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尽头
南洋华人的浪游文学
李永平（1947-），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马来西亚华人。1967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婆罗洲之子》《吉陵春秋》《海东青》等。
他希望救赎她们，救赎的手段是那图腾般的、神秘的方块文字。
最近几年，很多港台作家纷纷在内地出书，但我始终觉得欠缺一块——马华文学。我们常常以为，马华文学不外乎一群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尝试用中文写作，恐怕不是中州正韵。我们视之为边陲文学，却忽略了它庞大的创作潜能。
最近终于有一部很了不起的马华文学作品在内地出版了，就是李永平先生的《大河尽头》。李永平能不能叫马华作家呢？他生于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原是英国殖民地，今属马来西亚。后来，他在中国台湾念书、教书、写作。他非常讨厌人家说他是马华作家。因为他出生时，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还不存在，后来马来西亚建国了，他却痛恨这个国家，认为完全是大英帝国的阴谋。马来西亚分为两大部分，东边是婆罗洲，西边是马来半岛，中间隔着一片大海。婆罗洲是世界第三大岛，现在分属三个国家：一大半属于印度尼西亚，一小半属于马来西亚，还有一小块是文莱王国。
南洋华人在华洋杂处的环境下成长，一般都没有很强的国家身份认同。李永平说，他原是英属殖民地的臣民，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后，变成马来西亚人，1967年到台湾，在此落脚40年，台湾变成第二故乡。他觉得自己无法完全认同上述任何一个地方，有时宁愿说自己是广东人。南洋华人的乡籍认同往往比国家认同还要强烈。
不过，李永平很认同文化上、精神上的中国。当年到台湾之前，他原本打算先到大陆，但是正值“文革”，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台湾。到现在李永平也没有再回祖国大陆，他担心破坏了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形象。他在台湾还到处搬家，几乎处于漂泊的浪子状态。所以，他写的是南洋华人的浪游文学。他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母语的作家。少年时代，说普通话的风气还未盛行，周围人讲各种方言，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海南话，夹杂着英语和马来语。在那种混杂状态下，哪种语言是母语呢？李永平从小受的是英国殖民时期的英文教育，用华语写作并非命定。我们用母语写作无须选择，对他来讲确实是需要选择的。
当年李永平写出《吉陵春秋》的时候，整个台湾文坛为之震惊。怎么今天还有人能写出如此纯正典雅的中文？后来他的《海东青》虽然有些问题，但文字的运用还是极为复杂、精密，连文学评论大家都形容这是一部要查字典才能读的小说。《大河尽头》也是如此，恐怕也得准备字典。身为华语小说家，李永平的中文词汇量在港澳台的作家里恐怕是数一数二的。
我并不是说，一个小说家懂的生僻字多，写出来的就是好小说。我觉得今天有些中国作家写小说的时候，只把文字用作传达信息的工具，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发展等，所以常常用“用字是否精准”来衡量。但是应该还有另一种看待小说的方式，那就是将小说看成是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文体，小说本身的文字可以像诗一样给人以愉悦感。我们读诗的时候，并非要读到什么故事，而是在享受文字的冲击力。像《大河尽头》这样的小说，很多人觉得是语言的暴发户，其实是一种误会。我觉得李永平、张贵兴[9]等马华作家很独特的一点是他们将汉字带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地。在华语文学几千年的历史上，不曾出现热带雨林的极致描写；那个华美富饶而又衰颓腐烂的神秘世界，而今被纳入中文版图，把中文的潜能再度发挥出来，令人震撼。
《大河尽头》上下卷合计四十多万字，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永的婆罗洲华人少年。15岁那年放暑假，父亲让他去房龙小姐的橡胶庄园做客。房龙小姐是父亲昔日的情人，38岁，风韵犹存。现属印尼管辖的那一部分婆罗洲过去是荷兰的殖民地，房龙小姐是荷兰人的后裔。她要带永在中国农历的鬼月去溯游一条河，河的源头是圣山峇都帝坂。这趟朝圣之旅是她送给这位小男孩的成人礼。他们跟着一个探险队出发，里面有白人绅士、淑女，有著名探险家，也有大英帝国的律师、联合国教科文基金会专员等。众人溯河而上，穿越雨林，一路上有许多奇遇。原住民、外来者，还有亡魂，混杂出没于莽莽苍岭间，演绎出一个波澜壮阔的诡异世界。
雨林景象出现在很多西方小说家的笔下，但是除了康拉德[10]等少数几位作家外，没有几人写得像《大河尽头》这么好。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现代启示录》，呈现出种种恐怖景象，比如白人疯掉了，士兵迷失后被砍头等。《大河尽头》也写到探险队进入雨林后，人数一直在减少，有的莫明其妙失踪了，有的死了，有的发疯了，有的忽然身中邪恶的雨林梅毒要回去医治，最后只剩下几个人。李永平写雨林，不仅写出了形状、颜色，连声音都写出来了。他写到树林深处猛兽在捕猎，猎物临死前发出无力的哀叹之声；写到露珠从八九层楼高的树顶慢慢往下坠，经过一整天才掉到地上“噼啪”散开的声音；写到细菌在腐烂的泥土中分解树叶时细细碎碎的声音。他不断寻找新鲜的汉字来描写被常人忽略的声音，用丰富的细节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人类感官无法探索到的神秘世界。
李永平在这部小说里用了一种非常古典的写实主义结构，同时又加入了大量魔幻色彩的情节，有时以回忆的形式出现，有时以睡梦的方式出现，有时直接就撞鬼了。比如有一个原住民小女孩，人称“小圣母”，她永远抱着一个芭比娃娃，虽然只有12岁，却怀了白人神父的孩子。神父告诉她，你怀的是小耶稣，耶稣会第二次降临人世。后来，小女孩投河自尽，鬼魂一路缠着少年永。她总在河的对岸招手说，永，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小说最奇特之处在于结尾。少年永和房龙小姐终于登上圣山之顶，看见无数无人驾驶的空船，也就是传说中的亡灵之船。在圣山上，丧失生育能力的房龙小姐要跟永完成最后一件任务。房龙小姐作为显赫的荷兰殖民者的最后一代，二战期间曾惨遭日军轮奸。她的子宫被捣烂、切掉，失去生育能力。少年永对她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觉得她应该是纯洁的。房龙小姐对永说，我跟你走这一趟朝圣之旅，我要在圣山上把你重新生一遍。
这当然是一种神话学意象，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李永平自我净化的过程。李永平从早年起就不断书写各种女性形象，有时是母亲，有时是未受污染的纯真小女孩，但她们最终都会遭到凌辱。他仿佛是要写一些原始创伤的记忆，比如他离开原乡婆罗洲，再也回不去了；他很想认同中国文化，但中国也不像过去了。失根的创痛和对原乡的怀念以女性形象被表达出来，他希望救赎她们，救赎的手段是那图腾般的、神秘的方块文字。
（主讲梁文道）
巨流河
惆怅之书
齐邦媛（1924-），辽宁铁岭人，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曾任教于中兴大学、台湾大学，现为台湾大学荣誉教授。除著述外，还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并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被誉为“台湾文学推手”。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决心，笼罩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和意志。
2009年，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后，引起一阵轰动。当年撤到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和随之而去的外省人被她称为“失败者”。有些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其中就有台湾学界泰斗齐邦媛教授。齐先生觉得，若将这些人叫作“失败者”，她父亲不会同意[11]，恐怕几百万老兵都不会同意。
《巨流河》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版，很多人喜欢它，觉得比《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得好。龙应台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出发，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笔法，写得颇让人感动。齐邦媛写的是自传，写了一段将近90年的历史，从儿时的故乡东北，到抗战时辗转南下，最后渡海来台，虽是倾诉自己的经历，但情感非常克制，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让人尊敬，在自传写作中难得一见。
齐邦媛写道，当年她跟随创办中山中学的父亲齐世英从北平一路南下，后来跑到四川乐山去上武汉大学。念武大时，她上过朱光潜先生的课。她写道：“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
“有一天，朱光潜讲授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这首诗写一妇女，因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信。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Where are thou，my beloved son...‘（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朱老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当他念完最后两行：’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老师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当时正值抗战，相对安全的大后方也天天遭受日军轰炸。那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最为悲惨的时代，无数人都经历了逃亡千里和妻离子散的痛苦，很多人在战乱中丧生。齐邦媛说，也许在那样的年代，表达感情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少年时，齐邦媛曾跟一位国军飞行员张大飞相爱。张大飞也是东北人，父亲因为抗日惨死在日本人手上，其后他便走上从军报国之路。齐邦媛当时还是个念书的小女孩，有很多浪漫的幻想，非常仰慕那个远在他方、开着战斗机升空的年轻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