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践祚后，振奋精神，发愤致力天下大治，史称“励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兴国最初几个年头，他的邦国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倾向。孔子论及中庸智慧时有名言：“过犹不及”。宋太宗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免“过”了。
赏罚“失宜”的政治败笔
宋太宗赵炅践祚后，振奋精神，发愤致力于天下大治，史称“励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兴国最初几个年头，他的邦国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倾向。孔子论及中庸智慧时有名言：“过犹不及”。赵炅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免“过”了。
有一个叫孟蛮的官员，朝廷拟定他到窦州去做录事参军。窦州在今天的广东广西交界处，汉代以来算是蛮荒之地。录事参军是地方监察官，负责管理地方官吏档案，同时负责察举他们的善恶，有向朝廷汇报的责任。这个职官对于制度性管理地方有重要作用。但孟蛮先生嫌窦州这个地方太偏远，不去上任，反而“诣匦自陈”。“匦”是一种四面有口的小匣子，一般放在朝堂附近，臣民有意见，可以投书其内，有内侍会定时取走给皇帝看。孟蛮估计是到了该上任的时间没有走，写了封信投在“匦”内，自我辩解。赵炅看到这个投书，大怒，给了他一顿棍子，史称“决杖”，流放到更僻远的海岛上去了。
有一个叫綦廷珪的朝官，请了病假。病好后，按程序，他需要先到主管部门销假，然后“朝参”，要向朝廷表明病假结束了。这些他都没做，直接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上班了。赵炅不高兴，处罚了他，还连带着处罚了他的上级——好几个人都做了降级处理，潘美、王仁赡二人也是他的上级，没降级，但都罚了三个月的俸禄。
有一个叫刘珝的殿中丞，也即掌管禁中日常生活的朝官，外放到剑州（今属四川剑阁县）做州官。那里发生了偷盗官物事件，刘珝就招募人告密，抓获了盗贼，并上疏要求朝廷赏赐这个告密者。赵炅也不高兴，认为刘珝不用心去抓捕贼盗，擅自赏赐招募告密者，干脆罢了他的官，还发出诏令“永不录用”。
赵炅给这几个人的处罚，今天来看，都不轻。
孟蛮不愿到边远地区上任，罢职也就是了；打棍子、流放，罚过重。
綦廷珪不按规章制度办事，警告批评也就是了；连上级一块惩治，罚不公。
刘珝招募知情人检举揭发，也是一法；罢官，还“永不录用”，罚失正。
这种过重、不公、失正的惩罚，赵匡胤时代也可以见到。但是与历朝历代比较，赵家兄弟的帝国，这类错判可能是最少的。他们对惩治贪官很凌厉，但对一般官员的过失，往往比较优容，这也是敛天地杀气、养人间和气之道。但赵家兄弟不时可以见到的这类偏狭、躁急，以个人喜怒情绪影响决策，赏罚“失宜”的做法，毕竟属于政治败笔。
泼皮乞丐之死
赵匡胤的这类“失宜”与个人天性有关；赵炅的这类“失宜”则更复杂一些。他践祚之初，没有赵匡胤那般武功，因此当朝立威，需要一点辣手。当着强枝弱本的藩镇习气还在浮漾的时代，出于对政治秩序的追求，建构并推演领袖权威，有其正当性理由。他要“杀伐立威”。这样，赵炅的赏罚“失宜”与赵匡胤的赏罚“失宜”，就动机而言，就有了性质的不同。
宋人蔡绦笔记《铁围山丛谈》说一太宗故实，荒诞中可以见出士庶意见。
故实说宋太宗赵炅刚刚做了皇帝，很想让朝廷内外对他的治国能力和公道仁德心服气服，于是，有了一桩奇案。
说东京汴梁有一泼皮乞丐，要饭时稍不如意，就要倚门大骂，主人被骂苦，出来道歉，半天也打发不走他。东京城的土豪雅豪都惹不起他。某日，这泼皮又来一户人家大骂，主人出来赔上小心，说了无数好话，他还是不依不饶，什么难听骂什么。周遭围观者越来越多。忽然，人群中跳出一持刀汉子，刀光闪出，泼皮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刺客留下了作案工具，从容离去。
官府追拿凶手不得，第二天报到朝廷。太宗大怒，颁下口谕，大意说：朕现在正要“太平兴国”，不料还有这等白昼杀人的五代恶习！此事绝不轻饶！于是下令从严从快，限期捉拿罪犯。
眼瞅着限期就到，东京城官府恐惧无法交差，最后根据这个事件另外的逻辑，推断乃是主人被泼皮骂怒，“不胜其忿”，无法忍受，亲手或雇人杀了这厮。然后就以此逻辑定案。案件整理为卷宗，上报。
太宗对司法者也即东京市长说：“你们能这么用心，很好。但还是要重新核对一番，不要弄成冤案。另外，把那把杀人刀拿来我看。”
又过了几天，东京市长登朝，坚持此前的定案意见，并将卷宗和杀人刀一起呈上。太宗问道：“你确定就是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了乞丐吗？”市长说：“肯定是。已经反复审核过了。”太宗闻言冷笑一声，回头对小内侍说：“把我的刀鞘拿过来！”小内侍当场取过刀鞘，将那把杀人刀放入，严丝合缝。
原来，乃是太宗派人杀了乞丐，东京市长显然判了一个冤案。
真相大白，太宗留下一句话：
“如此办案，怎么能不妄杀人呢！”
说罢拂袖而去。
根据这个故实，似乎可以见出宋太宗为了收拾人心，有意制造无头案，要东京市长去想法子。但破案难度太大，市长怕得罪朝廷，只好制造嫁祸于人的冤案，试图好歹了事，最后太宗又解密事实真相。
故实似乎想告诉世人：太宗以此警戒地方官，不要制造冤假错案！
太宗这一招确有惊悚效果——站在时光的这一面，甚至不难想象那位东京市长面对谜底目瞪口呆的样子。估计这位市长一辈子不敢再制造这类冤案。
此事或许对天下“依法治国”有利，但却不符合儒家伦理与道义，也不符合法理公正。
因为那个乞丐法不当诛。
史称“庚申，以皇弟永兴节度使（治所在今西安）兼侍中廷美为开封尹（略相当于东京市长）兼中书令，封齐王”，赵匡胤驾崩的第七天，庚申日，赵光义就封赏正做着永兴节度使的皇弟赵廷美为东京市长兼中书令（宰相之职），又封为齐王。这样看，《铁围山丛谈》中说到的这个制造冤案的东京市长就应该是赵廷美。个中又有玄机。
蔡绦笔记《铁围山丛谈》写太宗赵炅，往往明褒暗贬，看上去是褒扬赵炅，但细味之，几乎等于在黑赵炅。如那个讲述“射杀花蕊夫人”的故实：说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赵光义也即赵炅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赵炅干脆将其射杀。这个故实表面上说赵炅有江山社稷情怀，用特殊手段打破“红颜祸水”的咒语，事实上却可定案为冤杀无辜、草菅人命——假如花蕊夫人确有其人，假如因此而死，太宗赵炅岂不过于心狠手辣？这哪里是一代“贤君”气象？
《铁围山丛谈》记录赵炅这两件事，情节荒诞——太宗要“立威”，自有丈夫手段，不必设局冤杀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乞丐；太宗爱大宋，自有英雄气象，不必悲情冤杀一个美丽的柔弱女子，何况，这个柔弱女子并不存在。
说史上并无花蕊夫人，《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三本第五章《全师雄·孟昶·花蕊夫人》已经说过。我的结论性意见就是：这俩故实很可能都属于瓜棚豆下的扪虱闲话、茅檐日下的野叟曝言，茶余饭后的坊间奇说，不可信。
张道丰死里逃生
太宗对冤案极为重视。有一故实可以做证。
说有一个循吏，名叫邵晔。这是一个自幼嗜血的人，太平兴国八年（983）中进士，做了蓬州（今四川营山县）录事参军，负有监督和管理官员档案的职责。知州名叫杨全，此人性情粗率而又蒙昧。州境内有庶民张道丰等三人，被人诬告为劫匪强盗，都要判处死刑，判词已定，卷宗也整理完毕。但邵晔察觉到此案有冤情，就不在文件上签字，并告知知州杨全，要重新审核。杨全不听，派人带着张道丰等人去“抵法”，也即要正刑伏法。张道丰等不服，临刑前号呼“冤枉”。按大宋法条，正法之前喊冤，要带回重审。邵晔就开始了重新复核。不久捉到了真正的匪盗，张道丰等人获释。杨全被削籍为民。
邵晔在任职期满，到朝廷述职时，太宗对他说：
“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你能平反冤案，让我的子民能够活下来，太值得嘉奖啦！于是赐钱五万，并下诏“以全事戒谕天下”，以杨全制造冤假错案的事告诫全国各级官员。邵晔因此而授予光禄寺丞，让他出使广南采访刑狱。
这样的宋太宗，可能去为了解决冤狱问题，再去制造另一场冤狱吗？
孟蛮、刘珝、綦廷珪事件，均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书为记录大宋帝国的重要史料，是正史《宋史》的主要资料性来源，也应该属于正史之列。蔡绦《铁围山丛谈》则是典型野史。今天对比来看二者记录的这几条故实，会有新的况味。简言之，太宗杀乞丐，此事很可能子虚乌有。但为何会有这类故实呢？因为太宗赏罚，有时往往“失宜”，因“失宜”而“失衡”。
赏与罚，权柄极重。无论传统政治治理抑或现代政治治理，公正赏罚是题中应有之义。政治与伦理最后的不可化约的核心、应然价值“公道-仁德”，很大程度体现于“赏罚系统”。宋太宗赵炅对官员惩罚过重、不公、失正，就是政治“失衡”。是对应然价值的义理背离，因此属于“失宜”。这类历史故实与《铁围山丛谈》的野史记录，就有了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链条的一致性——他要“杀伐立威”。海客、野老们聊天，就有了添油加醋、向壁虚造的印象来源，于是有了人类学上母题的衍伸。因为有孟蛮、刘珝、綦廷珪的“故实”，所以有了杀乞丐、杀花蕊的“故事”。“故事”在“合理想象”中，包装为“故实”，进入野史出笼了——这类故事是安不到赵匡胤头上的，也安不到宋真宗、宋仁宗……头上的。宋太宗赵炅先生是虚构故事最合适的主角，谁让他在处理孟蛮、刘珝、綦廷珪案例时过重、不公、失正呢？
转运使
赵炅“励精求理”故实甚多，“不合宜”也即“不合义理”之处不少，但“合宜”也即“合于义理”者更多。
他善于学习。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作为并不比乃兄差，甚至有些地方，就政治家责任伦理而言，他的道义担当与政治智慧，还超过了赵匡胤。
自赵匡胤时代起，大宋对五代十国道义沦丧的格局就有拨乱反正的自觉意识，成就君子，而不是纵性做小人，渐渐开始蔚成风气。但事情往往也容易走向另外一极，官员们开始出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颓势。这不是“励精求理”的宋太宗愿意看到的局面。契丹在草原虎视眈眈，北汉在河东伺机骚扰，吴越在江南占据一隅，清源在三闽尚未归顺，藩镇余风尚未涤荡一清，大宋刑统尚未深入人心，民生弊端还有待改善，道义天下还有待推衍……大宋正是需要人才之际，面对温温吞吞、无所事事的官员，赵炅似有一种无力感。
郡县治、天下治。他决计从地方开始，改变这种局面。
为了督成地方治理，从太平兴国初年开始，大宋就派出了中央巡视组到地方访查。最初，这类巡视组由转运使兼职领衔，诸州诸县，各级官员，工作优劣，都要做出考核判断。转运使，是负责财赋，主要是负责军需物资的职官，略相当于后勤部长。赵炅对此一职官很看重，赋予了转运使更大权力，包括维持地方治安、清点地方刑狱、推荐地方贤良等，现在，又有了考察地方官吏的职能。这些活儿，原本都属于节度使的。但节度使自唐末以来渐渐演绎成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尾大不掉，于是有了五代十国的乱世。现在赵炅派出官员“暂行”巡视工作，就有了集权的效果。说“暂行”，是因为转运使一职，无论职权多么重要，都是临时差遣。“勾当”已毕，工作完成，归阙，回到朝廷，这个职位就撤销了。“勾当”是宋人常用口语，作及物动词用时，有“处理”的意思。大将曹彬平定南唐回来，交差，就有“奉勑江南勾当公事回”字样，意思是：奉朝廷差遣到江南处理公事回来了。从太祖“收兵权”开始，到太宗一代完善临时差遣机制，一点点地化解了可能的藩镇割据威胁。
转运使在地方系统内，知州、通判、监官、京朝官等，都是察举对象。评定这些官员，政绩优异者为上，恪守本职工作者为次，部内粗有治理效果者为中，而处理事情怠惰，没有治理成绩者为下。转运使要将地方的吏治情报和判定意见在年终汇报到朝廷，以备朝廷大行诛赏。
宋代历史评论家吕中曾有评论说：“转运置于乾德，本以总利权耳，而兼纠察官吏自此始。厥后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点刑狱，皆所以纠察官吏，此汉部刺史职也。本朝之监司，以台、省、寺、监为之，虽宰臣、侍中为帅，亦许弹劾。此我宋三百余年无藩镇之患者，盖以此也。”转运使一职，始于太祖乾德年间，本着总揽地方财经大权，并兼有纠察官吏的目的。后来又有判官、副使，又有提点刑狱，都是以此来纠察官吏的。这原来就是汉代刺史的职务。本朝的监司，以御史台、中书省、大理寺、监察院来负责，即使是宰辅、侍中做了地方大帅，允许弹劾。我大宋之所以三百余年没有藩镇之祸患，原因在这里。
大宋的监察制度是历来政制设计中，做得最好的。
转运使将地方治理情报，呈给朝廷。出于谨慎，朝廷往往还要再派出专使按转运使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廉察复核。这样，就以文职方式将地方控制在中央。有此过程，地方官吏的优良中差，中央一目了然，而藩镇割据的可能也就越来越渺茫。因此，转运使一职的设置，是藩镇割据的克星。
但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地方官往往乐于居于“次”一等，只要恪守职责，不出事，就等于“无功亦无过”，转运使的察访不会给更低的评价。如此，保住官位的成本最低。而转运使自身也有因循怠惰之辈。
于是，出于“励精图理”的强势政制，太平兴国年间，赵炅对“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做了“免官”处罚。譬如，掌管诉讼定刑判案的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丕、负责秘书工作的伊阙县主簿翟嶙、执掌全县行政的郑州荥泽县令申廷温等人，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免官”。
有一位荆湖南路转运使崔宪，副使许奇，在处理某一事件时“稽留不决”，拖延着不做决定，这也属于“疲软不胜任”。调查属实之后，崔宪被降职，许奇被组织部开除，削去所有官职，史称“除籍为民”，并追回过去赏赐的五十万铜钱。大宋有一个不成文的制度规定：如有犯罪，可以追回往日恩典。
郭贽的“愚直”与德举
太平兴国八年（983），赵炅还免去了一位参知政事，副总理级别的高官郭贽。
据说这位郭贽曾经因为某事上奏，奏折中有言：
“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报”，意思是：臣因为得到皇上非同寻常的破格提拔，发誓用我的愚笨耿直来回报陛下。
话中“愚直”二字，也许不过是客套，但赵炅不爱听，召他说：“‘愚直’何益于事！”你这个“愚直”对政事又有啥补益！郭贽回答道：“虽然，犹胜奸邪！”虽然没啥补益，但总比奸邪之辈强哩！赵炅当然不希望属下都是“奸邪之辈”，但他也同样不希望属下都是“愚直之人”。郭贽答对后，赵炅忍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召他入宫讨论政事，没想到郭贽来前饮酒过量，答对之际“宿酲未解”，昨晚的醉酒还没有醒过来，糊里糊涂地说了些酒话。史称“帝怒”，罢了他的参知政事，连降三级为祕书少监，去做图书管理工作了，不久，又调他到荆南（湖南）去做了州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