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宗教的问题——在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的公开演讲
我非常高兴收到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的由多田孝文先生签署的邀请信，来到贵所做一次学术访问。
记得去年夏天，洼德忠先生、宫泽正顺先生和多田孝文先生等各位先生访问中国福建，路过上海，我和各位先生见过面。一年以后，又在东京拜访各位，用中国佛教的话说，那是缘分。我非常珍惜这次交流的机会，并且希望将来同贵研究所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这次，我是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招聘学者，来日本作神道和中国道教的仪式的比较演讲的，从去年十月起，我在贵国已经生活了八个月。八个月里，我观看了京都的时代祭、葵祭、鞍马火祭、やすらい祭、樱花祭、岁旦祭、节分祭等等，还到过神户、大阪、奈良、名古屋、伊势、东京、横滨、仓等地，参访了许多著名的神社。到本月底，我就要回国了，将继续尽快完成和出版我的比较研究报告。我希望我的报告将有助于中国人全面认识日本人民的信仰习惯和信仰特点，有助于认识日本的民间神道及其与国家神道的区别，有助于人们对东亚宗教的某些共同点的认识，总之，希望有助于中国日本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世界和平。
多田孝文先生签署的邀请信给我规定的讲话题目是，中国当代宗教的状况。这是一个很大的，也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因为中国的社会正在发展、变化，很快、很大、很深。这种变化是在中国以外的人很难把握的，而我已经离开祖国八个月了。我从日本的报纸上知道，去年年底，中国召开过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江主席在会上的报告里谈到了宗教问题，提出了宗教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问题。今年二月七日，中国政府又发布了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我知道江主席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和两个政府规定，在中国都是讨论已久的。现在正式发布，自然有它的理由，而这些在国外就是很难知道的。就拿我自己来说，这八个月里，我被任命为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的委员，被聘请为江西龙虎山的道教文化研讨会的顾问，被聘请为江苏茅山的茅山道教编委会的顾问，我也不清楚中国当代道教又有了哪些重要的发展。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中国的宗教目前发展很快，快得难以把握。前不久，福井文雅和阪出祥伸先生送了一本《道教事典》给我，我读到蜂屋邦夫先生写的《中国道教の现状》《大陆编》的“后记”（あとがき）中说：“中国内地の道教は、现在、大きな势いで变わりつつあゐ。その现状を把握すゐのは至难であり。”对于这句话，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也有同感。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人对这个当代宗教的状况指手画脚，瞎说一气的。其中特别是美国的报纸杂志和一些欧美的宗教界人士。例如：1994年5月23日在纽约出版的第123卷21期的《新闻周刊》（News Week），它的封面就是中国天主教徒在做弥撒时跪祷的照片，它的目录页上又有上海佘山的中堂前天主教徒跪祷的照片，它里面还收有《保持信仰》等两篇有关中国目前宗教状况的长文章。有一张照片的标题是“在马克思之后，精神的洪流”。任何一个了解一点中国情况的人、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明白，这个标题有许多错误。首先，当代中国是“在马克思之后”吗？不是，是“在马克思之下”。中国宗教在这十年能够恢复和发展，完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贯彻了正确的宗教政策以后的结果。其次，在中国的历史上宗教从来就没有成为“精神的洪流”，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又怎么可能成为“精神的洪流”！说这样的话的人，错误地认识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众的信仰习惯，片面夸大了某些局部的现象。它只是反映了世界上有一些人对现在的中国政府、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始过好日子总是那么不满意。他们总是希望中国土地有这个洪流、那个洪流，搅得国家不太平。这本杂志第32页上说到云南省昆明市的云南大学，称这个大学的外籍教师中，来自美国教会的传教师几乎占了一半。文章还洋洋得意地说全中国内地大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外国专家”都在做传教的事。文章引用一个法国学生的话说“起初，他们在当地人民中寻找朋友，然后，他们开始把上帝教给他们，并且送给他们关于宗教的书”。从这些露骨的叙述中，人们自然会发生疑问，所谓中国土地上的“精神的洪流”，是中国人自己的需要，还是由这帮打着援助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客人”们煽动和鼓捣出来的？联想到二月七日中国政府颁布的《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理解这个规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宗教学者。我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已经于今年一月任职期满，因此，我现在已不再是所长。我今天的演讲，只代表自己，一个中国宗教学者，而不代表任何官方，更不是“所长”的意见。
关于中国当代宗教的问题，我们上海宗教研究所已经写过一本著作《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这本书在美国已经有了英文本，在日本也已有了驹泽大学永井先生的日译本，包括其中的调查报告。现在我们所的部分研究人员正在写第二本著作——《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宗教问题》。这两本书都是有关中国当代宗教问题的。前几年，我也写过一些当代宗教的文章，并且提出了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实体的观点，它被认为是中国近年来的宗教理论的重大突破。这篇论文还被在京都出版的法国远东研究院的学报译成了法文。因此，可以认为，我们上海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于如何认识中国当代宗教问题，无论在研究方法，或者在研究结论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个人认为要认识当代的中国宗教，必须掌握三个要素，了解两个关系。这三个要素是：
1.中国民众的信仰特点。
2.中国宗教的特点。
3.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宗教的观点以及宗教政策和法规。
这两个关系是：
1.中国宗教和中国民众的关系。
2.中国宗教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只有把握这三个要素和两个关系，才能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当代的中国宗教问题。
关于中国民众的信仰特点。中国民众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农民，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也是农民问题。掌握中国民众的信仰特点主要也是了解农民的信仰特点。中国很早就进入农业社会，几千年的生活塑造的中国农民是最实际的。他们信神而又不依靠神，因为地是要人种的。中国北方农村有句谚语“天上掉不下烙饼来”。天不下雨，他们求龙王。天下雨太多，他们也求龙王。求得到，他们拜龙王；求不到，他们会打龙王，把龙王抬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大雨之中淋。他们看见菩萨就拜，看见庙就烧香，看到古树、巨石也叩头烧香，并不问这是什么宗教。他们向神祈求的是合家健康、万事如意、招财进宝等等的个人生活愿望，而且常常有事就信，没有事就不信，“临时抱佛脚”。因此，中国民众的信仰是实用主义的。他们并不在宗教中寻求精神支柱，只是寻找现实愿望的满足。从西方人的眼睛来看，这种信仰是不纯洁的，或者甚至可认为是无信仰的，可是，这就是中国民众的信仰，直到现在，中国民众的主要部分仍然是过着如此的信仰生活。
关于中国宗教的特点。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各种宗教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并不一致。道教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佛教是传进来的，也是中国人去印度学来的、请来的，并且经过很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伊斯兰教主要是成吉思汗远征以后带回来的，至今只是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传布，例如：回、维吾尔、东乡等。而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主要是跟着鸦片和洋枪、洋炮打进来的。中国人对于不同宗教的感情是不同的，不同宗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二教连同儒家，一直处在既对抗又融合的状态之中。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传入以后，尽管他们仇视和攻击佛教、道教，但是他们也只能承认彼此容忍的局面。中国的各种宗教都没有掌握过政权，也没有产生过属于自己宗教的军队，当然在中国土地上也没有进行过宗教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宗教同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相比较就很不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
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宗教观点和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政府是以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府。在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是为掌握政权而奋斗的党。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有许多胜利和成功，也出现过许多过失和错误。对于经济是如此，对于宗教也是如此。如同一个人一样，一生中总有成功，也都有失误，更何况是这样一个大党，干的又是前无古人的大业。可以说，当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时候，对于宗教就比较宽容，当政治路线出现教条主义错误，中国的宗教政策就会偏“左”，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关闭教堂寺庙，烧毁宗教书刊，强迫神职人员劳动改造，禁止人民信仰宗教，等等。中国共产党对于在宗教问题上的成功和错误、经验和教训，曾经作过总结，形成一个文件，那就是众所周知的1982年19号文件《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个文件表述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尽管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宗教的世界观是对立的，但是这种对立不应该也并不会妨碍中国共产党和宗教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国家建设中建立统一战线，成为朋友。用老百姓的话说，人要吃饭，要房子住，要生孩子。世界观不能吃，不能住，也不能生孩子。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和宗教徒采取的是现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政策。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经过政府和宗教界人士的十年努力，中国宗教才恢复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美国的一些评论家常常说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失败了。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天生只能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如果不是了，那么就是失败了。这些美国人也是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外国朋友最关心的是今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会不会改变，我想，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因此会有变化。只要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不改变，那么宗教政策只会越变越好，越来越宽容。当然，中国地方很大，各地干部的素质不同，水平有高低，所以执行政策也会有差别。但是，不管怎样，趋势越来越好是没有问题的。
上述三个要素，概括起来，就是中国民众的五分之四是农民，而另外的五分之一又有不少来自农民。农民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追求眼前利益，讲究实惠，家庭观念和地方观念很重，报恩、记仇，等等，仍然是当代中国民众的主要的精神状态。中国的宗教为了适应民众的生活，也讲究现实性、技术性和操作性。佛教有许多高深的理论，但是对民众宣传的只有两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是善恶报应。道教有许多方术，但是民众最感兴趣的是养生长寿。中国化的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是如此。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始终将农业放在首位，将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凡事都考虑中国农民的特点。在这样三个要素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宗教的现状，无疑就同以游牧民族为背景的中东伊斯兰教，同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为背景的欧美基督教，同以中世纪文化为背景的罗马天主教等，有很大的不同。
上述三个要素可以组成三个关系，其中中国政府同民众的关系不在今天演讲的范围内。这里先谈宗教同民众的关系。中国宗教同民众的关系一直是很松散的，只有一些秘密宗教才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一个人可以信佛教，也可以信道教，还可以佛道都信。一个人随时可信，又随时可不信。就宗教内部而言，今天可以信禅宗，明天可以信密宗。今天可以皈依全真派，明天也可以皈依正一派。就家庭内部而言，家长信教，并不要求子女们也信。家长信这种教，而子女们可以信别种教。这种松散的传统一直保持至今。中国政府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有个解释，那就是，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今天信而明天不信的自由，也有今天不信而明天信的自由。有信仰一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另一种宗教的自由。有信仰一种宗教的一个宗派的自由，也有信仰另一个宗派的自由。应该说，这样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很彻底的自由，但是，它在欧美和中东的一些宗教家看来又是不可思议的“自由”，因为它是基于中国的这一传统，宗教同民众的关系是松散的，宗教对于信仰者没有组织和纪律的约束关系。从秦汉以后，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是建立在郡县制的基础上的，每个人都组织在从家庭到家族、到村镇、到县市、到省、到中央政府的行政体系之中。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组织结构，而不习惯于再去参加什么别的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历代王朝也不愿看到有一个和行政体制平行的其他性质的全国组织体系。所以，中国宗教对于中国民众有道德规范力，而没有组织约束力。中国宗教是一种社会实体，但是是一种松散的实体，特别是佛道教这些现实性、操作性和技术性强的宗教就更加松散。佛道二教的经典里找不到那种一手拿经典、一手拿着刀，去强迫别人“改信”的字句，更找不到如果别人不改信就把他杀了的话语。宗教徒到宗教里只是为了祈求现世的利益以及寻求精神的寄托，而宗教依靠宗教徒的就是礼拜和奉献。
其次，宗教同政权的关系。中国的宗教除了“太平道”和“白莲教”等少量民间宗教，都是依附于政权的，依靠政权的支持，发展自己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的宗教没有反政权的传统，相反的一直是屈从于政权。道教的太平道被镇压以后，五斗米道的张鲁则被收降。佛教开始是“沙门不敬王”，后来也只能向皇帝叩头，最后在庙门口供上牌位“当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天主教传入后要自搞一套，清康熙帝就不客气地将它赶出去。这就是中国宗教学者常说的“神权服从于王权”。就中国历史上的政权而言，佛道二教从来就没有成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中国的统治思想自汉代以后一直是儒家思想。清代有个文人曾作过比喻称，佛教是金子，道教是白玉，而儒家是粮食。对于人来说，粮食是最重要的，金子和白玉都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之物。当然，在世界观上，儒家和佛道并不对立，而在人生观和伦理观方面，还可以视作互补的。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并不排斥佛道，只是在佛道的政治势力和经济扩张侵犯到统治利益时，才会出现迫害佛道之事，例如“三武一宗”的法难，即起因于此。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并不需要依靠和利用任何宗教，在世界观的层次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还是对立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因此，它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能够将世界观和现实的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建设等区别开来，与宗教和宗教徒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将现实的宗教徒视作自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上海宗教研究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宗教可以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状况。当然，协调和适应的维持需要双方的努力。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把正确的宗教政策改变为敌视宗教的政策，或者中国的宗教在政治生活和国家建设中采取敌对的和不合作的态度，这些都会导致出现不协调和不适应的局面，而这样的局面是不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宗教徒和非宗教徒的利益的。现在的中国的民心是安定和发展。
以上就是宗教学者在把握中国当代宗教状况时必须注意到的三个要素和两个关系。任何一个不持偏见的人都会对中国人民目前享受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及各宗教的恢复和发展感到欣慰，尽管它是初步的并且仍在发展之中。但是，欧美某些基督教人士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基督教徒人数的增加和所谓地下教会的活动。国际某些伊斯兰教组织则对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独立运动感兴趣。他们总是夸大教徒人数和所谓地下教会的力量。例如，上述《新闻周刊》的第30和32页上说到中国天主教徒有四百万，而地下的罗马天主教徒有六百万，中国基督教徒有一千一百万，而地下的“家庭聚会”中的基督教徒有三千万至六千万。这里的中国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人数比起中国教会公布的人数是大大增加了的，而所谓地下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人数更不知从何处统计出来的。因为，既是地下的，必是秘密的。所谓“家庭聚会”，就是一些教徒聚在家里读圣经，做礼拜和弥撒，讲见证，如同佛教的在家居士聚在某个家庭中念佛经一样。这样的家庭聚会的准确数字，如果动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调查是很容易得到的，但是，为了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中国政府没有这样做，中国的爱国宗教组织也很少去接触它，以免引起误解，可是美国的《新闻周刊》却拿出了三千万至六千万的数字。任何一个客观的学者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这一数字是正确的，那么美国基督教必然已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全国性质的地下机构，而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个数字的跨度为三千万，其精确程度等于零。所以，我怀疑这个数字是那些在中国进行地下非法传教活动的人为了乞讨更多的活动经费而编造出来的。至于中国的伊斯兰教由于已经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同中东的伊斯兰教、特别是原教旨主义的教义思想，已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伊斯兰教只是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传播，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搞伊斯兰独立运动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