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柯转过脸向我询问似的笑一下。我回过神来，发现注视他太久，太专注了，赶紧把眼光收回，掩盖性地问他：“好多年没见了，你们怎么样？有孩子吗？”
“还没有。”
“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沿袭着刚出国时的习惯，见面就问做什么工作？在哪儿？我想，第一代留学生都会有这个习惯吧？尼柯不会见怪的。不过我还是在“你”犹疑了一下，该不该问得这么直接？话出了口就留不住了。
“我在悉尼科技大学当助教，海伦在查尔斯王子医院当护士。”
“教什么？”
“教电脑。我的博士研究课题是光纤通讯，也就是现在正火的宽带互联网。”
“哇噻，这行业现在全世界都热销呐。”我大大的赞叹，一点都不夸张。后来的几天证明，我的赞叹还远远不够强烈。
报到后我拿到房间钥匙，跟尼柯告别，我们约好一起去吃晚饭。
下午，我的室友也到了。她是广州人，进房间看了一下，和我打过招呼后就再也没来过。她回家住，说难得回来一趟，想多陪陪亲人。
在会议专用饭厅里用晚饭，我想：“明天就开会了，来开会的人应该到齐了罢？”同时放眼望去，熙熙攘攘的人群，看不见一个熟悉的影子。不知为什么特别感到孤单，想见到澳洲留学生，怎么会有这种心理？眼前到处都是人，全世界各国留学人员云云众众。也许是人天性中的地域情结：在国外，中国人就是同胞；在国内，同省同市的视为同乡，同一村子的就是自己人？
尼柯坐在我身边，专心地对付地地道道的国产美味佳肴。
“怎么不见其他的澳洲人？难不成就我们三、两个？”
“不可能，我知道的就有十几二十个。可能有不少是本地人，他们不来晚餐。”
十来年了，我没吃过么美味的饭菜，从小就吃的饭菜。刚出去那会儿，最不习惯的不是语言；也不是清静，那种永远的清静，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头涌涌的清静；是吃的。那鸡，在超市里看到的鸡，颜色死白死白，买回家怎么烧怎么难吃，鸡肉嚼着像嚼棉花，松软无味，吃到的只有调料的味道。心想，鸡不好吃就吃猪肉吧？买回家一烧一锅水，一点猪的味道都没有，以为买错了，回肉店仔细看看，没错，是猪肉。无论是鱼、虾还是蔬菜，个儿都比国内的要大两、三倍，就是没味儿，连香蕉也没国内的香。头几年过年，最想的就家里炖的香喷喷的大锅肉，一进门隔着大厅就能闻到厨房里白切鸡的香味…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我就是倍思鸡，矫情点说就是思这家乡的味道吧。我也像尼柯一样，专心地对付盘里的鸡呀肉呀，像报仇一样地吃。
门口来了一队西装男，十几二十人，和我们一样的青壮年，板寸头，清一色的深蓝色西装，白衬衫，领带，看起来利索、朝气。单单气势就能把人撞几个跟头。我不禁多看他们一眼，只见他们眼睛盈着自信的笑意，像蒙娜丽莎那样，不管谁、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觉得他们也看着自己。但那种看，是一种似看非看、有距离的看、居高临下的看。一看就知道是时下最时尚的IT人。我们的大桌只有尼柯和我，他们一下就把我们的桌填满。
“你们是哪里的？”尼柯抽空问他旁边的一位西装男。
“我们是硅谷的。你呢？”西装男反问道。
“我们是悉尼的。”尼柯在我与他之间来回指一下说。
“嗨！”西装男和我打招呼。
“嗨！”我回他。
“美国来的假洋鬼子。”等他们都去拿食物时，我偷着跟尼柯说。尼柯宽厚地笑笑，不说什么，继续吃。“就一个硅谷来的也比我们澳洲全部的多。看来美国的牛皮不是吹的，就是比澳洲强。”我继续说。
“那是肯定的。”尼柯头也不抬。
我不由想到凯瑟琳：不知她来了没有？不！不！她不会来的，一她还没毕业；二她想到美国而不是到中国。
第二天开幕式我起来得晚，错过宾馆的早餐时间。来接我们去会场的巴士一溜停在宾馆门外，人们陆续上车。巴士前头有两辆警车。尼柯说：“我们先上车吧？到会场你再找吃的。有警察给我们开路呢。别耽误了。”
在外面散漫惯了，对例行的开幕式不感兴趣；领导们轮流在台上讲话，我趁机溜到外面想找点吃的。虽然才早上八点多钟，外面已经摆满小摊，我在一位小姑娘那儿买一瓶矿泉水。小姑娘问我：“你是硅谷来的吗？”我赶紧扶着眼镜以防掉下来，刮目重新审视小姑娘，一个十四、五岁模样的农村小姑娘，凝脂似的圆脸，脸颊两块红还没褪走，看来来南方还没多久。刻薄的广东人把那叫猴子屁股。当年一拨一拨北方人（广东人把广东以外的人均叫北方人）南下打工，脸上的两块猴子屁股红就是他们的标志。
“我不是硅谷来的。你也知道硅谷啊？”我回答，后面一句是带着开玩笑口气逗小姑娘玩的。
“我不知道。听到这里的好多人都说硅谷来的。”小姑娘笑嘻嘻地看着我。
“你知道哪儿有卖早点的？”我拧开矿泉水瓶盖咕噜咕噜喝几口，又问小姑娘。其实我就是想喝杯咖啡。多年的习惯，不吃早餐，只喝杯咖啡就行。
“过了马路往右拐就有麦当劳。”小姑娘殷勤地指点。
“谢谢。拜！”我谢过小姑娘向对面马路跑去。硅谷……硅谷……不绝于耳。
2000年，硅谷不但覆盖着中国，也占领了澳洲IT人的思想领域。007亚力山大每次跟我聊天必提硅谷。那儿是IT人的圣地，他们都向往有一天能到那儿朝圣。在会场，偶尔也看到一些挂着澳洲铭牌的人员，我们注意到彼此的铭牌后就互相点头算是打招呼了。大家都很忙。论坛太多，信息太多，到处都是全国各省市500强企业、大猎头公司设的摊位，他们发派各种招聘人才的资料。珠江三角洲一些市和一些全国500强的企业还派专车来接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单位、留学生科技园。我尽量到各个论坛去听，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创业论坛，一位成功的原北大出去的美国女博海归做的报告。关于找创业合作伙伴，她说：“跟创业伙伴合作就像谈恋爱一样，如果一开始就觉得合不来，就不要走下去，否则结了婚再离，那时就更痛苦。”我想笑，这女人不管有多强，多聪明，多成功，想想念念还是离不开恋爱结婚。这女人的世界再大也大不过男女间的情爱。我到各个摊位上看看，收集资料。会议第三天晚上，尼柯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参加某省副省长的饭局。一辆大巴把我们带到一宾馆外。下了车我发现头天晚餐的那队西装男也来了。我们鱼贯进入指定的餐厅，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我边上正是头天跟我打招呼的西装男。我往他边上一躲，说：“嘿，别录我，上了电视，仇家就会找上门来。”其实我是对自己的外表没信心，不想在电视上丢人现眼。“没想到你这么nice的lady也会有仇家？”西装男调侃。我从他的侧面望出去，见对面餐厅门口站着一帅老外，“哎，你看，这里有老外做侍应。”我说着指给西装男看。
“好像是哟。”西装男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望向我指的方向：“老外做侍应没什么意思，要有一天，让日本人来做侍应才好呢。”
“说得极是，极是。”我附和西装男。在悉尼合作过的同事中，最好的，最让我敬佩是日本人。他们对公司的忠诚，他们的敬业，澳洲人和中国人难望其项背。如果哪一天真有日本人来中国做侍应的话，想必他们也会一样的敬业吧？想到这，心里来了快感，站那儿的老外换成了日本人，不断地鞠躬……有一说法，日本人被老板骂的时候不断鞠躬，是让老板骂人的话从头顶上飘过去。
饭前，副省长先作了讲话，完了，我们挨个起来作自我介绍。列席的，除了我和尼柯，清一色美国假洋鬼子。他们是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软件工程师。轮到我了，我站起来，像他们一样，稍为迈出小半步，望一眼远处领导的桌，一双双期待的眼睛看看我：“这女怪来自哪个山头？”突然一股自卑感从胆边生起，脑子一片空白，嘴也张不开。全场肃静，眼睛都看向我。我沐浴在注目礼中。几秒钟，在我，是天上的时间。天上一日，世上十年。
“我不是美国来的。”我顿一顿，“我来自澳洲。”我再顿一顿，听到一股声音：“澳洲好，澳洲好。”是领导的声音，它鼓励我说下去：“我是学会计的，会计师。”说完我回到座位上，心潮起伏。来参加这次饭局，我悔不当初。
“你有没有申请什么职位？”尼柯问我。
“没有。三天会议下来，我轮流在各个论坛听，各个摊位上看，跟一些猎头公司谈，得出的结论就是：目前国内渴望从海外召回两种人才，一是IT人才；二是风险投资经理。他们不需要像我这个专业的。”我说。
“我也没申请。虽然我是搞电脑的，但觉得国内IT行业竞争太大。昨天我被邀请去了全国500强的华伟。他们介绍，华伟的员工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六岁。显而易见，为了保持年轻化，他们就得不断换人。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压力该有多大？有多不稳定？程序员的最佳年龄在三十岁前。超过三十五就应该搞管理了。搞技术我还可以，在国内搞管理，我没经验也没信心。那班美国同行讲得好，这时回国就业、创业。成功了，就是先驱，失败了，就是先烈。我还不想做先烈。”
三天会议期间，我没联系张涛，有他的手机号，也有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白天里我没时间给他打电话，甚至没想过要给他打电话，太忙了，忙得根本想不起他来。晚上八九点回到宾馆，洗完澡躺在雪白的床单上，白天繁杂的人事像潮水般从脑海里褪走，偶尔会想到张涛，想该给他打个电话，礼貌上应该这样，不能找人家帮忙时才打电话。想归想，什么也没做。这时候他肯定不在办公室，只能打他的手机。还没见过他的太太，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他们的感情怎么样？不想让他太太误会，给他制造不必要的麻烦。那天早上的事情，我认为已经过去了，以后也再不会发生。在我的心里，张涛是朋友。我感激他对我一往情深。他是个有胸襟的男人。一生中能曾经拥有这么一个男人，我觉得幸运和骄傲。不想得到更多。再说，我有多爱他？过去曾经很爱，现在呢？好多年，我连想都没想起过他，我还爱他吗？可能不了。这次再见他，纯属偶然。他让我感动、感激，仅此而已。那瓶面霜还在我的旅行袋里，下次见面时一定要记住给他。
第三天晚上，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撤了，尼柯也乘直通车去香港会他老婆去了。假期有限，既然回来了，就尽量多走些地方或见些朋友亲人。我早就报名参加旅游团去北京，明天出发。六天后回来再待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九点的飞机回悉尼。从副省长的晚宴回来，我就开始收拾行李，电视里放着美国的鬼片。美国人是相信有鬼魂的。他们的鬼总没中国的鬼更像鬼一些。我们的鬼只会在夜晚出现，出现时会带一股青烟，会飞，没脚，反正跟人是不一样的。人鬼是阴阳两界的灵魂。人在晚上睡而鬼却在白天睡觉。美国的鬼跟人没两样，只是生活在不同的空间而已。床头柜上电话的铃声骤然响起，我吓一跳，从鬼魂的联想中回过神来，第一反应是：“张涛的电话？”跑过去拿起电话。
“喂！”没等我开腔，张涛先出声了，声音笑意盈盈。电话里他的声音比真人的好听。
“你好。”我说，满心欢愉。正愁不知怎么联系他，晚又太晚，早又太早，他上班时我可能在飞机上……
“怎么样？这几天我一直打电话给你，就是没人接。我想你一定很忙。怎么样？有收获吗？”他一连问了我两次“怎么样？”
“不错，收集了很多资料。我需要跟中国接轨。”忍不住开个玩笑，这几天听到最多的话是“跟世界接轨”。
“接下来怎么安排？”他轻笑，不接我的话茬。
“明天去北京，七点钟在国内机场集合。”
“我送你，六点到你那儿。”
“如果太麻烦就不用了，这里打车很方便。”我当然希望他能送我。记得一句台湾哲学家的名言：“人情就像银行里的存款，越用就越少。”我还是少用为好，不定什么时候还要麻烦他。
“很方便。我送送你，就这么定了。好好休息。”
“好的。晚安。”我说。
早上六点张涛准时敲门。他一进门就弯腰提行李，我们没有暧昧，也没有客套话。我连向他问好机会都没有。大概半个小时我们到了机场，这时张涛才认真地看着我说：“时间还早，我们去吃早餐吧？”
“好啊。”我说。
“我原以为要吃飞机餐当早餐啦。”在餐桌旁边坐定后，我快乐地说。我实在是快乐。我心安理得。我们是朋友，是知根知底的朋友，现在他在尽地主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