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曾说，“文化历史发展时代与地理区域分布的研究，与确立规定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原则相比，各种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各种文化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适应方式。”①这段话强调了时空概念对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基于此，为了对研究对象有个清晰的理解，本书将首先介绍吴桥地理位置及所属的华北概貌；其次分析杂技在吴桥产生和延续的原因；进而探讨杂技艺人的社会历史地位；最后详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杂技艺人如何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发生巨变。
吴桥的地域背景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指出，研究中国经济史比较合适的单元，不是府或省，也不是整个帝国，而是一些由具有共同特质的地区所组合而成的经济区域。即施坚雅的“中心-腹地”空间结构理论。他根据1949年前在四川盆地的生活经验，用“中心-腹地”理论总结了四川的城镇市场体系结构。1970年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把四川的经验推广到全中国，根据河流山川等自然地理条件把中国分成了八大区域体系。他认为中国的基层单位就是集市，集市的重叠进而构成中级乃至高级市场城市。“中心-腹地”理论的作用在于可说明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扩散影响，换言之，“腹地”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心”的无形影响。根据施坚雅的划分，吴桥属于华北区域。
一、近代②的华北
区域一词原是地理学的专业词汇，后被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引用，并成为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一大课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下了定义，本书比较认同约翰逊的界定：“区域”不是指一个由一些关键的语言、宗教或大宗的经济产品所构成的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的地带，而是指由一些层级地位会发生变化的地区所组成的系统，它们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上的较强的模式。③同一区域内形成相对同质的气候、文化和风俗。
在中国，区域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几千年来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专制的集权国家，但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一直具有局部性和地域性，而商业的发展水平和商品的流动程度，又从来没有能够达到足以打破农业的地域性所造成的封闭状态的水平。以地缘条件为基本标志的经济区域，往往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区域的形成，导致与众不同的经济类型、方言类型、民俗类型。更突出的是，适应于区域发展的特点，人们生存方式形成一定固有模式。
对“华北”一词何时开始使用，有多种说法。笔者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华北”源于英文“NorthChina”，主要是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北方三口被迫开埠，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交通结构发生变革，这一地区的经济遂出现了明显的重组过程，开始成为具有一定吸引和辐射范围的经济、贸易区的缘故。从地理上讲，华北指黄河以北，东北地区以南，关中地区以东，黄海、渤海以西的区域，差不多囊括了河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和内蒙古南部的一些地区。在近代，华北区域经历了剧烈的变动。
1.在外力的冲击下：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社会的转型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支撑点是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国由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自给自足的经济遭到破坏，农民不得不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作为传统中国的象征，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了。自然经济的分解，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此后，地域社会文化便处在近代国家政治力量的空间之下了，农民被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外部政治空间之中，不断地背离传统的、民间的社会，从而产生众多失业者和剩余劳动力，为了生计，“他们就不断逃往都市，农民离村之现象就发生了”④。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转变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地域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自身的历史的孤立的演变，而是在国家力量和地方社会的互动中进行，换言之，它脱离了相对孤立的地方主义的束缚，处在国家、大社会的历史背景之下了。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价值观念在发生变化，经历着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墨守乡土之故习”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农民甚至可以根据工业、商业和农业之间的经济位差，采取利益趋高的流向。
2.人文环境
中国人口自清代进入高速增长期，据不完全准确估计，中国人口从1亿增加到2亿，用了78年时间；从2亿到3亿，用了27年时间；从3亿到4亿，用了44年时间。⑤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人口过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口爆炸，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缩小，然而，土地不会被平均分配。伴随着土地集中现象的日趋严重，大量流民在土地兼并过程中不断被抛向社会。而且，农村经济是极其脆弱的。在一般情况下，也仅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近代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战争频繁，灾荒不断，加上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家庭手工业的破产，使农家生活常常陷入困境。据英国人马伦和戴尔仁估计，中国农家有一半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的地方如直隶，约80％的农民在贫困线下挣扎。鸦片战争后的七十年间，清政府为支付不断增加的战争赔款，不断调整税收政策，这使农民负担雪上加霜，其中直隶“于三年间土地税增长了五倍”。⑥进入民国后，农民的生活环境没有任何改变，政局混乱，各地匪情也愈演愈烈，“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⑦虽然这个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从很大程度上还是反射出了种种叠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之重。
3.自然灾害
华北主要的作物是小麦、高粱、玉米和小米，与各种夏季作物如马铃薯、花生、棉花、大豆和蔬菜轮种。受高压控制，整个冬天刮着干旱的西南风，除了冬小麦和油菜外，任何作物都不能种植。夏季的情形正相反，中亚炎热和温暖的空气膨胀形成一个低压带，使得大平洋上生成的风吹向中国西北。这些潮湿的夏季风只刮大约四个半月。由于沙漠和海洋的反差，降水量集中在夏季的几个月中，农民面临的较大困难之一是降水量变化无常。翻阅华北地区的县志和地方志，可明显发现旱涝灾害的频繁。笔者在做调查时，老人回忆最多的就是旱涝灾害导致的逃荒事件，每次饥荒都导致大量灾民逃离村庄，前往山西等地乞讨为生。
直隶（即河北省）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灾荒频发区之一，自1840年以来，直隶水灾不断，灾害之重，程度之深，令人震惊。黄河是主要泛滥河流。黄河从河南省北部进入华北，在山东与大运河交汇，向东北流入渤海湾。在清代咸丰年间黄河经历了一次重要改道。1855（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在决口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洪水在鲁西南大地到处漫流，对当地村庄、农田的破坏，引起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被迫外迁。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直隶连续14年发生洪涝灾害。⑧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水灾，无疑成为威胁直隶民众生产生活的灾害之首。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黄河决口，直隶东南部26州县被淹，损失不可数计。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直隶东南屡被黄祸，开州、东明、长恒等州县被水。⑨
晚清、民国华北主要旱灾有：光绪初年发生于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的大旱灾，称为“丁戊奇荒”，饿死人数达千万人以上。当时的清朝官员称此灾为有清以来“一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是“古所仅见”的大灾荒。1920年中国北方数省再次发生特大旱灾，受灾地区与“丁戊奇荒”相同，受灾程度也大致相同，灾民实达四五千万人。1928年，西北、华北地区又发生一场罕见的大旱灾，持续时间达三年之久，灾民亦达数千万。这几次大灾荒对中国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1931年，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国性大水灾，黄河下游也泛滥成灾，受灾人口即达5000余万，死亡人口达40余万。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又有大批人口逃离家乡。长期的旱灾在许多地方形成了碱性土壤。在河北和山东的很多地方，大量的盐碱凝结在土壤表面，使大地看起来像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19世纪末，天津美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写道，“这个省的很多地方土壤中饱含盐碱，使其无法耕作。”许多灾害常常同时或相继并发，形成不同形式的灾害链或灾害群。
内在的社会结构性原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人口膨胀和自然灾害的合力，造成近代华北流民现象严重。这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离乡背井，寻求其他谋生手段。
二、吴桥杂技的形成与文化圈的界定
吴桥就位于这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下的华北腹地，而正是这样的环境推动吴桥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吴桥，地处河北省东南部、冀鲁交界处。南与山东德州接壤，北与东光为邻，东靠山东宁津，西连景县。横宽22公里，纵距34公里，面积582.9平方公里，多为汉族，有少数回、满、蒙、朝鲜等民族。县政府所在地桑园镇，西距省会石家庄市173公里，北距北京市253公里，处在京沪铁路和京福公路东侧，桑（园）宁（津）公里横穿县境，南运河沿县境西侧纵贯南北。
吴桥位处黄河故道下游，属于退海地，地势低洼。吴桥属于华北断陷黄骅坳陷南部，地质上称为吴桥坳陷区，地势南高北低，稍向东北倾斜。吴桥这种地理状况和吴桥杂技艺人分布情况相吻合，即越往东北方向的地方输出艺人越多，这和东北方向地理条件差有关。东北方向由于地势低，易遇到洪涝灾害，如上文所讲，洪灾和旱灾的交替作用使许多土壤成为盐碱地，吴桥的大部分土壤就是如此。据老艺人说，地里的土都是咸的，有的还可以晒出盐。
1.吴桥自然地理条件与杂技艺人的产生
地理状态与一个地区的文化、习俗，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宗智说，“研究朝廷政治、士绅意识形态或城市发展的史学家，不一定考察气候、地形、水利等因素。研究农村人民的史学家，却不可忽略这些因素，因为农民生活是受自然环境支配的。要写农村社会史，就得注意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历史上的吴桥耕地条件很差。据县志记载，吴桥县是退海地，大约5亿年前尚为大海，由于海底交替升降及大规模地壳运动，才逐渐成为冲积平原。今天的吴桥，处于中部平原和滨海平原的过渡带，地势平坦，南高北低，且倾向东北方向，西南部地区地势较高，海拔在22米左右，而东北部海拔只有14米。因此每遇洪灾，东北方向受灾较为严重。低洼地区盐碱化严重。
气候特征，吴桥县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少雪；春季干燥，风沙多；夏季炎热多雨。降雨量大，生长期短，灾害发生频繁。
吴桥县的耕地是“直接发育在河流冲击物上，经过人为的耕作熟化而形成旱地的耕作土壤，成土母质为近代河流冲积物体，尤以黄河冲击物为主”。受地下水的影响，土壤物质发生溶解，有时发生移动和积淀现象，铁、锰氧化，导致土层出现锈迹。全县地势低洼，地下水位较高，一般在2.5~4米左右，这导致土壤为潮土土型。历史上洪涝灾害频繁，土壤又为潮土型，这导致大水退后，农业生产恢复慢。在半干旱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形成了大面积的盐化土壤和次生盐渍化。这种土壤在旱季有盐霜、盐结皮，一些盐化程度严重的地区，土壤剖面上底土层有盐结晶，有的老艺人说土壤可以晒盐。这样的土壤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潮土在全县分布较广，面积594948亩，按照河流积淀规律，在河下游地区主要是轻壤质潮土，这种土壤所含养分低，仅适宜种棉花。
境内有漳卫新河和南运河两大河道。漳卫新河，原名四女寺减河，发源地在山东德州，流经大齐、杨家寺、城关三个乡镇，在沟店铺乡和漳卫新河分支交汇，经沟店铺乡、范屯乡、何庄乡，最后入东光县，在吴桥县境内全长38.2公里。其在吴桥境内的流势为从西南流往东北方向。这一流势直接导致发生洪灾时东北方向成为重灾区，位于下流的城关、沟店铺、范屯、何庄及附近的于集镇等地农田被淹。这些地区恰恰是杂技艺人的主要输出地。
洪灾是吴桥历史上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但历史上的记录较零散，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仅将清朝以来的洪涝灾害进行整理。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大雨，陆地行舟。雍正十一年（1733）六月二十四日，大雨如注，一昼夜屋垣多倒塌，平地可舟行百余里。乾隆二十六年（1761），德州运河决口，入钩盘河，在沟店铺决，灌城东北数十村。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一、十二日大雨，低洼地面有沥水停积，浸没棉豆。道光元年（1821）正月，钩盘河决，水及城下。道光十二年（1832），德州第九屯河决，吴桥城西乡遭水灾。咸丰二年（1852），河水泛滥成灾。咸丰四年（1854），御河三里浅东岸决。同治九年（1870）六月，德州桑园南御河东岸决口，吴桥被水淹灌。
同治十年（1871）六月二十八日，德州运河东岸决口，吴桥遭水灾。
光绪九年（1883），德州老虎仓运河决口，灌吴桥县城西数十村。水浸现场，砖垣尽坏。
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德州运河段决口，直灌宣惠河。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运河大水受灾严重。光绪十三年（1887），德州第三店运河决口，水入钩盘河，南关堤溃，大水围城，灌溢城北数十村。光绪十四年（1888），德州湖广营决口，吴桥遭水患。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昼夜大雨，平地水深二丈，吴桥受重灾。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黄河水决，入吴桥境，成灾五至十分。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大雨，宣惠河大水沥水为害。1917年，德州运河决口，冲断长庄大堤，灌吴桥城西百余村。
1919年，练镇南董庄运河决口，灌淹连镇街及附近村庄，损失甚巨。
1936年，吴桥洪涝成灾，境内堤坝倒塌或漏洞现象严重。
1941年6月，淫雨连旬不止，桑园四周平地水深四五尺，一片汪洋。
1948年7月20日，德州哨马营运河决口，淹地18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