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他们在公众传闻中被视为结构主义之父。巴黎大学索邦分校的墙上写着“阿尔都塞无用”，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马克思的著作，构成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总之，学生将不满撒向了他们自认为的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些人中只有福柯和巴特从结构主义中成功地走了出来，依然活跃在学术舞台上，备受欢迎。福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权力、秩序、制度，他的《疯癫与文明》就是反对理性对非理性的压制，他说一部疯癫历史就是一部非理性被残酷压制的历史，而学校、监狱、医院则是权力的象征，边沁式的全景敞视式监狱是对犯人的监视和人性的侵犯。《规训与惩罚》更是从侧面攻击了社会对人的约束、惩戒和驯服，从而使他的作品闪耀着人性光辉。福柯明智地走向街头，运动爆发时停留在突尼斯，支持当地学生运动，1969年积极参与巴黎的学生运动，支持学生造反，但在六八前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则是相当保守的。而拉康则与六八没有什么关系。巴特通过六八运动意识到了结构主义的缺陷，学生们的攻击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不无道理。在后期的著作中，他改变了研究路线，借用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来对文本进行解构。虽然解构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在语言领域、文本领域进行解构还是可能的，这样做既符合形势，又符合公众的胃口。由于性格所限而不乐意走向街头的巴特，找到了自己的独特领地，那就是语言文本。正如国内学者汪民安所说：“巴特的不满、巴特的抗议、巴特的批判最多是在语言领域中进行的。语言既是个敌对的堡垒，也是他的栖身之地，巴特似乎在语言里找到了寄托，在文本里找到了寄托，对语言和文字的反叛、改组以及别出心裁的调情，不会承担社会压力，不会遭到任何势力的抵制，甚至不会引起语言和文本本身的抵抗反弹，这符合巴特的气质，符合他脆弱的神经，也符合他的个人主义幻想。”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于是，1968年后，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的著作开始流行，这是由于五月运动被挫败后，整个社会气氛、时代精神与这种解构气质相契合，解构主义对结构的解构与学生反对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精神上的联系。这就是五月运动没有颠覆政权，在遭遇政治上的失败后却恰逢文化上的春天的根源所在。由此，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既是一股历史潮流，也是一股哲学潮流。
互文性产生的哲学背景：语言学转向
一、当代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
由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提出了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语言符号的差异性、语言与言语的不同、共时与历时、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重大概念命题，改变了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观由工具论向本体论转换，使2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逐渐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语言之风，导致西方哲学发生逆转，由认识论轴心转到语言论轴心。文学批评界也开始了一场“语言学转向”的理论变革。
“语言学转向”这一词语出自罗蒂1967年编选的论文集，论文集的名字就叫《语言学转向》。此说一出，很快风靡哲学、文学、文论领域。他认为：“通过改革语言，或通过进一步理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语言学转向”的说法可以追溯得更远，早在1915年，罗素在《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中认为人们在哲学中讨论的认识论问题，大多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维也纳学派石里克在1918年的《普通认识论》和1930年的《哲学的转变》中已暗含了语言学转向的说法。
1947年，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提出了“语言是存在之家”，随后在1959年出版了他后期一本重要的著作《通向语言的途中》，探讨诗歌中的语言、语言的本质与存在意义的关系等。海德格尔后期的工作主要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语言进行批判，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语言被看作一种工具，是人的可用之物，物为人用，这样语言就处于人和思的附属地位，因而脱离它的本质。洪堡就认为语言是有限工具的无限运用。海德格尔颠倒了语言与物的地位，在他看来，语言是存在之家，正是因为有了语言人才可以诗意地栖居，他说：“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以语言这家为家。思的人们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海德格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没有语言，世间一切存在将无处安身，任何存在着的东西的存在都居于语言之中，语言为物提供栖居之地，语言破裂便无物存在。语言是皮，存在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语词为物找到了存在的意义，缺了语词，就没有物的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引用了诗人格奥尔格的诗句来表达自己这一思想：“语词破碎处，无物存在。”原诗是这样的：
词语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期待这远古女神降临
在她的渊源处发现名称——
我于是能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
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
一度幸运的漫游，我达到她的领地
带着一颗宝石，它丰富而细腻
她久久地掂量，然后向我昭示：
“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那宝石因此逸离我的双手
我的疆域再没有把宝藏赢获……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海德格尔爆料说，自己几乎是粗暴地从格奥尔格的诗中截取了一句，并大胆地将它改为陈述句：“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这里的物明显具有宽泛的意义，为无论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一切东西，物、人、神被尽数囊括。东西方哲学往往相映成趣，由此可以联想到中国诗人郭沫若著名的《凤凰涅槃》里的句子：“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它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转化，其最早出处为《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意思是一之中包括着现在、过去、将来，即宇宙中所有的一切。海德格尔这里的“物”的概念大致与“一”相同。这样，海德格尔就与传统语言学渐行渐远。正如毕默尔教授所说：“如果一位思想家像海德格尔那样，在思索传统时试图解释传统的内容并透视传统的局限性，他就必须一步一步地抛弃传统的语言。”
海德格尔批判了语言活动一直被认为是人的活动的观点，为此他区分了两个概念，即语言的言说和人的言说。在西方，以往一直认为是人在说话，这种观点长期以来不容置疑，也是显而易见的，语言从人的口中而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语言怎么能够自己言说自己呢？海德格尔说，从表面上看的确是人在说话，语言似乎是依附于人的工具，但是人受语言规则的支配，服从它的调遣，所以是语言通过人来言说自身，语言把握着人生存的最高可能性。正如余虹所说：“从表面看，语言就像一把斧头，是任人使用的工具，但语言不是一般工具之工具，语言语言着，语言在被人使用时却拥有自身的能动性，并且正是语言自身的能动性(去蔽或遮蔽)召唤着人来使用它，因此，与其说人在使用语言，不如说语言使用人来使用它，真正的主动者是语言。”通过对语言根源的追问，语言是何处来的？也许你会回答语言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但这个别人的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别人的话是从哪儿来的，可能的回答是语言本来就存在在哪儿。语言通过人实现了自身，语言找到了自己的工具——人。所以要注意的问题是语言在先，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先有了人，然后人创造了语言，然后语言为我们所使用并服务于我们。
也许，太初本来就有词，这是圣经开篇所言。有了词，于是有了事物的出场，才有了一个一个的故事的流传。在海德格尔这里，词显然居于重要的位置，是重要的存在之一。这一点，从他所引的诗句可以看出，除了上面所引的格奥尔格的《词语》外，海德格尔还引用了哥特弗里德·伯恩的一首两节诗：
一个词语
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从密码中升起
熟悉的生命，突兀的意义，
太阳驻留，天体沉默
万物向着词语聚拢。
一个词语——是闪光、是飞絮、是火，
是火焰的溅射，是星球的轨迹——，
然后又是硕大无朋的暗冥，
在虚空中环绕着世界和我。
词汇、词语、话语还出现在其他诗人的其他诗句中，这种引用本身就是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显示与言说，所以无需费多少口舌，只需列出以下存在昭示事物本身：
那些金色的枝干
像蜡烛在秘密前点燃，
语言的星星开花了
在它初绽的嫩叶尖。
我懂得土地的词汇
……叶赛宁《心儿思慕着天空》，
自然是座庙宇，那里的话柱
不时吐出朦胧的话语，
逍遥于象征森林的游子
树木正亲切地把他注视。
这就是人；假如那里有财富，
如同一个神亲自用礼物照料着他，
人依然盲目，浑然不觉。
他首先必得遭受痛苦；
但现在他命名他的无上珍宝，
于是必然生成词语，犹如花朵开放。
请注意下划线的词语。由此可观，“词语”是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的重心，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出：人通过词语与世界照面，并使存在成为可能；万物存在于词语之中，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只有在词语中“万物才首次进入存在，并成为一种是”。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中，他又说，诗是人类体会和表达生命的基本方式，诗以词语的方式展开存在之维，是人们拥有的原初语言，使语言成为可能。海德格尔认为：词第一，诗人退居其次，诗人是语言的仆人，是精通语言的天国诸神的奴仆，是上帝的使者，肩负着任务。诗人的意义在于传达信息，是神与人的中介，诗人肩负着聆听自然之言语并寻找言词，并将其符号化，传达给凡人的任务。诗人首先是一个聆听者，其次是一个传达者。如果说在海德格尔诗学里作为主体的诗人还占据一定的地位，那么在后结构主义者巴特那里，作者则死了，剩下的只有文本，只有语词。巴特高喊作者死了，克里斯蒂娃用她的文本间性代替主体间性，杜威·佛克马认为在后现代主义世界中语词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形成我们的世界，语词正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惟一仲裁。诗人所做的只是“对意义废料的回收”。
拉康在描述他的镜像阶段理论时说：婴儿在学说话时，语言已经存在在那里了，所有的语言规则、话语都已然存在，你不能将“树”说成“花”或“猫”或别的什么，它只能是“树”，这意味着所有的言语和制约言语的语言系统、规则、秩序早已存在，人不过是学会语言，掌握语言，将自己放置于语言的大网中而已。这就是我们常常感到语言很暴力的原因。所以，是语言在先，而不是人在先。以往哲学只注意到了人对语言的占用，事实上，这种占用是相互的，海德格尔把另一面凸显出来，即语言强行占用人来实现自身。
梅洛—庞蒂将语言与现象学结合起来，构成了独创的语言现象学，被誉为诗性哲人。他的语言现象学理论主要集中于其《符号》、《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意识和语言的获得》、《现象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著作中。梅洛—庞蒂首先认识到了语言的对话性，语言产生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在对话语境中，个体才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与他者的思想，并使二者处于一个社会交流的思维大网之中。他在《论语言现象学》(1951)中说：“当我说话或当我理解时，我体验到他者在我之中的出现，和我在他者之中的出现，这种出现是主体间性的基石。”什么是语言现象学呢？他认为，语言具有自我显示意义，语言具有的自我还原功能使事物赤裸裸地呈现在语言当中，而这种呈现表明的是它难以言传的意义。只有还原到语言本身，意义才能呈示出来。言语传递意义，并生成意义，这典型地体现在演说中，演说者一方面传递着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新的意义。言语具有即时生成性：“言语因此是一种开放的和不确定的含义能力，即同时领会和传递一种意义的能力，人们就是靠着这种能力，向着新的行为、新的思想和他人超越。”
言语生成思想，思想在言语中显示本身，于是，梅洛—庞蒂说语词有一个意义。
保罗·利科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对诗歌语言、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进行了探讨。他首先考察了日常语言，认为日常语言既不像科学语言那样严密，也不像诗歌语言那样抒情，它们是作为一种有意选择的策略从日常语言中分化出来的。一词多义是语言的正常现象，歧义性则是语言病态，科学语言是系统地消除歧义性的语言，诗歌语言与其相反，它寻求歧义性，保留歧义性，以便使诗歌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非公众经验。隐喻是诗歌的另一个特征。利科说：“人们曾说，每个隐喻都是一首小型的诗，而一首诗则是一个巨大的、连续的、持久的隐喻。……因而诗是这样一种语言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我们的语言的一词多义，而不在于筛去或消除它，在于保留歧义，而不在于排斥或禁止它。语言就不再是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构建单独一种意义系统，而是同时构建好几种意义系统。从这里就导出了同一首诗的几种释读的可能性。”这样利科就将语言学的问题引入了诗学领域，其思想便与东方智慧中的“诗无达诂”相映生辉，也可以看作为现代接受美学与阐释学提供理论导引。
从索绪尔的“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的混然之物”到海德“语言是存在之家”，“通过语言人充满才德的人才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再到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语言学转向几乎影响了20世纪西方所有的人文学科，对结构主义及其之后的文论也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影响，从而使得“任何有说服力的意义理论都必须被纳入一种语言学的语境中加以讨论”。
二、语言学转向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
罗兰·巴特说：“结构主义本身是从语言范例中发展起来的，却在文学这个语言的作品中找到一个亲密无间的对象：两者是同质的。”作为一种哲学转向，语言学首先影响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结构主义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