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模仿姿势本身已经可笑，那么，当模仿时同时努力在不使原姿势变形的范围内，把它们引到某种机械性的操作，例如锯木、打铁、不断拉铃绳上，这种模仿就变得更加可笑了。庸俗并不是滑稽的要素（虽然它肯定有些作用）。倒是当人们可以把一个姿势和机械性的操作联系起来，仿佛它具有机械的本性时，这个姿势的机械性才更加明显。把这机械性暗示出来，是把严肃的文学作品篡改成为滑稽作品的所谓仿拟的常用手法之一。我们方才是用演绎法把这个手法推演出来的，然而丑角演员显然早就通过直觉意识到这一点了。
巴斯加在《沉思录》的某一段中说：“两副相似的面容，其中任何一副都不能单独引人发笑，放在一起时便由于其相似而激起笑声。”上面所说的，便破了巴斯加这句话里提出的小小的谜语。我们也可以说：“演说家的姿势，其中任何一个的本身都并不可笑，但由于重复而引人发笑。”那是因为生动活泼的生活原不应该重复。哪儿有重复，有完全的相似，我们就怀疑在生动活泼的东西背后有什么机械装置在活动。请你把面对两个十分相似的面貌时的印象分析一下吧。你将看到，你是想到从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两件产品，同一个图章打出来的两个印记，同一块底版洗出来的两张相片，甚至想到工业制造的过程。把生活导引到机械方面去，这就是这里引人发笑的真正原因。
如果舞台上出现的不是像巴斯加那个例子那样只有两个人，而是好几个，甚至尽可能多，他们彼此相似，一起来来去去，奔走舞蹈，在同一时刻采取同样的姿态，做出同样的手势，那观众就笑得越发厉害了。这时候，我们清楚地想起许多木偶。我们觉得有许多看不见的线把他们的胳臂相互连在一起，把他们的腿相互连在一起，把这个人脸上的某一条肌肉跟那个人脸上相应的一条肌肉相互连在一起。一致动作的执拗性使得身体的灵活柔和也在我们眼前凝固起来，使得一切都僵化成为机械。这就是这种多少有点浅薄的游艺节目的诀窍。表演这种节目的演员也许并没有读过巴斯加，然而他们却充分实践了巴斯加那段话所暗示的思想。如果说在第二种情况中笑的原因是由于产生了机械作用的幻象，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中也应该是如此，不过较为隐晦罢了。我们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会大致看到前面所提的那条规律的一些越来越深远，也越来越重要的后果。我们会看到机械作用的更加不易捉摸的幻象，看到那些不再仅仅是人的姿势暗示的幻象，而是人的复杂行动暗示的幻象。我们猜想，喜剧的常用手法——词句或场面的周期性的重复、角色的对称式的地位转换、误会有规则的发展以及其他许多玩意儿——它们的滑稽力量都来自同一源泉。滑稽剧作者的艺术也许就在于为人间事件保留逼真的外表，也就是保留生活中表面的灵活性的同时，显示出人间事件的显然机械性的互相关联。但是我们暂时还是不必预言那些随着分析的进一步深入必将系统地得出的结果吧。
五
在更进一步之前，让我们稍作休息，向四周环顾一下吧。我们在本书开始时就说过，要从一个简单的公式里把所有的滑稽效果都导引出来，只是一种妄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公式是有的，不过它却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这就是说，在演绎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时在关键性的效果上停下来，而这些效果当中的每一个都好像是一些范本，在它的周围存在着与之相似的新的效果。这些新的效果不能从公式演绎出来，但由于它们与从公式演绎出来的效果有亲属关系而滑稽。让我们再一次引用巴斯加的话，把思想的进程用几何学家称之为摆线的那种曲线来说明吧。摆线就是当车辆沿直线方向前进时轮周上某一点的轨迹。这一点随车轮转动，同时又随整个车子前进。我们也可以设想森林中的一条大道，道上不时有些十字路口。人们在每个路口四下转一圈，搜索一下岔出去的各条路，然后回到原来的方向。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路口。镶嵌在活的东西上面的机械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应该停下来瞧一瞧的路口。这是一个中心的形象，我们的想象力从此朝种种方向发射出去。朝哪些方向？有三个主要的方向。现在我们就来朝着这三个方向一一探索，然后回到那条笔直的大道上来。
（一）首先，活的东西和机械的东西掺杂在一起这样一个景象，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比较模糊的，带有某种僵硬性的形象上去。这种僵硬性对生动活泼的生活起着作用，试图笨手笨脚地追随它前进，模仿它的灵活性。这样，我们就不难设想，一件衣服是怎样容易变得滑稽可笑。几乎可以说，任何一种式样的衣服都有某些可笑的方面。只不过如果是一种当前还流行的式样，我们对这式样是这样习惯，也就把衣服看成是和穿衣服的人结成一体了。我们的想象力不把它和穿衣服的人分离开，我们也不会想起要把覆盖物的死板和所覆盖的内容的灵活对立起来。因此，在这里，滑稽就停留在潜在状态。只是在覆盖物与所覆盖的内容之间的不相适合达到一定的程度，以致虽然长期相处，结合仍不巩固的时候，滑稽才冒出头来。例如高顶大礼帽就是这种情形。而假设有这么一个怪人，穿上过时的装束，那么我们的注意力便会集中到服装上去，觉得它和那个人格格不入，会说这个人是化了装（倒好像普通的服装并不使人的外貌改变似的）。这样，衣服式样的可笑面就从潜在状态转入暴露状态了。
现在我们开始初步看出滑稽这个问题引起的某些细节方面的重大困难。关于笑的许多错误或不充分的理论之所以产生，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许多有资格成为滑稽的东西，由于连续的习惯，滑稽的性质被麻痹了，事实上就不再滑稽了。要使这个滑稽的性质重新苏醒，必须破除这个连续的习惯，跟时尚决裂。人们可能认为是这个连续习惯的破除产生了滑稽，事实上它不过是使我们注意到原来就存在的滑稽而已。有人用意外、对比这样一些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我们根本不想笑的许多情况的定义来解释笑。但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
我们已经接触到了化装这个概念。我们在前面说过，这个概念是引人发笑的能力的正式代表。看一看它是怎样行使这个权力的，该不致没有用处。
一个人的头发，从深色的变成浅色的，为什么就可笑？酒糟鼻子为什么滑稽？黑人为什么可笑？这些问题看来十分恼人，因为像海克尔、克拉普林、里普斯这些心理学家都曾先后提出这些问题，做出不同的答案。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马车夫，他说坐在他车上的那个黑人是“没有洗干净”。我想这就回答了这些问题。没有洗干净！在我们的想象当中，黑皮肤的脸是涂了墨或者涂了煤烟的脸。同样，红鼻子就只能是抹了一层朱红色的鼻子了。这样，化装就把它的滑稽质中的某些东西移进实际并非化装而可能进行化装的情况。刚才说过，大家惯常所穿的衣服和穿衣服的人分不开，我们觉得它已经跟人结成一体，因为我们已经看惯了。现在，黑色和红色尽管本是皮肤所固有，但是我们却把它们当成是人工加上去的，因为我们对它们不习惯。
从而产生了关于滑稽的理论的一系列新的困难。从理性的眼光看来，说什么“我的衣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荒谬的。然而我们的想象力却把这样的命题看成是真实的。“红鼻子是涂了色的鼻子”，“黑人是白人化装的”，对理性来说，也是荒谬的，然而对于想象来说，却是肯定的真理。因此，想象有它自己的逻辑，它和理性的逻辑不同，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然而为了研究滑稽以及其他类似的事物，哲学却不能不予以考虑。想象的逻辑和梦境的逻辑相仿，所不同的是这不是由个人幻想支配的梦，而是整个社会都在做的梦。要想建立想象的逻辑，必须做一番特殊的努力，把积重难返的判断和根深蒂固的观念的表皮揭开，才能看到在我们内心深处，错综复杂的众多形象像一股地下水一样长流不息。这些形象并不是随意交错起来的，而是遵照一些规律（毋宁说是一些习惯）的。这些规律或习惯与想象之间的关系正跟逻辑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一样。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目前研究的特定情况中的想象的逻辑吧。
化了装的人是滑稽的，被别人认为是化了装的人则更加滑稽，推而广之，不仅是人的化装，而且社会的化装，甚至自然的化装也都是要变得滑稽的。
先谈自然。我们笑一条剪了一半毛的狗，笑一个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假花的花坛，笑一片每棵树上贴满了竞选标语的树林等等。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些都是叫我们想起假面舞会。不过这里的滑稽是很弱的滑稽。它离滑稽的源头还太远。你想加强滑稽的程度吗？那就必须上溯到它的源头，把这派生出来的形象（也就是假面舞会这个形象）跟它的原始形象进行对比。这个原始形象就是对生活的机械仿制的形象。机械地仿制出来的自然，这显然是一个滑稽的主题，围绕它，幻想可以编出许多准能引起捧腹大笑的变奏曲。我们记得在《达达兰在阿尔卑斯山上》里有这么一段，蓬巴尔使达达兰（从而多少也是使读者）相信瑞士就跟歌剧院舞台底下一样，是由一家公司经营的一套机关布景，有瀑布，有冰川，有假的山壑。在英国幽默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的《小说札记》当中，也有这样的主题，不过笔调完全不同。说的是有一位年老的贵妇人，想做好事又不愿太费事，就在公馆附近盖了些房子，收容一些不信神的人，启发他们皈依基督教。其实这些人是她家里人特地为她培养出来的。他们原是些老实人，却给培养成了酒鬼，好让她来拯救他们的灵魂。在一些滑稽的话语中，也出现这样的主题，只不过像是空谷中的回音，需要稍加回味，而且其中还掺杂着真挚的或矫饰的天真成分，起着伴奏的作用。例如，天文学家加西尼请一位夫人去观察月食。这位夫人来晚了，说道：“加西尼先生想必乐于为我重演一次。”贡狄奈的作品中也有一位人物到某一个城市，听说附近有座死火山，竟发了这样一声叹息：“他们本来有座火山，竟让它熄灭了！”
再来看社会。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且依社会为生，我们不能不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如果有那么一个形象暗示我们社会化了装，成了一个假面舞会，这个形象就可笑了。当我们在活生生的社会表面看到存在着惰性的东西、刻板的东西、造作的东西的时候，上面这种暗示就产生了。这还是一种僵硬，它和生命内在的灵活不能调和。社会生活中属于仪式性的东西，因此就该包含潜在的滑稽因素，只待机会来到，便将形之于外。我们可以说，仪式之于社会，正如衣服之于人体。如果我们觉得仪式与举行仪式的庄严对象合而为一，仪式就是庄严的；反之，如果我们的想象力把两者分开，仪式便立刻失去庄严。因此，只要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仪式当中纯仪式性的东西上去，并且像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不去管它的内容而一心只想到它的形式，这个仪式就变得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滑稽精神是很容易在具有固定形式的社会行为——从分发奖品仪式直到法院开庭——中施展伎俩的。有多少形式和格局，就有多少滑稽因素可以插足进去的现成框子。
在这里也是一样，越是把滑稽因素靠拢它的根源，滑稽性也就越强。我们应该从化装这个派生的概念上溯到它的原始概念，也就是叠置于生活上的机械装置这样一个概念。这种形象，一切仪式的一本正经的形式已经为我们作了暗示了。只要我们把典礼或仪式的庄严目标忘了，我们立刻就会觉得参加者都在像木偶一样活动。他们的活动是根据不变的格式进行的。这是一种机械动作。那些像简单机械那样的行动，或者是以不可救药的呆板，把行政条规当做自然规律来执行的公务员的机械动作，算得上是纯粹的机械动作了。多年以前，有一艘邮船在狄厄普附近沉没。有几个乘客好不容易被救到一只船上。有几位海关官员，原也曾勇敢地参加了救助工作，一开口和乘客讲话，却问他们道：“有什么要报关的吗？”我觉得有一位议员的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意思更为微妙。有一次在铁路上出了一桩命案，这位议员在第二天质问铁道部长时说：“凶犯在杀人以后，一定是从侧面下车的，而这是违反铁路规章的。”
掺进自然界中的机械动作，社会中的刻板的法规——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两类可笑的效果。为了结束这一节，我们还要把这两类效果结合起来，看看从中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这结合的结果显然是人为的法规代替了自然的规律这样一个概念。我们记得，在《屈打成医》里，当瑞隆特告诉斯卡纳赖尔，人的心在左边而肝在右边时，斯卡纳赖尔答道：“是的，从前的确是这样。不过我们都把它改了，我们现在是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医学。”我们也记得《浦尔叟雅克先生》里那两位医生的诊断：“你所提的论证如此渊博、如此充实，使得这病人不是忧郁的精神错乱者也不可能了；即使他没有这种病，由于你那富丽堂皇的词句和精辟的论证，他也会变成这样的病人了。”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只消把莫里哀笔下的医生一个一个列出来就行了。滑稽的狂想在这里已经显得走得够远的了，然而现实却更有过之。有一位极端好辩的当代哲学家，有人对他说，他的论证是无可指摘地符合演绎法的，但实验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却用“实验错了”这么一句话来结束讨论。这是因为，按例行公事那套办法来安排生活这样一种思想，其流行之盛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之外的。虽然我们刚才是通过人为的组合得出这种思想的，但这种思想却是十分自然的。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给我们指出了学究气的真髓。学究气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不过是自以为胜过自然的那套技艺罢了。
总而言之，我们得到的是同样的效果，不过当这个效果从人体的人为的机械化（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样一个概念，转到以人为的东西代替天然的东西这样一个概念时，变得越来越精巧了。一种越来越像梦境中的逻辑那样的越来越不谨严的逻辑，把同样的关系移到越来越高级的范围中去，移进越来越抽象的各项之间，结果使得例行公事与自然法则或伦理法则之间出现了人造的衣服与活着的人体那样的关系。在我们要探索的三个方向当中，我们已经把第一个方向深究到底了。让我们转到第二个方向，且看它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