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多逊就笑着说：“某闻所有乃是假蝗虫。”这个“假蝗虫”与“贾黄中”音近，他就如此来奚落老贾。
但老贾也是才子，就回复他道：“亦不闻伤稼，但芦多损耳。”还可能真是假的蝗虫，所以老夫也没有听说伤害庄稼，但是“芦多损”，损失了很多芦苇。以“芦多损”谐音“卢多逊”，弄得对方无话可说。
“出将拜相”情结
郭忠恕在太宗朝仍然放纵自己，史称“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不懂克制约束自己，多次败坏国家法度。但是太宗爱才，每次都原谅他，史称“上怜其才，每优容之”。不料这位郭先生，更加酗酒，并放言诽谤朝廷、诽谤时政，这些也都罢了，太宗也不与计较，才子嘛！
最后，郭忠恕犯了罪——经常将官府中的东西拿去倒卖，得到的钱财都自己留下花了。
这事严重。读书人贪赃，那是知法犯法，按律当斩。但太宗特意下诏：免死，决杖流放登州。
这是太平兴国二年（977）的事。登州今属山东，一般流放登州是到沙门岛，此地在今山东长岛县西北，格局仿佛拿破仑流放的那个孤岛，四面环海。五代时期，这里就是重犯流放地。进岛容易出岛难，似乎还没有几个流放沙门岛的罪犯能活着出来。有时，遇到大赦，沙门岛的罪犯也往往不赦。郭忠恕大约估摸到了生命的结局，于是自己设计了一个末路行为。走在半路，大约到了今属济南的地界，他对押送警官说：“我今逝矣！”我现在就在这里升天了。于是开始在地下挖坑，大约挖了篮球那么大的一个小穴，他估计可以容得下自己的脸面了，就趴下来“俯窥”，随即死去。被葬在道路旁边。过了几个月，有老朋友来，准备给他改葬，抬着他的棺椁，感觉里面很轻，“空空然若蝉蜕焉”，空空的，就像蜕皮的蝉那般。打开看时，只有衣冠，史称“尸解”，也即本真遁化，空留遗物而去。
郭忠恕为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宋初王禹偁曾有诗咏叹郭忠恕，内中有两句，可以点破个中隐秘：“忽以伎术召，此意殊郁郁。”
郭忠恕经多见广，当初斥责冯道，又鼓励刘赟杀冯道而投河东，刘赟不听，导致身死败亡。刘赟如果投奔河东，后来时局的演变还会有另外的可能性，至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曾经有过的这类决断，让他有了幻觉。他自以为应该属于“致君尧舜上”的政治人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朝野都拿他当学者、画家看待。他认为世人包括帝王在内，都看轻了自己。就这个意义分析，郭忠恕也不能免俗。他还不懂得《佩觿》《汗简》才是万世事业，书法、丹青才是人间寄托。比较起来，乱世当权，或治世职官，都还不过是过眼烟云。但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官本位”思考者。从西汉班超视“笔砚”为小道，立志“封侯”，到东汉扬雄视“诗赋”为小道，“壮夫不为”，传统文人多有“出将拜相”之情结。太宗给他这个当年主张诛杀冯道的政治家一个“国子监主簿”，这类“伎术”职务，他是不满意的。所以有了“郁郁”不得志的表现。
大唐初期，那个画过《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和《步辇图》的阎立本，官拜主爵郎中、将作大匠、刑部侍郎，与郭忠恕一样，他也认为自己是个当朝命官，社稷重臣，大唐栋梁，画儿，只是个零头！但没有料到的却是一生被人称为“画师”。乃至于唐太宗李世民在太液池荡舟，看到水鸟在画舫前飞舞，就命人传“画师阎立本”来“写真”。阎立本遭此召唤，深感耻辱，当晚，回到家中，把儿子们叫来，很认真地说道：
“……今天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我自幼读书，文章比当朝哪个公卿也不差；官做到刑部侍郎，品阶比谁也不低；不料现在独以画画见名当世，皇上、差官传呼起我来，就像传呼厮役皂隶一样，这可真是天大的耻辱啊！记住：汝辈之中，不得有人再习水墨丹青！你们要把这个当作一条戒律！”（据唐·刘肃《大唐新语》。）
郭忠恕应该知道阎立本的故实。他对新朝应该有期待。期待落空，于是走向放浪形骸一途。这也正是传统中国文人所谓“不得志”之后慨叹“不遇”的行为之缘。
矫诏开仓
宋太宗赵炅用法严酷，这与他立朝之初，急切于推演帝王威权有关联，更与他心系北汉、志在幽云有关联。但他操练帝国法条也有一个铁门限：如果有益于庶民，即使犯法也不治罪。
就在秦州，因为当地“岁饥乏食”，这年歉收闹饥荒，百姓没有粮吃，朝廷下诏，由附近延州（今陕西延安）开仓，拿出战备粮粟米二万斛，借贷给贫民。但后来朝廷又派出使者刘文保，带着皇上的诏书，匆匆赶到秦州，下令收回开仓放粮的前令。知秦州的张炳与刘文保现场看到，不断有百姓饿死在道路沟壑之中，于是假传圣旨，开仓，史称“民饥益甚……矫诏开仓，救百姓倒垂之急”。这两个大宋文官，一个是地方州官，一个是朝廷京官，在这一个历史性的“严重时刻”，选择了对庶民负责的姿态，居然置圣旨诏令于不顾，毅然救民。这故实很少被人讲述，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传统儒学表彰的“爱民”精神，也是孙文先生揭橥的“民生”精神，很了不起——能够做到敬畏生命在先、服从命令在后的善良而又正直的官员太罕见了。
这二人也知道如此抗命，自有大宋法条伺候，于是上疏，承认罪责所在，表示愿意“属吏”，交由司法官员按律处理。赵炅知道情况后，特意颁下指令，免除了这两位“违诏”的刑罚惩处，史称“诏释其罪”。
秦州“民饥”灾荒发生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四月，到六月二位官员上疏，赵炅不过践祚半年多，正是“杀伐立威”的时段，这一次赈灾令，以及收回赈灾令，都是赵炅初为帝王之后的第一次。如果诏令无效，帝王之威风何在？但他居然放过了二位官员。这一事件证明了赵炅杀伐之外另有道义。由他出任帝国领袖，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合理、合法、正当的。
战备粮救灾
太宗一面以杀伐立威，一面又将国家政策不断向“民生”倾斜。大略考察，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几乎年年动用战备粮赈灾。
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同州（今陕西渭南）地方官告知当地饥荒，国家发仓粟四万石（一说四十万石）赈之。
雍熙二年（985）四月，因为江南数州去年秋天略有旱情，百姓口粮紧张，赵炅不放心，随即派遣多位朝官到江南几个州，与地方长吏做细密调查，看到有缺粮户，马上发粮赈贷。同时，还开放地方的“常平仓”，将国库中的粮米减价出售，以平抑粮价。借这个机会，又命令下放的朝官访察地方吏治，官员为政的善恶，以及民间利病，做成报告交到朝廷。
雍熙三年（986）八月，剑州地方官报告“谷贵”，赵炅下诏开放地方粮库，赈济饥民。
端拱二年（989）八月，乾宁军（今河北青县）报告“民饥”，赵炅下诏以官粟二万石赈之。
淳化元年（990）二月九日，京东转运使何士宗报告：“登州（今属山东）岁饥，文登、牟平两县民四百一十九人饿死。”赵炅当即下诏，并派遣使者，开仓赈灾。死者，由官方代为葬埋，并发给死者家属抚恤金，“以钱五百千分给之”，用了五十万钱分给家属。由于地方官没有及时报告灾情，导致地方饿死人事件发生，赈灾之后，开始追究责任，“仍劾罪以闻”，推定官员渎职罪责的惩罚办法，上报朝廷。
至道年间，契丹的威胁愈益严重。但京畿及河南百姓遇到了灾年，乃至于春播的种子出现紧张。一场雨后，赵炅当即下诏，以官仓粮豆数十万石贷给庶民做种子。有关部门考虑到战马需要养护，请求留出一部分给马匹食用。赵炅说：“但竭廪以给之，国马食以刍藁可矣。”春雨及时，正是播种时机。百姓没有粮种不能尽地利，只管倾尽粮库给农民，相信到了秋天会有百倍收获。至于“国马”，就用干草做饲料可以啦！……
太宗“国马论”，很接近孔夫子在马厩失火后的发问：“伤人乎？”不问马。赵炅赈灾从未有过犹豫。民生，在赵炅这里具有不容动摇的重要性。
祖宗之法
大宋帝国流行一个说法，就是“祖宗之法”，说的就是太祖、太宗为大宋帝国的“立法”。宋人称太祖、太宗做皇帝的那一段时间为“祖宗时”。当说到“祖宗之法”或“祖宗时”这几个汉字时，往往含有“我大宋那时定的规矩”之含义，并以此来告诫、规劝、讽喻当朝皇帝“不要坏了规矩”。故“祖宗时”订立的“祖宗之法”，实有大宋最高法条的性质，可约略称为宋代三百年的“大宪章”。
赵匡胤病逝后第二天，赵炅颁布“五条意见”，就申明对太祖时已经定下的“纪律”也即制度，要严格遵奉执行。又过了两天，宰相薛居正等人来见太宗，要求太宗“听政”。太宗答应后，移居太祖过去办公的地方长春殿来处理政务，并对薛居正等人说：
“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先帝旧规，无得改易。”
遵照太祖遗制处理国家大事，边防大事，也要全部依照太祖旧日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变。
太祖晚年曾经征伐北汉。太宗当然有理由“依先帝旧规”，征伐北汉。“祖宗之法”中，包含了混一环宇、河山一统的政治梦想。
但是太宗立国之初，各类灾害不断，各级官员也不老实。人性中的贪婪，借着五代以来的乱世风习，即使在“太平兴国”年间，也还是不断爆出腐败、邪僻等种种恶果。
太宗要恢复汉唐旧疆，更要推演“天下太平”。他需要在江山一统之后，实现“天下太平”。太宗之梦与太祖之梦一样：实现道义天下，恢复汉唐旧疆。
阻碍这个梦想实现的外部威胁是草原帝国，内部威胁是藩镇割据。
比较起来，内部问题更为直接。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中央集权是一个现实选择。
但在“价值应然”前提下，也即道义前提下实现中央集权，需要“平衡术”。如何既不灭裂天下道义，又能有效驾驭群雄，保持邦国秩序？太祖太宗一生就在这个场域中寻求政治弹性。
太祖已经部分完成了藩镇割据问题，但凭借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太宗知道：只要时机成熟，“阴谋拥戴”就会死灰复燃，试图与朝廷对抗的新的藩镇就可能出现。
谁能知道，一个无德无能的藩将赵在礼，会在“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谁能知道，一个性情宽厚的藩将李嗣源，会在“被拥戴”中，灭了后唐开国之君，自立为帝？
谁能知道，一个远在西北的藩将李从珂，会在“被拥戴”中，夺了合法君主的位置称帝？
谁能知道，一个做着枢密使的藩将郭威，会在“被拥戴”中，推翻后汉，做了后周的皇上？
谁能知道，睡梦中的殿前都点检，哥哥赵匡胤，会在“被拥戴”中，返回京师，建立大宋帝国？
……
站在历史的后面，还可以补充一个近代故实：谁能知道，道德“天下可信”的大清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长或团长）黎元洪先生，会在“被拥戴”中，反清，出任湖北都督，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标志性人物？
“被拥戴”，是传统制度条件下，权力重新分配的一种可能性。
当可能性展开成为一种现实性时，变局就会出现。
随着“被拥戴”的变局出现，便是生民苦难。
正本清源与拔本塞源
太祖太宗的优异之处甚多，“拔本塞源”是其一。“拔本”，也即拔除树根；“塞源”，也即塞住水源。意思就是从根本上做到防患除害。
它与“正本清源”不同。“正本清源”指的是树木已经歪斜，需要从根矫正，源头已经混浊，需要从头清理。这是对“已然”祸患的整顿。“拔本塞源”是在变局尚未萌蘖之际，即将“可能性”消弭于虚无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