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是东汉中期的著名学者，被誉为“关西夫子”，也是清正廉洁的名相，他用生命悲壮地践行了“清白吏”的座右铭，表现出崇高的人格和气节。“关西夫子”和“清白吏”这两个至上的荣誉，是他一生最真实、最闪光的写照。门生三千，桃李遍地多贤良；“四知”拒金，千古佳话成典故。
杨震少时因父早逝，自幼与母相依为命，虽家境困苦，却勤业好学，世人赞其“时经博览，无不穷究”，誉之为“关西夫子”。他潜心学术，传道授业二十余载，因其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故从学者如市。直到50岁时，杨震才走上仕途，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司徒、司空、太尉并称“三公”），主掌全国军政等职。一生忧国忧民，清正廉洁，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后遭佞臣诬陷被罢官，自杀身亡。
在华阴市岳庙东十余里的双泉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四知书院。书院初建于东汉永元初年，是汉太尉、关西夫子杨震出仕前传道授业之所在。何谓“四知”？即“天知、神知、你知、我知。”这说的是杨震“暮夜却金”的廉洁故事。
杨震从20岁以后，一心一意自费设塾授徒，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教育生涯，而对于地方州郡长官征召他出仕做官的召请任命置之不理。他当时家住华山脚下的牛心峪口，利用其父授徒的学馆收徒传业。他坚持有教无类，不分贫富，因此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由于他教学有方，名气很大，学生很多，因此学馆如市，书声琅琅，规模很大。当时牛心峪槐树很多，杨震教书育人以清白正直为要，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师德情操被人们誉为“槐市遗风”。继牛心峪学馆讲学之后，他还在华阴双泉学馆等地讲学，学生总数多达三千余人，可以同孔子有三千弟子相媲美。所以，当时人们就称杨震为“关西孔子”（后人亦称其为"“关西夫子”）。杨震教授的学生，英贤甚多，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如虞放在汉桓帝时官至司空，是掌管国家工程建设的官员。
东汉安帝在位时，品学兼优的杨震被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大将军邓骘所看重，诚邀其入仕，为国效力。杨震从政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多次得到提拔升迁。在任荆州刺史期间，杨震推荐了颇有才华的王密作了昌邑知县。几年之后，杨震去东莱赴任时，途经昌邑，王密得知，执意要来拜见。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特意在夜深人静时来见杨震，并奉上黄金十斤，以答谢其知遇之恩。杨震见状，勃然大怒：“以前我深知你的为人，认为你德才兼备，才荐你为县令，可是现在你为什么不了解我的做人准则呢？”王密低声说：“我感谢大人惜才用才的恩德，只是无以图报。现在正是夜幕时分，黑夜中绝对不会有人知道，大人尽管放心收下。”杨震正色说道：“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应以清廉为本。如果认为没有人知道就可以收受贿赂，这不是伤天害理、欺世盗名，还能是什么？你不该辜负我对你的期望，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一席话说得王密满面羞惭，无地自容，只好收拾起黄金，悄悄地退了出来。杨震说的“天知，神知，你知，我知”，后来演变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就是“四知”的由来，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先生”。
杨震任太尉时，宦官李常侍想为其兄谋一个官职，但面对廉洁正直、令人望而生畏的杨震，不敢亲自开口，就托时任大鸿胪的皇舅耿宝向杨震推荐，但杨震仍不屈从，并明确表示：“李常侍的兄长无才无德，又无尺寸之功，怎能随意封赐？”耿宝威胁说，李常侍是重臣，朝野畏服，推荐其兄是皇上的旨意。但杨震仍不理睬：“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意思就是“没有朝廷的任命状，我无能为力”。耿宝碰了“钉子”，无言以对，愤恨而去。皇后的哥哥阎显是督巡三辅治安的高官，也利用职权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友入朝做官，杨震同样予以拒绝。而掌管工程建设的司空刘授听到这些消息后，当即把他们都统统征召去做了官，并且在很短时间内予以提升。两相对比，可见杨震为官是何等地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当然杨震因此招致显官贵胄的怨恨。
汉安帝的乳母王圣在朝中有很大影响，她女儿伯荣是个淫妇，纵情声色，还帮她收买官吏。这两个妇人和宦官勾结在一起，任性而为，操纵朝廷事务，诽谤太后，打击太后家族，气焰逼人，朝廷大臣每见到伯荣的车驾驶而来，都要屈身行礼。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昏庸任性的汉安帝下诏书为王圣兴建私宅，“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十分豪华，土木工程非常浩大。杨震便上书汉安帝进行劝谏，说：“如今盛夏，正是草木旺长农业生产大忙的时候，在自然灾害严重、国库空虚、农业大忙的情况下，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开山取石，修建府第，不是很不合时宜吗？特别是动用大匠、左校以及其他官员，建造衙门官署几十处，相互攀比，费用过亿，耗资特别巨大。”如此劳民伤财的话，势必造成“财尽则怨，力尽则叛”的大乱局面。杨震直谏汉安帝：“自古以来，奸诈的女子和小人都是很难相处的，亲近她们，她们就会嬉闹放纵；疏远她们，她们又会心怀怨恨。奸诈的妇人不能干予政事，应当迅速送她们出宫，让她们居住在外面，阻断她们同宫内的往来，这样就能使恩情和德行都继续保持下来，对陛下和她们都是好事。请陛下舍弃有碍大局的私情，割除有害国家的仁爱优柔之心，把精力集中在日理万机的朝政上，谨慎使用封赏拜爵的权力，减少下面的贡奉，减少百姓的赋役征发，使天下德能兼备的人才都群集在陛下周围，为朝廷出力；让正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莫因朝政不清而懊悔出仕；对诸侯国不要横征暴敛，使他们心存不满；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抱怨朝廷。要循着先朝英明皇帝的治国法则而行，与英明伟大的哲王比德，这岂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杨震还批评朝廷用人净是“海内贪污之人”，他们大肆受贿，搜刮民脂，全国上下怨声载道。“衙府征召的人差不多都是通过行贿买官的无能之辈，甚至一些过去因贪污纳贿被禁锢不许做官的人，一些放浪形骸、胡作非为的人，也都通过行贿重新得到了高官显位，以致黑白混淆，清浊不分，天下舆论哗然，都说上流地位是用金钱买来的，使朝廷招来无数讽刺漫骂。请陛下刚健中正，逐弃那些骄奢不法的近幸小人，让那些蛊惑人心的传言停止传播，诚心诚意地接受皇天的警示告诫，不要再让那些作威作福的小人再继续掌握实权，横行霸道，则天下幸甚，国家幸甚。”
杨震前后所上奏章婉转诚恳，切中时弊，但汉安帝对此一点也听不进去，而且产生了厌烦不满情绪，不仅不采纳杨震的忠谏，还把奏章拿出来给乳母王圣等人看，这一方面加深了这些人对杨震的憎恨，另一方面，这些人认为有皇帝的庇护，其行为更加骄横放纵。宦官佞臣樊丰、周广等乘皇帝外出东巡泰山之际，编造假诏书，大兴土木，争相扩建自己豪华的房屋，也被杨震察觉。杨震拿到假诏书，准备在皇帝回京时告发。樊丰等人得知后，惊慌不安，恨之入骨，但因杨震是当时名儒，名声很大而不敢直接加害于他。于是就谋划陷害杨震，诬告他对皇帝不满，有怨恨之心。昏君汉安帝也不辨别清浊善恶，下诏收回了杨震太尉印绶，罢免了杨震的官职。樊丰等人对此还觉得不够解恨，就请耿宝再上奏章，诬陷杨震对朝廷收缴他的印缓心怀怨气，有不服处置之罪。汉安帝于是下诏遣送杨震回归故里。杨震接诏后，立即动身返乡，消息传出后，京师为之震动。以前的同僚、部下门生及亲朋好友在城西凉亭为其送行，群情激愤。杨震慷慨悲愤地对众人说：“人都有一死，我不在乎。但我痛恨的是，对那些狡诈奸猾的贪官污吏却不能加以诛杀清除；我厌恶的是，对祸国乱政的淫乱女人却不能加以禁止杜绝。我死后，要用下等杂木做棺材埋葬，只要裁一块能盖住尸体的布单就行了，不要运回祖宗坟墓，不要祭祀。”一代忠臣，悲愤不能为国诛除奸臣，怀着满腔忧愤服毒自尽，以身殉国。后来，樊丰等人还派人在陕县截住了杨震的灵车，不准运回本籍，并将灵枢露停道旁，任之日晒雨淋。杨震的几个儿子则被罚做苦役，广大百姓无不为之垂泪。
杨震去世的同年冬天，汉安帝驾崩，汉顺帝即位，处死了罪大恶极的樊丰、周广等奸臣贪官，为杨震申冤昭雪，并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用三公的礼仪改葬杨震，也算是给这位社稷忠臣的在天之灵一丝慰藉。改葬这天，远近百姓络绎不绝都来参加葬礼，以纪念这位清正廉洁、正直无私、疾恶如仇、敢于直谏的好太尉。杨震高风亮节的一生，足以光耀千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一个人作出评价的最高标准。作为被千古传颂的廉吏杨震在治家方面同样垂范后人。在他当涿郡太守时整日布衣素食，以自己的形象感染家人，树立起了清白的家风。杨震的一些亲朋好友，看到杨震廉洁奉公，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从不为后辈子孙计谋前程。也曾有人竭力劝杨震置办一些产业，留下一点家产给子孙。杨震执意不肯，说：“让后世人都称他们为清白吏子孙，这样的遗产难道不丰厚吗！”他的一言一行都对子孙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震在乡下教书期间，除严格要求子孙刻苦学习之外，还总是在空闲时，带他们到田间参加体力劳动。不仅让他们认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还使他们切身体会到耕作的艰辛。杨震进京做官后，他家离皇宫较远，却一直坚持步行上朝。后来，朝廷根据他的实际情况，专门为他配备了一辆马车。有一天，他在太学读书的三子杨秉，趁他休假，便乘坐那辆马车去上学。他发现后，当即喝令停车，并说：“这车是朝廷为我上下朝而专门恩赐的，你怎能坐它上学呢？你这么年轻就懒得走路，将来怎么能竭诚为国效劳？”杨秉听罢父亲的话，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从此，无论遇到什么特殊情况，再也没坐过父亲的专车，而且举一反三，开始从多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杨秉博览群书，也常隐居授业解惑，至40多岁才踏上仕途。历任侍御史，豫、荆、徐、兖四州刺史，皇帝侍讲，太中大夫，左中郎将、侍中、尚书、太尉等职。据史载，杨秉一向严于律己，忠君爱民，堪与其父相媲美。杨秉自律极严，以“三不惑”即不饮酒、不贪财、不近色而闻名于世，人们赞其为人“淳白”。最为突出的是杨秉继承了父亲杨震的清廉刚直品格。当刺史官时，杨秉总是坚持办多少天公事，领多少天俸禄，多余的钱不往家中带，在历史上留下“计日受俸”的佳话。他过去的同僚、部下赠给他的钱财有百万之多，全部被回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白马县令李云因谏讽时政，被治罪。杨秉当时任太常，觉得处理不公，挺身而出，为李云争辩。结果触怒了汉桓帝，将他罢官，遣归故里。杨秉素无积蓄，身处逆境之中，生活贫寒，常常是两天只能吃一天的饭，以至“并日而食”，仍保持平生清贫廉洁之本色。贫贱不能移，士穷节乃见。当时的生活贫困到无米下锅的地步，任城的孝廉景虑得知后，到杨秉家，赠送一百多万钱，进行接济，杨秉坚决拒绝，分文不取。后遇皇帝大赦，又回朝为官，担任太常。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宦官专权，吏治败坏，气焰嚣张的宦官们贪污受贿，任人唯亲，腐败之风弥漫朝廷内外，引起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杨秉联合司空周景上奏汉桓帝，提出不许宦官子弟当官掌权，并彻底清理各类劣迹官员等建议，获得汉桓帝批准。他还检举揭发了贪官、冗官五十余人，上奏朝廷，并予以严肃处理，全国为之震动。其忧国忧民、不畏权势、勇于斗争的事例不胜枚举。
杨震的孙子杨赐，继承其清白家风，笃志博闻，历任司空、司徒、太尉。杨赐任官期间，汉灵帝不理朝政，四处游玩闲逛，造成了宦官专权，吏治腐败，朝廷对拜官授爵视同儿戏，国家境况似江河日下。杨赐上书指责朝廷任人唯亲，“有形势者，旬日累迁，守真之徒，历载不转，劳逸无别，善恶同流”，希望皇帝能迅速改变现状，复兴朝政正气。敢于为国直言上书的杨赐得到了世人的敬重，皇帝也在策书中称赞他是士林学习的楷模。
杨震曾孙杨彪，“少传家学”，博闻强记，入仕后官至太尉。他终身不畏强权，维护国家的政通人和，其忠心义胆日月可鉴。汉灵帝光和年间，宦官头目王甫指使属下窃取国库巨额资产，杨彪得知后即刻予以揭发，并报告司隶校尉阳球。阳球上奏汉灵帝，获准后，王甫及太尉段颍等人都被处死。这次为民除害之举得到了天下人的交口称赞。
《后汉书·杨震列传》评论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为东京名族”。杨氏一家四代为相，代代“能守家风，为世所贵”。这种忧国忧民、公而忘私、疾恶如仇的为官品格，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极有价值和生命力的、应该发扬光大的精华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