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宗教——试论当代部分以宗教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得失
宗教，这种社会现象，在文学艺术这面生活镜子之中，曾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姿态，不断地留下了它那多彩的身影。它原也该理所当然地踏进我国当代的文艺作品之中，让新文艺工作者揭开笼罩在它脸颊上的纱幕，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正确认识宗教、对待宗教。然而，这些年来，文艺作品中却看不到从多方面反映群众宗教生活的作品，看不到真实可信的宗教徒的形象。如果有了，那么和尚、道士和神父大多是特务和恶霸，念佛的是地主婆，信教的多是愚夫俗妇，等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那些年月的政治生活的反映。1957年以后，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以至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及一般信教群众都当成“专政对象”。“左”的思想像一片阴影笼罩在亿万人的心灵之上，也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手脚，反映在文艺作品中，当然就总是把宗教徒或者写成反动残暴的“鹰犬”，或者写成愚昧无知的“顺民”，概而言之，都是一种概念化的人物形象——“恶”的化身和“愚”的化身。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系统地总结了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对宗教问题的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逐步得到了恢复。作为一个可喜的标志就是宗教也跨进了社会主义新文艺作品的殿堂。其中，颇有一些作品突破了老框框，塑造宗教人物，采用宗教细节，甚至在作品中对某些宗教思想作了估价，等等。对于这种新的现象应该怎样认识，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新经验、新问题，这是文艺学应该回答的，也是宗教学应该回答的问题。
一、把宗教徒作为具有信仰的普通人来塑造，丰富了当代文艺作品人物形象的画廊
秦牧在《圣诞节前夕的故事》一文中说到：“世界上除了有披着宗教外衣的丑恶的教徒之外，我确信还有一些十分善良的，希望人们共同过幸福生活的教徒，只是他们没有找到科学的改革社会的道路，而是走进宗教这条死胡同去罢了。这就像河水离不开宽阔的河床，弯弯曲曲地拐进一片低洼地一样。”秦牧的话反映了一些有丰富生活经历的作家对于宗教徒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也正是在这个基本估价之下，宗教徒才以一个普通人的面目出现在当代文艺作品的人物形象画廊之中。
电影剧本《达赖六世的传说》、诗剧《仓央嘉错》和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都塑造了蒙藏佛教——喇嘛教的活佛的形象，而且都着意刻画了“活佛”的“人”的本性。达赖六世仓央嘉错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他生于1683年，只活了二十四个年头。尽管他被诬“耽于酒色，不守清规”，但是人民喜爱他、尊敬他。《达赖六世的传说》这个电影剧本，以典型化的手法，对人物和情节作了许多符合历史真实的虚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青年门门遵奉母命到拉萨参加魔难木大会，希望求得达赖活佛的“赐富”和“摩顶”，然而他淳朴、敦厚、飘逸、文采过人，一上路就卷入爱情纠葛。到了拉萨，成了站在木笼中的死囚。恰巧此时康熙皇帝发现达赖五世死后十四年还不发丧，准备兵下拉萨。掌权的桑吉加错一时恐慌，除了上书求恕外，就把死囚门门选立为达赖六世。门门变成活佛后，长年背诵和钻研佛经，练习和实践把自己变成“神”，然而他心底里渴望着爱情，缅怀着初恋，口诵着“眼前的佛经模糊了，我心中呈现着她的笑靥”的诗句，自问：“天堂，人间，地狱；神，人，鬼。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活佛的人性冲破了宗教的桎梏，他背叛了经文，走出了布达拉宫，会见了心上人，最后又在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中成为某些“人”的牺牲品。一个贫苦农民变成达赖六世的奇特经历，是对神的虚假和造神骗局的揭露。而《活佛的故事》塑造的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变成活佛最后又回复为“人”的形象，更是对偶像崇拜的嘲讽。神是人自己树立的，一个活生生的“神”决计摆脱不了“人”的本体。达赖六世作为一个向往着人的生活的活佛，作为一个追求人性解放的宗教领袖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神秘的大佛》这部电影在艺术创作方法上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看法，然而这部电影的基本情节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也就是说，评论家和观众们都认为：一个参加过孙中山同盟会的高级军官，在要求抗战不成，出于不满时局的情绪，是可能抛弃妻儿遁入空门的；一个旧军官出于爱国和好古的目的，是可能会不图个人荣华富贵，筹集巨款，准备维修大佛的；一个出身高贵的公子，在维修大佛的共同愿望下会与石匠之子结为莫逆，而且，在他们献身后，他们的亲属仍为同一目的而英勇奋斗。这个基本情节从宗教学的意义上看，就是说明，宗教徒为了躲避社会的纷争而遁入宗教，然而宗教却不是远离人世的“神”的世界，宗教界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旧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都在宗教界内部寻找它的代理人。因此，宗教徒之间的斗争以及他们和非宗教徒之间的斗争无一不是社会斗争的反映。影片塑造的一些上层教徒，尽管在教内处于首领地位，但他们真诚地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并未充当着统治阶级的“鹰犬”之类的角色。
报告文学《党委书记和总工程师》塑造了一个当今的爱国爱教的天主教徒的形象，值得重视。总工程师马东侠从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印染厂，他放弃了舒适的家庭，住在集体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二十八岁就成为工程师。他成功地把我国第一代活性染料应用于工业，成为印染行业有名望的发明家和劳动模范。可是这样一个劳模和工程师即使在工厂食堂吃饭，总还是要在饭前念念有词地做祈祷。十六年之中，马东侠作为宗教徒是虔诚的，作为爱国者是忠诚的，作为工程师是勤奋而出类拔萃的：这三者在这个普通的天主教徒身上是如此和谐地统一着，不容人有任何怀疑。可是，这在党委书记齐俊卿的“标准的政治工作干部”的眼睛里，在“左”的概念和定律之中，马东侠却是“一座失去平衡的天平”——一头是劳动模范、发明家，另一头是天主教徒、复杂的海外关系，善和恶、智和愚是如此不协调，因而理所当然地令人惊讶和不可理解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马东侠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进了牛棚，而在运动初期领导“横扫”的党委书记齐俊卿半年后也戴上了“走资派”和“二地主”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同处“牛棚”，党委书记就有机会以平等的态度近距离观察这座“天平”。只见他依然整洁如故，即使补丁也打得十分妥帖；依然祷告如故，即使招来“造反”的拳头；依然默读外语单词如故，即使脏活累活也一丝不苟；依然抓住一切机会试验第三代活性染料，即使在奉命搞“三原色”时也不放过。这一切使党委书记震动了，他看到了一位普通知识分子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忠诚、信心和献身精神。当然，他也看到了这个人的笃信宗教并没有妨碍这种忠诚、信心和献身。“失去平衡的天平”在党委书记的心里第一次获得了“平衡”。而这也正体现了“标准的政治工作干部”这座一直“左”倾的“天平”在他痛苦的经历中恢复了“平衡”。
1978年春天，齐俊卿和马东侠又在印染厂相遇了。他们以爽朗、坦率、单刀直入的语气，像老朋友似地消除了宿怨。这年五月，马东侠提升为厂的副总工程师，第二年四月被任命为副厂长，九月又被提升为厂总工程师。一名非党的技术人员，一个爱国的天主教徒，一年之中连升三级，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信任。总工程师以加倍的努力忘我工作着，一年之中他把我国对于第四代活性染料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在大工业生产中成功地应用新工艺，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他提出了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议，准备管理知识的讲座。对于这些革新和建议，党委书记双手赞成，他苦心攻读企业管理书籍，学习印染知识，和总工程师一起听课、一起讨论，成为一对为四化建设共同征战的知己朋友。当党委书记推心置腹地启发总工程师“入党的事”的时候，总工程师倾心地对党委书记说：“我已经想了很久，老齐，你也知道我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要荡涤自己的旧思想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位当代的对党有一定认识的天主教徒的形象。对于天主教的信仰和对于祖国四化建设的事业是并不互相排斥的，对于天主教的信仰和在现实生活中树立起来的对于伟大的党的感情也是并非对立的，因为在这个真实的天主教徒的全部活动中宗教仅仅是纯粹个人的事情，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上。三十年的纷争和苦斗，使这位教徒想到了圣经，但圣经故事是如此遥远而不可捉摸，而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他。只有我们的党才是真正伟大的，他从挫折和失败之中挺身而起，抛弃一切因袭的负担，沉着而坚定地迈向未来。因此，在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进行的奋斗之中，总工程师已经产生了与传统信仰决裂的契机。也正因为如此，他已经考虑过“入党的事”了。这个典型形象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体现了当宗教信仰一旦确实成为“私人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宗教徒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共同战斗中的同志，因为“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
宗教的天堂是人创造的，也是由人信仰着的。宗教受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宗教徒也受到社会规律的制约。宗教徒和普通人一样都是生活在人类的长河之中。他们都是人而不是“神”，他们尽管都是属于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的社会力量，但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而不是某种抽象概念的化身。对宗教徒的任何简单化的片面认识都只能导致文艺创作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不论是把它看成“恶”和“愚”的化身，还是相反的“善”和“知”的化身。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泰山住持长老就是这种相反的倾向的代表。
长老是个无名无姓的人物，礼平说他“塑造长老这个人物时，除了为烘托李淮平的变化外，也还考虑到长老这个深居泰山的出家人，与过去年代的出家人已有很大的不同了”。问题是有些什么样的“很大的不同”呢？
你看，长老居住的碧霞祠，山门由电话拨号自动启闭，禅房里巨大的立体声音响设备，中型的彩色电视机，新颖的石英数字电钟，一排镶有玻璃拉门的巨大书架等等。这样的禅房和设备，不说是奢侈，却已并非一般；不说是在泰山顶旁，即使在京津沪三地也属罕见。长老这样的生活环境绝非来自现实的宗教徒生活的概括。因为，今天的出家人生活上尽管和过去不同，但他们追求的仍是“身心清净、众苦皆消”的生活，因而，物质生活仍是简朴而清淡的。
你听，长老的一套宗教观，“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艺术的意义不在于真而在于美。同样，宗教的意义也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宗教一事，本为人心所设，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完全在于虔诚。古人早就说了：我心即是我佛。可见宗教以道德为本，其实与科学并不相干”。作者在这里着意阐明长老的宗教观和一般的教徒的观点区别，说明“在时代潮流的冲刷下，那些陈旧落后、愚昧无知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理论，正呈现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但是作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两千年来，尽管社会发展、政局变动、革命潮流多次冲刷，尽管佛教理论不断变化、新宗派不断出现，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本质没有变化，僧侣们保护本教信仰真谛的根本立场也不会变化。作为皈依宗教几十年的信众，他们绝不会放弃本教的神学观，更不会认为宗教可有可无。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说，信仰并保护自己信奉的宗教是一种毕生追求的事业。因此，长老的这种思想观点同现实的宗教徒的观点又缺乏本质上的联系。至于，长老“庞杂”的藏书和“博大精深的学识和思想”，在作者的心目中，似乎就象征着“知”的化身。应该指出，宗教界确实有不少有识之士，他们也不乏现代的科技知识。但是，他们总是使自己的信仰去适应科学和社会的进展，而绝不可能在神学的启示下去推动社会的“知”的发展，如果我们承认科学和社会的实践是人类认识的源泉的话，那么长老的“知”只能是历史的“知”的有限继承和个人实践中的“知”的有限结合罢了。把有限的“知”塑造成“知”的化身，除了说明长老终究是作者的某种抽象的宗教概念的化身以外，还表明作者在宗教文化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把宗教徒的概念化为“善”和“知”的化身。这种创作倾向从认识上看是因为作者的生活积累不足，对宗教徒缺乏具体而生动的认识，导致立足点的偏离。而从宗教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倾向可以认为是对过去那种把宗教徒视作专政对象的认识的逆转，即转向一种相反的观点，似乎宗教是远离社会的天国，宗教信仰就是对“善”和“知”的信仰，宗教徒都是某种超人概念的化身。对于这种创作倾向，重复一下马克思的话是有意义的，马克思说过：“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
二、把宗教作为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来反映，扩大了当代文学作品的题材范围
近几年出现的宗教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还有一些触及了我国当前的宗教问题的，特别是宗教、迷信观念的产生和新教徒问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里，由于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继续存在，宗教不可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并将继续对社会发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必然会有宗教迷信观念的生灭、新教徒的产生，当然也会有旧教徒挣脱宗教思想束缚的现象发生。这一切无疑是当代文艺作品的一个新鲜而敏感的题材内容。对于这类题材的作品，人们有权力要求它们客观地反映宗教发展的某些规律，向群众特别是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科学世界观的教育，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宗教，对待宗教。
兰汉东的短篇小说写到中年寡妇秋风从不迷信到迷信、然后又一次破除迷信的过程，揭示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仍然是今天产生迷信意识的重要客观原因。秋风早年是破除迷信的积极分子，她不信自己的扫帚命，亲手砸烂了村头庙宇里的神台、香案。“文化大革命”中，庙宇改成政治夜校，又是她亲手贴上了第一张语录和毛主席画像。但是，当她前后两个丈夫相继入土以后，她迷信命运了，她说：“……当我办完第二个丈夫的丧事，突然感到屋子里高而空起来，我害怕了……我有罪啊！我已害了两个好男人，好丈夫，败了两次家。”连续失去两个丈夫的不幸，对于一个穷乡僻壤的女子来说，当然是个重大的打击。天灾加上经济贫困和政治贫困就必然酿成思想的贫困，使她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破坏她的幸福生活。可是，当她遇见了中年鳏夫盘龙时，在盘龙的“家有富神、不怕穷鬼”的信念鼓舞下，又重新恢复了生活的信心。盘龙用凛然不可侵犯的口气说出了他对幸福来源的看法，“只要人有嘴能说话，有手脚能动弹，有力气能出到正地方；只要我们每年能出一两次卖猪肉广告，槽里有肥猪，栏里有牛羊，笼里有鸡鸭，灶上有腊的，锅里有炒的，缸里有存的，园里有鲜的；只要人能吃得、喝得、睡得，又和和气气，里里外外搞得火热了，什么鬼呀，怪呀也不敢近！”这些话体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对于人生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朴素的唯物观点。这对于引导读者认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产生迷信观念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长期以来，我国绝大多数群众迷信鬼神的不少，笃信宗教的并不多。而对于鬼神的迷信，也常常是时信时不信，需要时信，不需要时不信。因此，从长远看只要现实生活创造了让人们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条件，迷信鬼神的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藏族女青年作家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朝佛》塑造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珠玛的形象。珠玛是在新社会长大的。她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年，从远道来到拉萨朝佛、转经和磕头，傻呆呆地祈求来世的幸福。在拉萨的一天中，珠玛结识了不信神的女司机德吉。德吉积极健康，热爱民族，关心别人。她不是冷嘲热讽，而是积极引导远道而来的珠玛去追求“今生切切实实的幸福”。当珠玛亲眼目睹虔诚朝佛的老人悲凉地死去，她在焦灼痛苦地怀疑“来世”与热望“今生”之中醒悟过来，终于扔掉佛珠，回转自己的家乡去了。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两天之中，但是作品的视野十分开阔。它说到民主改革后的那几年，乡下进城朝佛的人为什么少，“人们刚刚从漫长的黑夜里走出来，分到了牲畜、草场和土地，搞起了互助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谁还有闲工夫去朝佛呢？”它说到如今又为什么纷纷朝佛求神呢？因为十年浩劫把人们搞穷了，“糌粑太少，面粉不够吃，做饼子没烧的”，于是命运又变得不可捉摸了。加上科学文化知识不普及，因此，有些人就热心于神的信仰，其根源仍在于贫穷和愚昧。西藏原是个全民信仰佛教的地区，宗教在这里具有较深远的影响。扎西达娃是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青年作家，能够敏锐地看到宗教对青年的影响，并且提出“今生切切实实的幸福”的命题来教育青少年挣脱宗教思想的枷锁，实在是既有的放矢，又目光深远。
于炳坤的短篇小说《阿弥陀佛》叙述了一个教师在寺庙里出家一遭以后不再信佛却又并不离庙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于正在寺庙教堂门口充满幻想地徘徊的青年来说更是具有教育意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朝阳生产队的民办小学教师因为揭发生产队长走后门，被革除教师职务，调到大田里干最重的活。他出于对打击报复的愤怒，对佛学的兴趣，加上有还俗和尚的引荐，就到云霄山云霄寺出家为僧，取法名明悟。明悟的皈依虽然并非建筑在虔诚的信仰基础之上，但是这样遁入空门也是可信的，因为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原因也能导致新教徒产生的某种可能性。明悟上山时看到云雾缭绕，古木参天，叶茂如盖，犹如进了世外仙境，以为其中“一定是个极乐世界，或者是个亚极乐世界”，因此，他未进山门就高兴得念了声“阿弥陀佛”。然而，出家为僧以后，明悟想要从方丈圆聪法师处学佛学的愿望，奈何法师年事已高，忙于交际，终成泡影；当明悟被监院伟通和尚派去大殿管理香火时，他因为看不惯多收香烛费的赚钱手法，劝阻寒碜香客奉献而被革为扫地和尚；又因为在扫地时劝阻对女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而被降为厨房的火工和尚；又因为对山下观音庵群尼受伟通排挤而不平，伺机引见于圆聪法师而被再贬为挑水和尚。正当他为佛寺内的磨难而烦恼时，他从准备接他回村的宋老爹嘴里听到党的农村政策已经落实，通过民主选举罢了生产队长的官。但是，当他得知自己是宋老爹花了十五斤香菇开后门进庙当的和尚，并且还要以二十斤香菇开后门除名出庙时，他咬着牙留了下来，他“早就不想钻研佛学这门学问了，更不会再去瞎说佛学博士这类的话”，但是他坚信“政策是一样的”，“决心还要为佛门打这个不平”。这篇小说篇幅并不长，但是它把宗教的内容是在人间这一规律揭示得淋漓尽致。云霄寺尽管地处深山，但它决然离不开烟火生活；明悟尽管人处佛门，但他仍然困缠于社会时弊；伟通和尚尽管是佛门长老，理应四大皆空，但他为了云霄寺的事业，仍要干那些欺骗、阿谀、谲诈和权势的勾当，其作风无异于明悟原来的生产队长。如果人们原以为宗教是一块与世无争、隐世修性的世外桃源，那么《阿弥陀佛》告诉你，云霄山和偌大的世界息息相通。宗教世界的内部存在问题，历来是并不比世俗社会来得少。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幻想的和颠倒的反映。宗教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因而社会的矛盾和弊病几乎都可以在宗教世界内部找到适当地表现。然而，作品的艺术力量还在于说明宗教世界的现实又必将使其中的一部分信徒翻然觉悟过来，他们或者会重新回到追求人生现实幸福的大道上来，或者还会给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带进某种有价值的新因素，使宗教中的旧影响进一步减少，而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思想相协调。
上述三个作品的作者，不论他们是否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做过什么探索，由于他们在创作上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细节和人物都从生活出发，符合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因而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客观规律性。如果创作从不从生活出发，细节和人物都不真实，又缺乏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就必然使作品丧失起码的认识价值。短篇小说《修女的遗产》就是一个例子。
修女叫牛清魂，喻有清白的灵魂之意。她天生驼背，没有尝到过半点人生欢乐。她毕业于教会学校，在中国天主教独立前的三十年里，驯服地当梵蒂冈派来的主教与神父的温顺仆妇。解放后，她虽不能把多余的钱财救济贫苦教友，但全部存入了银行。她时刻向上帝祷告，乞求宽恕，勤恳得像头“牛”一样继续做上帝的奴隶。这个从无欢乐的善良灵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被斗、被“撒旦”夺走了项链和金十字架。然而，当她跪倒在风雨中“请罪”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来了，她为修女打伞挡雨，梳理她飘垂的白发，抚摸她那满脸的皱纹。于是小女孩被当做是主派来的小天使，并且在修女的遗嘱里指定为遗产的继承人，而那个夺走她首饰的“撒旦”后来也受到了惩罚。小说的作者企图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律和道德就是要保护具有这样善良灵魂的修女以及充满同情心的“小天使”。问题是：这样的修女是否是植根于当代中国天主教生活中的艺术形象？中国天主教在解放以后经历过巨大的变革，就是清除了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清算了国外势力在天主教外衣下的种种罪恶勾当，把天主教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而小说在谈到这场独立斗争时却说：“从打我们和梵蒂冈教廷闹翻，英国神父就戴着‘特务’帽子回了国”，似乎爱国的天主教徒和梵蒂冈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闹翻”，而英国神父也是戴了加引号的帽子回国的。小说塑造这位修女一直驯服地充当梵蒂冈多次派来的主教和神父的“温顺仆妇”正是她灵魂善良的表现。然而，从独立的中国天主教立场来看，这种自始至终驯服地顺从梵蒂冈、并把为梵蒂冈服务看成是做“主”的奴隶的观点，无疑是一种善恶观念模糊不清的表现。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修女的形象并不是当代我国的天主教爱国教徒的艺术典型，而只是作者心目中某种天主教教义概念的化身；修女的故事并不是当代我国天主教宗教生活基本内容的反映，而只是体现了作者对天主教徒和梵蒂冈教廷关系的认识，当然，它是不可能引导群众正确认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规律，进而正确对待爱国的天主教徒的。
三、把宗教细节作为艺术材料来使用，为当代文艺作品增加了艺术色彩
和先进的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相比较，宗教的有神论世界观当然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宗教这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逐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发展，其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也终将逐步消除。但是，这一切并不说明宗教徒和宗教细节在文艺作品中只能作为腐朽和没落的因素来加以反映。创作实践已经证明，只要作家艺术家以先进的世界观作指导，坚持正确的创作方法，善于利用宗教细节具有的某些特点来塑造人物形象，就可能使作品增加新的艺术色彩。
祭祀是一种在前宗教时期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生就存在的带宗教色彩的细节。就汉民族而论，它的出现比宗教的创立起码要早上几千年。
当然，祭祀的内容和形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最早的祭祀只是祭自己的祖先和英雄。宗教形成以后，祭祀的内容就增加了对超人的神的奉祀，其方法也因时因地因人而逐渐繁琐起来。祭祀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成了人神交通或者人鬼交通的特殊场合。今天，我国民间的大量祭祀活动其对象又变为对于已故的亲属或者保护自己的英雄和烈士，其形式也已大大简化。但是由于祭祀形式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并且已经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因而这种祭祀的细节既富有宗教色彩又有民族特点。很难设想梁山伯和祝英台在草桥结拜时如果不采用撮土为香、祭祀天地的形式，而采用握手拥抱、胸划十字或者歃血为盟的形式，会得到什么样的艺术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的作品中，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祀细节有时成了刻画人物、深化主题、感染读者和观众的艺术手段。
还记得电影《巴山夜雨》中的一个镜头吗？还记得那位提着满篮家乡红枣来“探亲”的老大娘吗？深夜中，当轮船驶到她儿子殉职的江面上，她一把一把抓起家乡的红枣撒向江面，以此来祭奠儿子，寄托了一个革命母亲思儿的深情。而正在押解途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诗人秋石搀扶着大娘，陪伴着大娘，也默默地把一把把红枣撒向奔腾的江水，倾注了一个革命诗人对烈士的无限情思，也体现了对革命母亲的深厚情谊。人们看到这个细节的激动心情也表现了人们的共同愿望：希望大娘的儿子没有死，也不会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的地方；希望大娘的儿子仍能尝到飘落在水面的来自家乡的红枣。
这种成功地采用带有宗教色彩的细节来表达深刻思想的经验，从文艺学上讲，表现了作家艺术家的丰富的生活积累以及挖掘提炼运用细节的艺术功力。而从宗教学上讲，祭祀这种传统的人神交通和人鬼交通的仪式，为人们向往的生者和死者的感情交流提供了一个幻想的广阔天地。唯其如此，带有宗教色彩的细节必须既注意到细节的真实，又要提炼和使用得当。如果违反了细节真实的创作原则，或者离开了一定的人物和思想，就可能会损害人物形象和作品思想，破坏作品的艺术效果。连载小说《教堂内外》就是这样的例子。
毛志成编写的《教堂内外》叙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名女红卫兵沈菲菲，经过十年动乱后转向她曾经批判过的天主教寻求精神寄托，最后又从宗教迷雾中解脱出来的故事。沈菲菲在十几年前曾是批斗宗教界爱国领袖的“女英雄”。她放弃照顾，落户山村，并且和农民出身的青年结了婚。在父母的抚恤金用完以后，沈菲菲依靠领取补助和丈夫接济度日，回城后就信仰起天主教来了。当她的丈夫怀疑她有外遇而追寻到教堂时，小说叙述他在门口遇到了几个天主教的女“执事”，她们又是微笑，又是屈膝，“搀扶着”他进了教堂。随后“圣女”沈菲菲面带“职业性”的微笑，挽起她丈夫的胳膊上楼，坐在“布道场”的台下。在神父的讲道之后，“圣女”沈菲菲带领大家“念忏词”，“带宣‘主’的训诫”。最后是“圣女”和“女执事们”各捧圆盘，在教徒中穿行收集“功德钱”。这段关于沈菲菲寻求精神寄托后的宗教活动是这部连载小说的主要部分，但是这些有关天主教的细节经不起任何一个稍有宗教常识的人的检验。
各种宗教都有各自的宗教职业人员的专称，天主教中有主教、神父、修士、修女等等，而“执事”是基督教的某些教派中的一种非职业人员的职称，指的是一般教徒中推选出来协助牧师管理教会事务的人。基督教的“执事”怎么可能跑到天主教堂去履行宗教职务呢？而且竟然“搀扶”一个男青年进教堂，这在封建习气相当浓厚的天主教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至于“圣女”的称呼，天主教内只是指15世纪英法战争末期的法国女英雄贞德。再说“功德”这个词原是佛教名词，一般指的是念经、诵佛和布施等等。天主教堂里收取功德钱真不知所指何“钱”。这部小说不顾现实的宗教生活的实践，胡乱编造，从创作上说，这是违反了现实主义的细节真实的创作原则的，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从宗教学上看，作品缺乏起码的宗教常识，因而不可能以艺术形象来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教堂内外”的真实生活。
事实正是如此，沈菲菲这个青年既没有一个宗教信仰的家庭或者接触宗教的环境，也没有一种内向多思的性格或者对精神创伤的沉迷，因而沈菲菲转向宗教的根据是不充分的。而在沈菲菲转向宗教以后又有些什么结果呢？只是有了经济来源以及性格变得柔顺、驯服，满口“爱”的哲学。沈菲菲说：“我倒不信什么死后上天国，也不相信‘主’现在还活着。我爱的是教堂气氛。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真不知道撇开了“天国”和“主”，天主教的信仰对于教徒还有什么吸引力。教堂是一个“世界”，不过它不是超人的“神”的世界，而是人的世界的一部分。小说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只是那些斥责信教的人是“堕落”、“神经病”、“胡拜左道旁门”等等的词句，似乎信徒和不信教的群众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这样的描写和文字只能徒然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不利于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和落实。
综上所述，当代文艺作品中宗教题材的出现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扩大了生活的视野，丰富了新的人物形象和作品的艺术色彩。宗教题材作品的出现也正是我们对处理宗教问题的“左”倾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正确的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结果。宗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文艺作品以形象的手段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宗教更是一件复杂的艺术劳动，从宗教学角度看，一些成功的作品大多能够正确地对待宗教和宗教徒，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发展变化以及准确利用宗教细节塑造人物形象，教育广大群众。一些有缺点的作品，除了创作方法的问题外，大多缺乏对宗教徒和宗教生活的感性认识，对于我们的宗教政策特别是长期以来在执行中的偏差缺乏了解，对于带有宗教色彩的细节缺乏有真知灼见的阐发和利用，结果就使某些作品不可避免地陷入片面而不真实的境地之中。但是，艺术实践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深刻地观察和分析宗教和宗教徒，深入生活，就一定能写好有关宗教题材的文艺作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宗教和宗教徒，正确对待宗教和宗教徒，协调宗教和社会主义制度、宗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关系，为团结包括宗教徒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