线。
学校的同学也说没有见到你，住在你隔壁的女孩杰西也说自从和你一起从槟城旅游回来，就一直没见到你。我就觉得肯定出事了。于是我去国际学生办公室打听，才知道你出了这样的事。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你关在哪里。于是我找关系，托当地的熟人打听，费了好大的劲，直到今天才知道你被关在这里。我急急忙忙叫上一个朋友和我一起来看你了。她在门外等我呢。”
费安娜是我同班的一个女孩，性格大大咧咧，颇像是一个男孩子。和她的交往中，只有一次让我觉得她颇有女人味。就是有一天，她说有件礼物要送给我，结果她送了我一套她亲手做的睡衣，上身是一件吊带上装，下身是一条短裤。我当时真的惊呆了。这个炒菜不知道先放油还是先放菜，煮面不知道水开了下面，还是面和水一起下锅的女孩子，原来如此地心灵手巧。这真的是件珍贵的礼物，是我们两个友谊的铁证。我知道费安娜送我这件礼物是感激我在危难之时给予她的帮助，她是个极其有心的女孩子。当初她的父母为了给她的弟弟买房子，暂时挪用了她的学费和生活费，让她一度过得非常拮据。我们都是漂在异国的同胞，有困难当然要相互扶持，所以我不但借钱给她，而且让她吃住在我的宿舍里，陪她熬过了最落魄的日子，以至于她在她的毕业论文“致谢”那一章里，除了感谢导师之外，唯一感谢的人就是我——Geli，这对于我来说也是莫大的荣幸。我喜欢叫她“上官燕”，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够豪爽，像她；而她则喜欢叫我“女人”，因为她知道我多愁善感，又喜欢吟诗作画，是个十足的“小女人”。
“那学校里是不是都知道我这件事了？”我有些担心地问道。
“没有，你放心吧。除了今天陪我来的这个朋友，还有你隔壁的女孩杰西，以及咱们班的‘萝卜头’知道之外，就没有学校里的其他熟人知道了。因为这个地方我一个女孩子不敢来，所以就想叫上一个男生陪我一起来。我知道‘萝卜头’和你也算是谈得来的朋友，所以就打电话给他了。本来说是今天一起过来看你的，但是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所以我叫上这位朋友和我一起过来，她是我信得过的好友，不会乱说的。”费安娜向我解释道，给我吃定心丸。
本来我是一个无辜入狱者，如今却要搞得鬼鬼祟祟地怕人知道。虽然学校这个环境相对于社会的大舞台要单纯得多，但是正如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人性也是复杂而多变的，不得不防啊。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是住在一栋留学生楼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能随时随地同德同心。海外华人，“窝里斗”、“起内讧”、“自相残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总是有一些好事者、八卦者，喜欢无事生非。
就拿我隔壁的女孩子杰西来说吧，也是中国过来留学的。学校假期的时候她曾搬出过学生宿舍一个月，因为要到吉隆坡的一家英国学校——British Council补习英文。那里距离我们的学校太远，所以她在那家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方便上课。结果回来之后，听到的第一则消息就是整栋楼都盛传她被人包养了一个月，当然还有更不堪入耳的，说她出去做妓女了。
该责怪少不经事的她在同学面前炫耀了她新买的LV钱包，招致了某些女生的嫉妒么？
“她怎么出去住了一个月之后就舍得买3000多马币的LV钱包了？一定是出去做鸡了。”大家做着看似符合逻辑的推理。这世界有些人就是这样，每天恨人有、笑人无。
“她是不是得性病了？看她的脸怎么变得那么可怕？”这样歹毒的话居然也是出自同胞之口。杰西是个爱美的小女生，不过是脸上打了美容针，暂时过敏，起了很多痘痘，可是却遭此诽谤，成为学校坏女生排行榜的榜首人物。
我想替她辩护，因为我知道她确实是去学英语了，我曾帮她搬过一些行李到房东家，我知道她是和那个马来女房东住在同一间卧室的。可想想自己也是那黑名单上的人物，也只好保持沉默了。一向特立独行的我，错过了几次同学间的集体活动，也早就有无数绯闻了。一次假期，班上的同学一起去热浪岛旅游，喜欢我行我素的我，选择了独自回中国。我不喜欢和很多人一起旅游，大多数时候我喜欢独自出行。我可以一个人飞去兰卡威，一个人飞去吉兰丹，一个人跑去新山，一个人去泰国，一个人去新加坡，一个人走遍中国除了西藏、新疆和云南以外的其他省市，我就是喜欢独自旅游的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