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良在这本书里非常坦诚地描写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表达了很多对社会的真实看法。他在书里详细记述了自己得躁郁症的经过、病中的感受，以及世界在他这样一个病人眼中是什么样的。此外，他还研究自己每天吃的药，探讨这些现代医药如何给了他种种身心的限制等等。他说精神病患者康复之后常常会被人叫做“精神病患康复者”，他认为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病人好了之后都被称作康复者。你听过“感冒康复者”吗？听过“肠炎康复者”吗？但我们会说“精神病康复者”，这恰恰说明精神病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病。这种病谈得上康复者，就可见它是一种身份，我们不会说感冒康复者，因为感冒不是一种身份，精神病患却是一种身份。一个人要是有精神病，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他跟别人不同。哪怕他好了，我们仍然无法把他身上这个烙印完全摘去。
他还叙述了自己吃药的感受，刚开始得病时，他还对吃药抱有希望，觉得一两年后自己会康复。但是慢慢发现吃药成了另一种戒不掉的瘾，很多精神病患者都在常年服药，而医生总是跟他们说“等你稳定一点我们再减药”。因此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总是要那么强调稳定呢？稳定的工作收入、稳定的情侣关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性生活、稳定的家庭、稳定的药物血含量和内脏功能，为什么我们事事都要求稳定？稳定真的那么重要吗？
他从自己身上，开始思考病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和生活进行全盘地观察。我们平常关心的都是些公共领域的事情，而私生活却是个亟待发掘、直视的巨大库藏，它貌似晦暗、轻薄却指向一种深邃不明，犹如古老石堤拦着的大水，惨绿的早阳停驻在近岸的油光之中。
事实上他写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挑战公与私的界限，而是想从一个病人的角度将公共与私人的问题加以整合。他发现，所谓的精神病人并不只是个人身上发生的私事，更多意味着他与社会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他开始考虑到底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公共？所谓的公共生活是建立在私人对立面的，但“私人”本身就常常是摇移模糊的，如果它自身都不能稳定，公众或公共生活又怎么能够稳定呢？这是很多所谓正常人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现象和问题。
书里有篇文章是讲“声音”的，因为他总是睡不好觉，哪怕一个人住，也常常觉得耳畔总有声音围绕着他，要么是半夜的猫叫，要么是楼下邻居吵架，即便夜深人静，他也会听到一种低低的“嗡嗡隆隆”的声音，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好久以后的一个晚上，他凌晨回家，走在几栋大厦围拢的屋苑中庭，保安员正在打盹，在停车场的地道口，他突然清楚地听到了那个低鸣，抬头一看，原来是这六栋二十多层的大楼，每层十几户人家的冷气机一起发出的共鸣。这种声音恐怕一般人很难注意到，但作者却如此敏感。其实李智良的文章对很多人来讲是难读的、晦涩的，甚至有人觉得他的句法都不太通顺。对此，他引述了心仪的法国思想家布朗肖[2]的话：“所谓写作，就是要发现异己。把思想里面那个不认识的自己发掘出来，写作永远是遭遇一个相异的人。”
（主讲梁文道）
午夜之门
流浪者之歌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78年与诗人芒克创办诗刊《今天》，成为朦胧诗歌的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移居国外，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当选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著有《北岛诗选》《归来的陌生人》《在天涯》《零度以上的风景线》等。
曾经有一段时期，许多台湾或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我们在大陆是不容易看到的，但是现在情况改观了，这些东西我们陆续都可以读到了。可是还有一类作家，他们虽然是大陆出生的，但是他们后来的作品我们却反而不容易读到，比如已经跟大陆读者隔绝了很久的诗人北岛。
所幸最近几年，北岛的一些集子也陆续在大陆出版了。《午夜之门》《青灯》和《蓝房子》正是北岛最近出的散文集。很多人都说，没想到北岛的散文也写得这样好。为什么要加个“没想到”呢？因为在大家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个诗人。虽然作者早年也曾经以赵振开的名字出版过小说《波动》，但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却仍旧是那个以诗歌见长的“了不起的大诗人”。
其实一个人倘若诗写得好，散文通常写得也很妙。《青灯》里有一篇《远行》，是献给已逝的蔡其矫[3]先生的。北岛在海外多年，有一年在香港要来了蔡其矫的电话，便打电话给这位二十年不见的老友。“蔡老听到是我，甚喜。我约他到香港相见，他长叹道：‘恐怕不行了，我88岁，老喽。’东拉西扯，从朋友到海洋。谁成想，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
这句“什么事儿都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一个人如果长生不老，他生命中的任何事情就都没有意义了。可是为什么前面还要有一句“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呢？在我看来，这不是通常所见的散文家的写法，而是一个诗人的写法，把两个表面看起来不能直接发生关系的句子并置在一起，反倒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午夜之门》里有一篇《巴黎故事》，在巴黎的时候，“我住威尼斯街（RuedeVenise）七号。威尼斯街两米来宽，百十米长，恐怕是巴黎最短小的胡同了。它紧挨蓬皮杜中心，像巨大广场的一道褶皱，不易察觉，很少有游客钻进来。而我们这些居民却获得了某种类似虱子的隐蔽视野，比如，从胡同深处可看到蓬皮杜中心新建的巨大电视屏幕，好像乡下人对现代化的窥视。”“褶皱”和“虱子”的比喻都非常生动、有趣。
有一篇关于美国大诗人盖瑞·施耐德[4]的文章。这位曾经是“垮掉一代”的重要人物，现在大学教书，他热爱环保运动，受佛教文化影响很深，在积极推广佛学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一年，北岛去他们家，看到他的太太病情严重，要到华盛顿做第二次手术，于是约好等太太身体复原了再来做客。“这是个很渺茫的承诺，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珍藏它。这承诺已存在了四万年。”为什么是“四万年”？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整个一地老天荒的感觉。像他写盖瑞·施耐德脸上的皱纹，“像古墓一般的沉稳”，两处的气息贯通起来。
北岛说当年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写完总要朗诵，有一篇《朗诵记》形容当时的情形，想起小时候，譬如文化革命时期流行集体朗诵，“由毛泽东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再说按中央台的发音，听起来有问题：好像全国人民一句句纠正他老人家沙哑的湘潭口音。”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散文大国，古今散文的写法却截然不同。过去用文言文，今天用白话，像林语堂、周作人或吴鲁芹这样的作者是能够把现代与古典嫁接起来的，然而到了现在，我们该怎样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呢？
关于这一点，北岛说，“写散文跟任何行当一样，恐怕越学越难，由于从头校对，我得以回溯源头纵览路向，真怀疑自己有多少长进。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等牛壮实了，老了，大概连猫都怕。这是写作自觉与自由的悖论。”没错，你越是清楚，你就越好像觉得这个东西不容易做了。他说，“现代汉语或白话文，从‘五四’算起才不过90年，与古汉语相比，无疑是年轻的语言。现代汉语因为年轻而不成熟，因不成熟而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对用它写作的人来说，可谓生逢其时。”
换言之，北岛认为当下正是写作的大好时机，每一个写散文的人都可以尝试不同的路线。有些人注重文辞上的雕琢，比如现在很多读者就非常在意一篇文章的文采好不好，但什么叫做“文采”呢？却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像毛尖那种写法，自然让人觉得文采不错，陈丹青和余秋雨的文采当然也很好。而无论是民国的吴鲁芹抑或是现在的北岛，他们写起散文来反而不那么注重词汇上的雕琢，而是用心去结构整个句子和篇章。吴鲁芹的写法更古典一些，北岛则擅长运用诗意的想象和比喻，他的文字间永远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沧桑感。
北岛也很幽默，他讲到在布拉格开一个文学会议，是大陆的地下流亡文学杂志《今天》和捷克文学杂志《手枪评论》的同仁聚在一起开会，共同讨论大家当年的处境。“临走头天晚上，在一个中世纪的地窖里为我们举办了诗歌朗诵会。散场后，突然一个天仙般的女人出现，马丁介绍说，这是《手枪评论》新任总编辑。她落落大方，在我们桌旁坐下，引起中国文学的一次骚动。”因为来的这帮都是中国作家，“她说她正在写一篇戏剧评论，李欧梵的脑门儿发亮，对捷克戏剧给予高度评价；张枣端着香烟，猛烈抨击美国霸权文化的入侵；只有麦平咪咪笑，话不多；我忘了我说什么了，肯定也语无伦次，我琢磨，一个由美女领导的刊物，大概工作效率极高。若她向李欧梵约稿，必应声而至，用不着像我那样得磨破嘴皮子。”
看到此处，你虽然觉得好笑，又不会失声大笑，幽默融于作者对这个世界严酷而冷静的关照中。有一天，北岛在巴黎遇到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陆学者，两人一起喝酒聊天。“可以想象当年他在北京授课的风采，如今他远离文化中心，忙于生计，难得有我们这样忠实的听客。他咂着白干，掰开大拇指，古今中外那点儿事被他一一道来。酒过三巡，最后说到海外的生活，不免有些黯然了，我们告辞出门，夜凉如水。”
“我们告辞出门，夜凉如水”，用这样一句话结束是意味深长的，这也是北岛过去二十年来海外生活的某种总结。有一篇《搬家记》讲述自己如何在短短六年间搬了七个国家，有时候是正教着书被人赶跑的，有时候则是为了去开会或完成某个写作计划，甚至还到过战场……总之是四海飘零。在这个过程中，他见过很多人，认识了很多朋友，相识或深或浅，看过了太多世态炎凉。
故国不能回，漂泊对他的意义何在？他关注那些游离海外的中国人，《赌博记》写到，说起中国人在海外赌博，那故事就多了。中国人好赌，我想这和我们民族的非理性倾向有关。赌场人多，大家都是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没有什么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只要一比划，意思谁都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漂流在外的中国人都喜欢去赌场，那真是一个相聚的好地方！
（主讲梁文道）
吴鲁芹散文选
文人多牢骚
吴鲁芹（1918-1983），本名吴鸿藻，字鲁芹，上海人。1956年与夏济安、林以亮等创办《文学杂志》。1962年赴美，在多所大学讲授比较文学，后任职于美国新闻总署。学贯中西，以散文随笔之博通蕴藉驰名文坛。著有《师友·文章》《美国去来》《瞎三话四集》《暮云集》等。
最近几年出版业开放多了，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些1949年以后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或海外的老辈文人的东西。一来他们白话文的文法与今天大陆流行的不同，二来他们自幼便接受良好的中西教育、对中国典籍和西方文学驾轻就熟，两者糅合起来，使得他们的文体读起来非常特别，比如这本《吴鲁芹散文选》。
吴先生可谓是早一辈的民国文人，191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和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之后去了美国，后半生基本上都在美国度过。他的文章近两年开始在大陆出版，这本《吴鲁芹散文选》是由他的学生齐邦媛编的。
吴鲁芹的散文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文字特别。他们那一代人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比今天的白话文有味道。那种味道源于一种深厚的古文训练基础，在遣词造句时会自然地渗透出来，无论引一诗或一典故，读起来都好像天衣无缝。
同时他又有点过去“论语派”[5]文人的风格，非常幽默。比如《置电话记》写当年电话这个东西刚刚在台湾出现，他太太有一天跟他说“我们家是不是也该装电话了”，然后两个人讨论该不该装的问题，他不置可否。但过了一会，太太又重述了一遍：“那样的话，就方便多了。”她当然是很希望装的。
作者说，这同其他议案一样，本可以无疾而终，但是不知怎么，这次毫不热烈的讨论给小姐（吴鲁芹的女儿）听到了，而且好像引起了她莫大的兴趣。小姐说“我们早就该装的”。早在什么时候呢？小姐当时的十足年龄是六岁有半，然而同别的二十世纪的进步家庭一样，儿童是明天国家的主人翁，是今天吾家的主人翁，主人翁的话虽然不一定有分量，但是年幼无知，记忆力特强，而且似乎已受到不达目的而不止的革命熏陶，时时会提醒起议而未决的案件来，使无情时光的流泻并无助于拖延，而且两个人的声音总要比独白来得更为理直气壮。
这样简单家常的一件事，作者写来却丝毫不使人感到啰嗦，因为这些句子的延伸并不是为了修饰而纯粹是去造句。现在很多人写文章，大概是小学学造句作文学坏了，有一种造句训练叫延长句式，把一句本来简单的话拼命延长，结果很容易形成一种累赘的文风。而吴鲁芹的文章古朴清简，即使把简单的事情写得很长，也不会让人感到厌烦，反而觉得有趣，一层一层新意叠加上去，不断衍生。
吴鲁芹是大学教授，颇有学问，但他总爱说自己是个俗人。“说老实话，我手边的钱若仅够糊口，一定先买大饼，次及典籍。我大约生来就缺少诗人气质，起早，通常是为了赶路，不是为了看花；虽然也喜欢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到该睡的时候，还是蒙头大睡，并不会舍不得室外的清光；总而言之，是个俗人。……当年将近二十岁的时候，照说是诗人气质占上风的年纪，但是记得有一次，在一本《牛津诗选》与一个月的伙食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形之下，我还是毫不犹豫先缴清了伙食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