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在给予八旗子弟各种优遇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教育。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从贝勒阿敏弃城而逃的事件中，看到了让贵族子弟读书识礼的重要意义。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对于子弟的教育，都是以读书明理、“忠君亲上”的汉族儒家观念为中心进行的。
清代对于皇子的教育，与历代王朝相比较都可以算是最成功的。宫中特为此而设上书房，年满六岁的皇子都需入学读书，上书房的师傅都是从翰林院拣选的“才品兼优者”，所学内容则以儒家的经史典籍为主，并形成严格家法，代代相传。清廷于顺治九年（1652年）始于各旗设立宗学，未封爵位的宗室子弟凡年满十岁，都要入宗学读书。
以汉族儒家思想为核心进行的教育，使八旗子弟得以博采汉族文化精华，以文章翰墨相矜尚，一时间文风蔚起，成为一个文化水准很高的群体，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文、书法、绘画和赏鉴方面，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
有清一代，满洲子弟在学术领域中虽然已经具备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毕竟缺乏汉族乾嘉学派大师的学识与功力，未创建出独立的学派，也没有在史学、经学等领域产生出泰斗巨擘。八旗子弟的成就，更多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文和小说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曹雪芹及其于乾隆年间写成的八十回小说《 红楼梦 》。
到17世纪后期，一些从八旗子弟中涌现出的才子们用汉文写出的文章诗词，就已达到与汉人不分伯仲的水平。正黄旗满洲人纳兰性德就是最杰出的一个，时人曾将他推崇为“国初第一词人”。
清朝中叶以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民族走上软弱衰落、一蹶不振的道路，清朝统治者特别注意到对自己的子弟进行“国语骑射”的教育。“国语”即满语，“骑射”指骑马射箭的武艺，清朝统治者殷殷期望八旗子弟能够保持本民族的传统和特长，以作为维护统治的基础。但是濡染汉习汉俗，却是他们无法扭转的趋势。长期养尊处优的特权生活，更使浮华之风、颓废之气在八旗子弟中迅速滋蔓，结果是有的昏庸无为，尸位素餐，有的挥霍无度，腐化堕落，成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完全丧失了对国事家事的责任感。乾隆帝南巡至镇江，驻防兵丁校射时有弓箭落地者。尔后在杭州阅兵，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时人以为笑谈。
？摇辛亥革命废除了延续近三百年之久的八旗制度，解除了八旗子弟在生产、生活方面受到的限制，各州县都听任他们自由入籍，为他们创造了自谋生路的前提。但是，清王朝的垮台也使八旗子弟的一切特权化为乌有。对于世代当兵食饷，习于寄生生活而又处于优越地位的八旗子弟来说，重新培养劳动习惯，掌握劳动技能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一旦失去“铁杆庄稼老米树”，便几乎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加之令他们难堪的，还有社会上普遍的冷落与歧视。许多八旗子弟为了生存，只得隐瞒民族成分，尤其是满洲旗人，几乎全部隐去自己的满族姓氏而改从汉姓汉名，生活方式也模仿汉人以掩人耳目。与此同时，二三百年聚集而居的驻防旗人也迅速流散四方，与汉人完全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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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教
喇嘛教，即藏传佛教。自7世纪佛教传入始，主要形成和发展于藏族地区。17世纪中叶，格鲁派（黄教）在清朝支持下成为最强大教派。在中国，流传于藏、蒙古、门巴、裕固、土、纳西、普米等民族地区。
封建帝国最后一个盛世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治世，它包括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130多年。在此期间，由于统治者相继施行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措施，保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安定，劳动人民得以安心生产，从而使社会经济迅速从明末清初的战争疮痍中恢复过来，并登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当时，清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雄踞在世界东方。
？摇清朝于顺治元年定鼎北京，历经18年，削平群雄，为清朝全面实现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即位以后，特别是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平定吴三桂的“八年之乱”为契机，乘胜收降郑氏台湾回归祖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亲临治黄工地，标志着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大治天下，从而拉开了康乾盛世的序幕。这种盛世局面的形成，皆非偶然，造成盛世的直接原因有种种，但根本原因要看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和具体做法是否得民心，顺民意。
康、雍、乾三朝仍把吏治摆在了治国的首位，三朝澄清吏治，一脉相承，不计地位与权势，如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朝中高官，连同皇亲国戚，只要犯赃，必予严惩。乾隆以贪污罪处决了原任两淮盐政、后任内务府总管的内弟高恒，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经数十年不断整顿，吏治改观，用“源清流洁”、政通人和来概括，还是恰如其分的。另一方面，他们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以农业“为国之本”，大力发展经济，实施“裕民”之策，达到家给人足。这也是康雍乾盛世形成的原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开始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全面推行垦荒政策，至雍、乾时，垦荒向边疆地区发展。与此同时，指令各地特别是驻边疆地区的军队实行“军屯”。土地广为开垦，耕地逐步增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康、雍、乾三帝深知此中的道理，不断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其生活状况，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生活获得安定，亦使社会得以安定。
康雍乾三朝坚持国家“大一统”并制定若干正确的民族政策，使边疆安宁，长治久安。康熙三十年（1691年），圣祖提出了废长城，“中外一视”的重要思想，突破了2000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之分、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把“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发展到了极限。然而，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抵制“大一统”，屡次兴兵作乱。康熙二十九年首战噶尔丹、再战策妄阿拉布坦；世宗时三战噶尔丹策零，高宗时先战达瓦齐，再战阿睦尔撒纳，三战新疆回部霍集占，皆以胜利告终。截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西北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及西藏问题宣告解决。三代人共花去七十余年，以重大代价赢得了最后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西南地区，雍正朝实施体制改革，废土司，设流官，即“改土归流”，于乾隆初年全部完成。？摇？摇
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康雍乾三朝确立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为盛世增添了新的内容，还直接加速盛世的到来。而至乾隆时，已出现“文治之极盛”的鼎盛局面。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农业，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l/3。？摇？摇
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10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末，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多倍。正是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 律历渊源 》，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
法国《 百科全书 》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 中国 》条目中，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能、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德国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思辨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洲人便难以和中国人相抗衡。”
康雍乾三朝开疆拓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甚至超过汉唐。清代中国版图，从西部喀尔巴什湖到东部海疆，乃至南沙群岛都达到了极限，为现在中国奠定了基础。盛世的文化全面发展，在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地理、数学、天文、医学、军事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各领风骚。盛世修文，大规模整理典籍，编纂图书，其中以康熙朝所修《 古今图书集成 》与乾隆朝所修《 四库全书 》为代表，被称为“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著名的考据学派，独树一帜，即形成于盛世时期。康乾盛世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并将其推上了顶峰。
？摇？摇然而，当时的世界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清朝在经历着“康乾盛世”的背后，也酝酿着巨大的危机。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挑战全球的工业革命正在酝酿，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西方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推动西方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但是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不利。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
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火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洲根本”的陈腐观念，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谗言，将戴充军关外。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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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的中西对比影响
康乾盛世以恢宏的气势，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辉煌。中国此时居东方文明之巅，也是18世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与西方社会相比，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发明。西方已进入近代社会，而中国尚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顶峰。这一切都显示着历史将出现一个变局。
人人自危的文字狱
文字狱，是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文字狱中国自古就有，而以清朝最为严重。清王朝是满族贵族掌权，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控制极严。尤其是清朝前期，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是统治者疑神疑鬼，认为文字中有触犯皇权和妨碍自己的内容，必兴文字狱，动辄株连数十人乃至数百人。
满人以少数民族入关建立一统天下的王朝，对于作为被征服者的汉人自然尤为敏感，在思想上实施的控制就愈发严紧，出现了更多更大的文字狱，康熙年间庄廷垅“《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年间浙江查嗣庭“试题案”，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等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几个。清廷罗织罪名，对当事者或诛杀或革职或流放，沉重打击了大批文人学者及其亲友。
清朝最早的较大的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廷垅刊刻《 明史 》案。清初，明末遗民湖州定户庄廷垅从朱国桢的后人手中买到一本朱所著明朝史书，书内有《 列朝诸臣传 》等稿本。此时庄廷垅双目失明，他想效法春秋时期的左丘失明而著《 国语 》的事迹，将这一稿本与招集门客所补的崇祯历史编合在一起，然后用自己的名字加以刊刻。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并使用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康熙二年（1663年），此事被人告发，报到京师，引得康熙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严加追查。此时庄廷垅已因病去世，官府仍然没有放过他。庄廷垅被刨棺戮尸，在世的四个儿子、一个弟弟以及为庄刻《 明史 》作序的李令哲均被逮捕处斩。南得富绅朱佑明原本与此毫无牵连，却被人诬告陷害。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被处以死刑。此外，凡是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以及与此案有牵连的地方官吏等上百人，诛杀的诛杀，流放的流放，革职的革职，最后，共杀了7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