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成都，已渐渐的不安定起来。
所谓不安定，并不是市面上怎样的惊惶，怎样的无秩序。你从表面看去，是看不出一点与平日有什么不同的现象。全城的公馆住户，还不是那样开着大门，寂寂静静，看门老头子很萧然的躺坐在他们的高脚椅上？倘然门是大开着，轿厅上全摆着轿子，门口簇拥着轿夫，则你直觉的就明白其中必有什么欢乐的宴会了。商店哩，依然天明就开张了，伙计先生们还不是那样不言不语的，石像般坐在柜台里，或是手上做着什么，或是呆相着街上行人，还不是那样面目和善，态度雍容，十足表现出安分守己的样子？全城作手工业的，还不是那样从天色刚明，一碗早茶之后，就两手不停的一直作到打二更，除了吃饭、喝茶、抽烟、大小便外，向不休息，向不十分说话的？所以一般工作愈久，岁数愈大的人们，不但脑经逐渐变了僵石，就是说话的机器也逐渐迟钝，有时运用起来，好像经年不启的铁门似的，生了锈了，开阖之间，好生不方便，并且文法也简单，字汇又少，句与句之间，总不免留出很大的间隙，这不得已只好拿性骂来补充，用动作来补充。这般人更其安静，就是工余自劳，也只靠着杂货铺或小酒店的柜台，要几个钱的烧酒，或是一块盐水豆腐干，或是一堆炒胡豆，悄悄密密喝到脸红，便躺上床去，伸脚一觉，管你世界上出了什么，老是那样不闻不问的。在各条街上叫卖的小贩们，则各有各的铿锵声韵，尤其是卖鲜花的，因为要庭院深深里的人们都听得见的原故，他不能不要引吭高歌，那婉转的声音，是我们重形字描写不出的，这般小贩们，也和平时一样，不但来往的时间没有很大差错，就是声音里面你也丝毫听不出什么不安的调子来。穿制服的警察，依然极有精神极整齐的站在岗位上，手上仍只那一根木棍。官人们，半绅半官的人们，也依然意气扬扬的摆着狗烤火的式子，坐在三人抬，或五人抽换着抬的拱竿大轿中，任凭腰硬腿软的精壮轿夫们，赤脚打在石板上，又细碎，又整齐的飞跑过去，飞跑过来。学生们也安安静静的；依然穿着蓝洋布长衫，墨青布长袖马褂，戴着平顶硬边草帽，登着绒靴，昂昂藏藏的在人丛中走，从他们的脸上，也看不出有什么令其关心的样子。各处大小酒馆，大至如一品香，小至如锦江桥的广兴隆，还不是那样食客满堂，只听见猜拳赌酒，以及堂倌们报来算帐的声音。并且除了国忌外，可园的川戏，大观园的陕戏，悦来茶园的京戏，以及一年以来新兴的十几家因陋就简的灯影戏园，傀儡戏园，以及几家茶铺里特设的成都所独有的洋琴清唱，还不是那样从午至夜的丝管沸天，做弄出锦城的繁华来。
从表面上看，岂不逐处都还是太平景象，逐处都还是二百五十余年以来，从未听过兵器声的太平景象吗？但是你们只须走进茶铺去，便立刻感觉到人们的内心，实在不似平日，实在已渐渐动摇，近之颇有点庚子年闹八国联军，辛丑年闹红灯教时的光景。然而也大有不同处。在庚子年时，成都留心时务的人，除了在院门口买木印的《京报》，看一些残缺不具的上谕与奏疏外，便只有从私人的信函中得一点街谈巷议的消息。并且北京与成都相距如此的远，事情的变动，不能直接影响于一般人的生活，所以关怀国事的，只是一小部份人，即这一小部份人，也只具着一种隔岸观火的心理，在那里议论那拉氏之愚，而甚快其着外国人的鞭挞。自丁未年以后，便大大不同了，成都已有了石印的日报，不过难得有一种继续出上三个月的，其原因自由其篇幅太小，内容太贫乏，不但抓不到定阅的人，就送给人，也没有人看。后来邮政开办了，上海的报纸，不到两个月就可寄达成都，学堂是得风气之先的，便有一些学堂，设起阅报室来。其时顶风行的是《神州日报》，是由《民吁》《民呼》化身而来的《民立报》。于是有一小部份的人，对于国家大事，社会琐闻，渐渐生了兴趣，也渐渐懂得了些办报的方法，以及采访新闻的手段。所以到辛亥这一年，《成都日报》用铅字印，而居然长久出版的，竟有了几家。一是官办的官报书局出版的《成都日报》，著重的是上谕，辕门抄，也有一点无关紧要的社会消息。一是商会出钱办的《商会公报》，每天都有一篇恭颂宪政，或是无关大计的论文，商场新闻并不很多，但是有了各县的每条不过二十字的通信。而较有生气，常常有着抨击政府的论文的，只有私人集赀办的《西顾报》，以及铁路事起，应运而生，极富讽刺性的《启智画报》。就大体上说，那时报上的记事，虽不免太幼稚点，但是有些地方也受了《民立报》的影响，颇能夹叙夹论，无形中给人一些煽动。一自四月下旬以后，铁路问题发生，绅士们首先发了言，报纸上也跟着说了些向不敢说的硬话。更因为在辛亥春天花会，——即是以往南门外青羊宫的神会农会，周孝怀任警察总办时，提倡改办的劝业会，后来因年年卖花的占了主要部份，而春天又是百花盛开之际，游人中爱花的居多数，大家遂不知不觉改称了花会。——出了一件小事，到此，更给办报的人增了不少胆气。事的原委，是因为那时巡警道道台周肇祥，本是一个因案罣误，开去道职的胡涂蛋。不知以何姻缘，竟得了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的宠爱，把他调到四川，奏保开复。及至前任巡警道贺纶揆升任去后，便补了这个缺。大概他太得意了一点罢，一般绅士对他都不甚满意，但又把他没计奈何。恰逢这年二月那天，是清朝一个什么皇帝的忌辰，他忘记了，竟在花会下的聚丰园大请其客，着一个报馆晓得了，遂借这机会，痛痛快快批评他一顿。以一个虮虱般的报纸，而攻击到巡警道，这在周肇祥看来，真无异于谋反叛逆了；幸而是预备立宪时代，又是废止刑询的运动时代，才开恩舍了抓人，仅仅把报馆封了。偏偏这个办报的人，又是一个不怕事的，所谓劣绅，便在聚丰园将他亲笔点菜的单子，查了出来，印成一张传单。到处一分送，证明所报不虚。谘议局一些议员，借此就大肆指摘官场的腐败专制，行文总督，要他澈查奏参，治以大不敬之罪。赵尔巽当然置诸不理，周肇祥不但不理，并逢人便骂谘议局议员“一般狗王八蛋的东西，仗谁给他们撑腰子，敢这们侮慢我？好罢！总有一天，他们的脑袋子要着我砍掉的！”不幸赵尔巽调授东三省总督，升授四川边务大臣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在赵尔丰莅任以前，着四川藩司新任四川边务大臣王人文暂行护理。于是谘议局趁这档口，又旧事重提。王人文久已不满周肇祥的恃宠专横，便老老实实行文署理藩司尹良澈查。于是周肇祥也胆怯了，赶快请与四川绅士们向有来往的署理提法使司——即以前的陈臬——周孝怀出来，向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伦、萧湘等说好话，甘愿请客赔礼，只求不要打破他的饭碗，除脱他的前程。可是蒲、张等不答应，非叫他滚蛋不可。到这时，形势更不妙了，他只好自请开缺，借着调查警政，一趟子仍跑往东三省去投靠他的爱主赵尔巽去了。
周肇祥一失败，办报的方晓得自己原来有这么大的力量，自然对于向不满意的专横麻木的官场，不客气的加以指摘，披露他们可笑的新闻，口口声声提说着这就是立宪时代的言论自由。而看报的，也才渐渐由惊奇报纸的势力，而感生了兴趣，觉得一天费几分钟的时候来浏览一下报纸，倒也轻松，并且同人谈说起来，也有些资料，不致尽是那些话。不过每天要花费二十文小钱去买一份来看，还没有这种习惯。一般留心世事的先生们，便于吃了早饭之后，走到几家设有报纸的大茶铺，如商业场的宜春、同兴两个茶楼，与其前场门正对的第一楼茶楼等处，也只花小钱二十文，既有茶吃，又有报看，并且得朋友聚会之乐，有开怀畅谈之机，这是大茶铺的情形。至于较小较平凡的茶铺，成都城内就很多了，凡是职业上的会合，贸易上的来往，大抵某个茶铺，某个时间，都有一定。除此之外，一般有空闲的人，都喜欢坐茶铺，其原因就在讲新闻听新闻。是时，你们只须一到茶铺里去，无论其为大者小者，你们一定听得见人家对于铁路事件，都在议论了，广播了。
这时，谘议局大开，各县选送来局的议员们，有一多半是官场所目为不安本分的读书人，是素爱预闻地方公事，使父母官闻之头痛的绅衿们；有一小半是关怀国事，主张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维新派；也有很小一部份，受过《民报》《国粹学报》的洗礼，又看过《黄书噩梦》等禁书，颇具民族思想，主张排满，而尚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志士。这三种人，第一是读过书，有过科名，为一方的知名之士，确能左右众人的；第二是岁数都在三四十之间，朝气未泯，具有大欲的。谘议局是假立宪所特许的言论机关，与平日只可仰其鼻息的官僚是对抗的，可以放言高论而得社会信托，不受暴力摧残的，有了这个凭藉，所以四川的绅气，便一反以往专门迎合官场，以营私利的行为，而突破了向日号称驯良的藩篱，而大伸特伸起来。
除谘议局外，而为四川民众思想之中枢的，也是上列所说的三项人。不过凭藉的，并非言论机关，而是当时与官场对抗，与社会绝缘，自以为清高而超越一切的学界。——当时的学堂，虽受提学使司的管辖，但监督与教习却不是职官，而由地方公推，官府聘请，犹之以前的书院办法。而监督与教习，也确乎有点以前山长的风度，能够自重，而与官场以敌体来往。就在小学堂，也如此。所以当时社会，对于学堂中的先生们，也还具有对于山长的尊师重道的隆重态度。——诚然办学的人们中，未尝没有楚子材他们的监督土端公那种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不知办学为何事的浑蛋，到底大多数都是极不满意现状，“蒿目时艰，奋发有为，”而又受了张之洞的影响，主张缓进，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效法日本，不必效法法兰西的有知识的中年人。
这三种人既暂时结为了一体，而隐然与官场相抗，在言论与思想上，它的力量便甚大了，在省会地方，竟自可以左右人众。不过他们自己还不甚明白，而官场中之有见解，有头脑的，却很明白了，并预感到时代潮流之不可抵抗，也想到自己前途的安危，也观察出清政之日趋末途，便想联合上列的三种人，从这乱流中间，调停出一条中和的道路：政治可以改良，俊杰可以登进，社会可以得其平，而绝不蹈入代谢之际的危险。
总而言之，这般改革派是取的温和步骤，造反革命等要流血的激烈手段，不但不敢，就是偶一想反，也大不以为然的。不过这种人都没有实现其主张的力量。
那时，也有走极端的很激烈的革命党，他们说：“中国事情，要是还在满洲人的手上，那是绝对没有真正弄好的可能。你们看，清廷的施设，那一件不是假的，不是欺骗汉人，而只求有益于他们亲贵的？奕劻、那桐只知弄钱的老贼，至今踞住中枢，不说了，并且还借维新为名，把以前满汉平分的政府，一律改用了一般载字辈溥字辈一事不知的青年浑蛋，十一部中，仅仅三部是汉大臣。而所行所为，又只知道弄钱，唱京调，亲热外国人。至于一般疆吏，更不必说了，有几个不是虐民以逞的酷吏？不是贪保禄位，阻碍新政的浑虫？宪法哩，是钦定的，并且还要预备七年；自治哩，是官办的，并且还要开所讲习。却不知瓜分之祸，已迫眉睫，列强环伺，谁不是视眈眈而欲逐逐？我们要救亡图存，只有一途：就是革命！革清廷的命！只要把清廷推翻，我们就立刻得救了！富强了！”
不过革命党总还占不着势力。因为社会秩序未乱，生活方式未变，大家本是有路可走的，谁甘愿把自己所有的毫不顾惜，打个稀烂，另造一个新的呢？不过对于革命党人表同情的，比以前渐渐多了；便是民族观念，也渐渐普遍，无论如何，满洲亲贵是不该久踞要津，而残虐汉人，只知寻乐卖国的。因此，铁路回收国有之议一兴，纵就没有查帐之说，而一般知识份子，便已朦胧的被怂动了：“一定的国有其名，而出卖其实……日暮途穷的满洲亲贵同汉奸们，那能做出啥子好事，就是好事，也给他们弄坏了！”所以，一经湖南谘议局电询，便勃然而兴，联合起来：议员，学绅，在籍的京官，铁路公司的关系人，都仗着绅气正旺，姑且起来争一争。却好，又值赵尔丰尚未由打箭炉动身，正是王人文护理时节，王人文虽是贵州省籍，然而生于四川，是四川米粮喂大的，也可以说是四川人，平时既与四川绅士接近，而性情又根本忠厚平易，思想也比较维新。于是经人一吹，便凭着有出奏之权，认为清廷这种办法，来得太专，既蔑视有关系的封疆大臣，又蔑视预备立宪时代的人民，便一面反对盛宣怀的政策，一面驳复盛宣怀、端方所拟的办法，一面就放任绅士去干，并代为出奏。绅士们的气势就百倍了，都相信只要官绅能够合作，大家绝无危险，而清廷定有所顾忌，纵不根本取消国有，多少总可以让点步。在董事想来：至少可以不说查帐的话了。
思想的中枢既已如此动作起来，一般的视听，当然要不安了，何况更有报纸的鼓吹。所以不到一个半月，第一，成都各茶铺中，便已把铁路事件，做成了重要谈资；第二，各县路款股东纷纷进省之后，把成都的情形与报纸，各各写寄回县中，而各县的士绅又大抵视成都士绅为转移，于是也动作起来。据老年人说，就是从前闹李短褡褡、蓝大顺时，也无如此普遍的骚动，闹红灯教与余蛮子时，更无论已，那时世道只管不好，人心却是安定的。因此，有经验的老年人便断定了四川一定要大乱，但是如何的乱法，乱到怎么样子，却说不出，想来总是杀人如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