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传唤雪伦·吉尔伯特。”
一阵细碎的动作打破了法庭的肃静气氛。有人清着嗓子，有人翻动着文件，有人伸长了脖子，急切地想要清楚地看到证人席。法警女士身穿粉色衬衫和黑色法袍，她打开法庭后方格板墙上的门，说道：“请吧，雪伦·吉尔伯特。”
萨拉·纽比坐在法庭的大律师[1]席上，身体前倾，十指交错撑着下巴。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原告，也就是控方口中，被她委托人强奸的女受害者。为了让加里·哈克免除牢狱之灾，萨拉要推翻这个女人的证词。只有毁掉这个女人的名誉，萨拉才能确保自己的声名扶摇直上。正式成为大律师3年以来，这还是萨拉经办的第一个强奸案，如果她表现出色，这无疑会是她晋身御用大律师[2]的踏脚石。控方律师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就是一位御用大律师，此刻他正站在她旁边，面朝陪审团。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把笔记放在自己带来的便携桌上，若无其事地用银铅笔轻敲桌子，等待委托人进来。与萨拉全神贯注、如临大敌的架势相比，他显得心平气和、成竹在胸。他的便携桌、银铅笔、丝袍[3]、昂贵的定做套装都是地位身份的象征，这让萨拉既羡慕不已又心生敬畏。对方的初级大律师詹姆斯·莫里斯坐在旁边，手里拿着笔，准备随时记录。萨拉觉得，劳埃德·戴维斯所拥有的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萨拉：劳埃德属于这里，这是他统治的地盘。站在他旁边，萨拉完全像是初出茅庐。尽管她已经身着自己最好的玛莎百货黑色套装，翻领和饰带硬挺，但仍然不无痛苦地感觉到，黑棉布的袍子把她划入詹姆斯·莫里斯这类初级大律师的行列，而初级大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一般只配协助御用大律师，不会担任首席大律师。
两位大律师的前方，法官斯图亚特·格雷，他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背后墙上的皇家盾徽高悬过顶，是狮子和独角兽盘绕的图腾。他的脸很长，毫无血色，假发套下的双眼低垂，像警犬一样审视着萨拉。萨拉郁闷地想到，这位法官也曾当过御用大律师，而且，他肯定毕业于英格兰顶级公学，说不定和劳埃德·戴维斯还是校友呢。
他肯定不像萨拉那样，15岁就辍学，住在利兹市条件最差的廉租房里，把所有青少年的时光全都花在抚养孩子。
萨拉缓慢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来。她尽量收紧腹部，缓解一下内心的惶恐不安。“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她想，“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功成名就，而我却要靠自己慢慢打拼。若我赢得这个案子，这将是我最大的胜利。”
一位女士从法庭后门走了进来，犹豫地看了看四周。她将近30岁，身材高挑，穿着一袭很得体的绿色七分袖套装。一头漂染过的披肩长发，从精致的波浪卷发便可看出：在离家之前，她肯定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了一番。她走上证人席，从法警手上接过圣经和宣誓卡。
“请右手拿圣经，读出卡片上的话。”
“本人谨对全能上帝宣誓，本人所作之证供均属真实及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她发誓时，吐字清晰，语气中有一丝挑衅的意味。萨拉注意到，雪伦把圣经和卡片还给法警后，环顾了一下四周。在这座建于18世纪的宏伟法庭里，她像众多证人那样，先是大吃一惊，有些茫然，不敢相信自己正在出庭作证。也可能是因为看到旁听席上的观众，那些学生和一干闲人，还有后排坐着的记者，全都来到这里，倾听她那些会涉及隐私的证词。
萨拉仔细地观察着，努力判断雪伦的性格。通常许多证人到了法庭都会感到害怕，念证词时就像在图书馆说话一样，声音含糊，极不自在；还有一些人会因有机会登上这个公共舞台而感到十分兴奋。雪伦·吉尔伯特看上去更像是后一种人。再说了，雪伦肯定看过审判前的新闻报道；她心里清楚自己证词的重要性。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开始问她一些简单问题，意在确定几个基本事实，同时让证人放松。萨拉·纽比安静地坐在一边，认真地聆听。这个遭受了强暴和侮辱的受害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毫无疑问，她衣着得体、美丽动人，出发之前精心打扮了自己。从口音判断，她是本地人，没受过良好教育；萨拉之前说话也是这样，直到在中殿律师学院[4]学习时懂得了弱化元音，腔调才有所改变。想必大多数陪审团成员的说话方式应该也像和雪伦一样。
更重要的是，雪伦·吉尔伯特说话的方式就是她个性的流露。她的声音清晰有力、自信响亮，一副很了解自己的样子，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但同时，她害怕遭到反驳，心里也时时提防着。萨拉心想，雪伦也许是生活的受害者，但绝非屈服者；与其他强奸受害者不同，她不会在证人席上泣不成声，需要连哄带劝地挤出证言。
这一点至少让萨拉感到高兴。从接手这个案子的那刻起，萨拉就一直忧心忡忡，对于在交叉盘问时该采取何种策略举棋不定。她并非担心自己不够尖锐或不够残忍；她相信自己擅长这些技巧，也越来越驾轻就熟。从业3年，她就已经取得了几次颇具分量的胜利。一名被告曾在离开证人席时破口大骂，但已属徒劳，因为他被自己的谎言缚住了手脚；另一位在面对她的致命一击时，竟张口结舌，无法作答；还有两位当场就哭了。那样的时刻，萨拉心中掺杂着骄傲和怜悯之情：怜悯，是因为她在公共场合让对方丢了脸；但心中更多的是骄傲，是欢欣鼓舞，因为萨拉凭自己的能力打赢了官司，在残酷的庭审游戏中——大获全胜。
迄今为止，她还算幸运，那些与她交手时败下阵来的人都罪有应得——几个窃贼、一个抢劫犯、一个诈骗犯，还有一个暴虐警察。
强奸受害者就不一样了。萨拉有些女权主义思想，一开始不愿意为这个被控强奸罪的男人辩护，尤其是像加里·哈克这样凶狠暴力、微不足道的罪犯。但正如她的事务律师露西·帕森斯所说的，“如果你不干，就会由一个男律师接手，那样对受害者又有什么帮助呢？”萨拉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正当辩护，如果她想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律师的话，她就必须来者不拒，什么类型的案件都得接。然而，之前的一切全都只是设想，她现在真的就在法庭上，准备看着一个女人讲述自己被男人施暴的遭遇，而她的职责，却恰恰是为这个男人辩护。
为此，萨拉必须设法将陪审团对受害者的同情心转移到她和她的委托人身上。证人也许觉得她可以在舞台上一展风采，但主宰演出的还是律师。如果这个女人生性害羞、表现紧张，那么要羞辱她的话，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纠缠强奸细节或者她以往生活的不检点即可，这是男律师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但是萨拉想尽量避免这样做，因为辩方律师若把受害者欺负得眼泪汪汪，只会让陪审团更加排斥她的委托人，而对受害者予以更多同情，毕竟，他原本就是一个令人反感的恶棍。
可不管怎样，他否认自己强奸了她，因此萨拉就得竭尽所能，验证雪伦证词的真实性。受害者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坚强、直率，能够经得起质问，萨拉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
“吉尔伯特女士，你有孩子吗？”劳埃德·戴维斯礼貌地询问道。
“有，两个。7岁的韦恩和4岁的卡蒂。”
“哦，也就是说，在你遇到加里·哈克之前，他们俩就已经出生了。”
“是的，感谢上帝，他不是他们的父亲。他不配做任何孩子的父亲。”
萨拉注意到，雪伦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劳埃德·戴维斯也没问。但这时，雪伦甩过头去，大着胆子快速扫了陪审团一眼，好像在说，你们胆敢从孩子的父亲（或父亲们）不在身边这件事上，推断出什么东西来！毕竟，这与本案无关。她是位母亲，而且被强奸了，陪审团懂得这些就足够了。
但萨拉很清楚，事实不止这些。萨拉15岁就怀孕了，她怎么会不明白？她明白为什么陪审团中有两位男士带着明显的爱慕之情盯着雪伦，而其他人却躲开她的目光往旁边看。她甚至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确信雪伦是一个淫乱的女人，更可能是一个妓女，这个行当跟法律一样历史悠久。萨拉曾经也有过当妓女的念头：这事不需要什么训练，钱还来得快。萨拉想，我当时可能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深感自豪的是，自己作为单身母亲，能勉力支撑下来，毫无畏惧地面对任何人的挑战，虽然内心是个寂寞的无底洞。
到目前为止，雪伦的目光扫过了法庭的每一个角落，却唯独跳过了萨拉的委托人，也就是被控强奸她的那个男人。仿佛他是一根柱子或一张椅子；她的眼光掠过他所在的位置时，没有丝毫停留。但此时，劳埃德·戴维斯第一次提起了他。
“你可以告诉法庭你第一次遇到被告加里·哈克是什么时候吗？”
“可以。是在一个酒吧。城堡街嘉乐力酒吧。大概是在两年前。”
“当时你们是否建立了恋爱关系？”
“是。他搬来和我一起住。”
“哦。”劳埃德·戴维斯若有所思地从他的半月形眼镜上方凝视着她。“你的意思是，他搬到你家，就像夫妻那样一起生活，对吗？”
“是的，我们同居，差不多有一年吧。”
“我明白了。为了让陪审团了解清楚，我再问你，那一年你们一直是同床共寝，过着有规律的性生活，是吧？”
“是的，显然他不是用来装饰的，对吧？”雪伦的回答引起一阵哄笑，她显得很得意。这是律师在法庭上盘问时惯用的幽默伎俩：大律师精确考究的语言和证人描述的朴素事实形成反差。这种语言差异一方面反映了法庭对于精确度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像雪伦、加里这样的普通人，与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法官斯图亚特·格雷之间在生活和经历上存在的社会鸿沟。萨拉在心里愤愤地想到：法官上庭有司机接送。劳埃德·戴维斯呢，他开的是一辆黑色捷豹，车牌是LAW2。她经过那辆车时真想用她的订婚戒指刮花它。若在西克里伏特，车身被划算是最轻的了；如果你头一天把车停在那里，第二天车还在的话，你或许会发现车轮都被人卸走了，车底下还垫着砖头。
“这段恋情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继续问道。
“去年4月份。他连着3个晚上都没回家，被我发现他在外面又找了个女人。我一气之下，把他的东西全扔到了街上。骗人的混蛋。”
“是这样啊。那加里回家发现他的东西被扔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大吵一架。他还弄伤了我一根手指。但我换了门锁，他就再也没回来了。”
“这是他第一次打你吗？”
雪伦摇了摇头。“开玩笑！他总是动不动就打我耳光。尤其是他喝醉的时候。他这人脾气暴躁，爱打架。曾经因为打人进过好几次监狱。”
萨拉迅速站了起来，看着法官。“尊敬的法官大人……”
“好的，好的，我明白，纽比夫人。”格雷法官和她一样都很清楚，对于辩方来说，不让陪审团知道加里的犯罪记录是多么关键。“吉尔伯特女士，你只须回答问题。除非劳埃德·戴维斯先生问你，否则你不能提及其他事情。你明白吗？”
“嗯，好吧。但他问我他是否很暴力，他确实很暴力啊。而且我说的是事实，他的确坐过牢。”此时，雪伦第一次直视被告席上的加里·哈克，是那种认清对方面目的直视，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好像在说：现在栽在我手里了吧，你这个蠢货，感觉不错吧。她久久地盯着他，然后鄙夷地转过脸去。如果能朝他吐口水的话，她绝不会犹豫的。
然而雪伦的话确实具有潜在的杀伤力。加里·哈克的犯罪记录长达3页，好几次因为暴力行为而被定罪，还有几回是由于虐待妇女而被捕入狱。根据有关证词的规定，这些事实不能在法庭上提及，不然可能会使陪审团对哈克产生偏见，但现在雪伦已经把这事说了出来。萨拉仍站在那里，她有权力现在就打断庭审，但是法官那警犬一般的长脸后面隐藏着一颗敏捷的大脑。他没有跟萨拉说话，而是转向了受害者。
“吉尔伯特女士，请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问题。加里·哈克是不是曾因对你施暴而被捕入狱？‘是’还是‘不是’，请记住，不要多说。”
“呃，不是，但是他曾经……”
“不是，那么这就是你的回答了，”格雷法官顺势打断了她。“现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答‘是’或‘不是’。他是不是曾因对你施加暴力而被定罪？”
“呃，不是，没有对我，但……”
“好了，谢谢你，吉尔伯特女士。你要明白，加里·哈克现在并不是因过去的罪行而受审，他被指控强奸你才是此次庭审主要目的。所以你只能告诉陪审团他对你个人或你的孩子所做过的事。陪审团所要考虑的仅此而已，不涉及其他。刚才劳埃德·戴维斯问你，他是不是曾对你施加暴力，你回答说他过去常在喝醉时扇你巴掌。但他从未因为对你施暴而被定罪，这也是事实。对吧？”
“对，”雪伦闷闷不乐地承认。“是没被定过罪。”
“很好。”法官看看还站着的萨拉，挑起一侧阴沉而浓密的眉毛。“纽比夫人，这个回答你是否满意？”
“我……”萨拉犹豫了一下，然后屈服了。“目前是的，法官大人。非常感谢。”她虽然乖乖地坐下了，但却感觉怒火中烧。雪伦实际上已经告诉陪审团她的委托人曾因暴力而被定罪。她是否应该进一步表示抗议呢，是否应该请求撤换陪审团呢？她心里思考着，手不禁颤抖起来。她的犹豫，也许还有屈服，都是缺乏经验的表现。她想，她仍然可以这样做，但审判才刚刚开始，这样做会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显然是格雷法官想要竭力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