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徐悲鸿任教的中央大学门口，蒋碧微无意间碰到了徐悲鸿的老朋友盛成和宜黄大师正应约去徐悲鸿画室看画，招呼间宜黄大师邀蒋一同前往，这本是一种礼貌和客套，但是蒋碧微就此心生一计，来了个顺杆而上，真的随他们一同前去了。
远远在画室门口等着的徐悲鸿一见蒋碧微也一同走来，不禁心里暗暗叫苦，但一切为时已晚。
一进画室，蒋碧微便俨然如侦探一般四下里搜寻起来，弄得不明就里的宜黄大师好生奇怪，而徐悲鸿更是尴尬十分。好在她搜了半天也没搜出什么在她看来有价值的“罪证”，最后就剩下画架上两幅用布蒙着的画没看了，于是她呼的一声，将布掀开—“呵！”在场的人几乎都同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惊叹声，整个画室也仿佛一瞬间增加了光亮。画面上明月当空，明亮而温馨的月色下，古老的城头上，画家自己席地而坐，不远处一位少女双手抱立，似正享受着大自然美好的月光，又似在享受画家深情的目光，画的一角有徐悲鸿亲题的画名：“台城月夜”。
盛成和宜黄大师被画面所描绘出的那种意境和那份深情给深深地震撼了，而蒋碧微更是被惊呆了，不过她并不是因为这画的艺术效果，而是因为她这一瞬间有了丰富的联想，只见她顿时脸色苍白，双腿发软，要不是盛成当时眼疾手快轻轻从一旁扶了她一把，说不定她当场就瘫倒在地了。好在这也就一瞬间，她就似乎恢复了常态。然后她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说：“这画既已画好了，怎么不带回家呵？”说着便不由分说，叫了两个学生帮忙，将它连同一张《孙多慈像》的素描一起，用一些旧报纸七手八脚包了起来。
“罪证”既已到手，蒋碧微自然选择立刻离开了，以免夜长梦多。由于《台城月夜》是画在一张很大的三夹板上的，既不能折叠也不能卷合，她就让两个帮助包装的学生也帮她拿回家去，临走时还对盛成和宜黄大师说：“你们看你们看，看细一点，记着要给我们悲鸿多提提意见哦！”
徐悲鸿虽然心里恨得痒痒，但由于在学校，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朋友面前，在学生面前，他只能装傻，不能阻止，最终也只是对盛成无奈地问了一句：“是不是一只准备咬人的母老虎呵？”
《台城月夜》在蒋碧微看来是徐悲鸿背叛自己的最好“罪证”，因为他将画中人画得那样美好，一个画家，只有当他深爱着画中人时，他才会捕捉她最美的姿态、神情，将她画成世上最美的美人。的确，蒋碧微对此太清楚了，也太有切身体会了。想当年，徐悲鸿那幅最初轰动欧洲的油画代表作《箫声》便正是以蒋碧微为模特画成的，但是每一个认识蒋碧微本人的人都觉得，画上的蒋碧微比现实的蒋碧微不知要美多少，但是它又怎么看都是蒋碧微而不是别人。
罪证既已到手，她当然要让它公开示众。于是蒋碧微就将《台城月夜》放在了家里的客厅里，但并不挂在墙上，而是将它靠墙立在地上。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徐悲鸿在家里每天看着自己的这个“罪证”心里将是什么滋味呵？然而蒋碧微要的就是你这种心里不是滋味！要的就是你低头认罪！要的就是你无脸见人！她每天都在品尝着自己的胜利，自己的得意，自己的骄傲，但是她绝没想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徐悲鸿的心在日日哭泣，也日日变冷，更日日离她而去。而这原本又是蒋碧微所并不希望的，她这一切举动的所有目的，说实话原本是希望徐悲鸿不要离开自己。就这样，蒋碧微在自己设定的一个怪圈中不能自拔。
关于《台城月夜》的结局，蒋碧微晚年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至于那幅《台城夜月》，是画在一块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自动地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一件艺术杰作就这样从人间永远地消失了。
蒋碧微当然希望永远消失的并不只是画，因此，不久她又发动了第三次战役。
那是1931年7月，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招考放榜，学校教学大楼外的报廊里，徐悲鸿将考生试卷和分数同时当众公布了出来。这在南京，在中国，都是极罕见的激进做法，自然引得争先恐后的观者云集。蒋碧微竟然也挤在看榜的人群中，这不由得让人觉得奇怪，她关心谁呢？
她真有关心的人，那不是别人，就是孙多慈。当她看到孙多慈的名字高高排在第一名，以95分的高分无人能及时，她带头高声地说：“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是你的得意门生嘛，看你面子，看你感情，自然要多给几分的。”此言一出，榜前的人群一下子如同炸开了锅，一时议论纷纷。明明是按作品水平判出的结果，一时却变成有舞弊嫌疑的不正常事情了。徐悲鸿终于愤怒了，他再也顾不得在大庭广之下了，针锋相对地对蒋碧微说：“知道你是要说这话的，所以公布成绩时，连试卷也一起贴出去了。她的水平如何，她可以得多少分，试卷说话。”
蒋碧微也不甘示弱，说：“谁不知道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呵！录取孙多慈才是你最终的目的。好啊，你的心愿达到了，你们可以更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话既已说得如此白了，徐悲鸿也顾不得“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高声说：“告诉你蒋碧微，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如果我徐悲鸿想离婚，想拆散这个家庭，早就横下心与你分手了。之所以还和你保持夫妻关系，是因为在我的脑海里，还从没有想过要和谁结婚，所以也不存在要和谁离婚！”
……
就这样，那年夏天，孙多慈第一次与徐悲鸿、蒋碧微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南京各个小报的花边新闻中。当然这并不是蒋碧微的目的，其目的是中大不要录取孙多慈，但最终结果自然不会以她的意志为转移，1931年9月，孙多慈还是以图画第一名的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了。所以说蒋碧微发动的这一次战役，虽没有取得完胜，但在她看来还是不乏战果的，至少是她将徐悲鸿与孙多慈背后的“丑”事暴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了——看他们以后还敢再不好自为之！
可是令蒋碧微没有想到的是，徐悲鸿却正式向她提出了离婚。
说良心话，蒋碧微种种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离婚，因此当徐悲鸿当着朋友的面将“离婚”两字在桌面上第一次说出来时，蒋碧微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竟然说：“悲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徐悲鸿又高声地说了一遍：“我们离婚吧！”这一次蒋碧微听得真真切切。不久后，她又接到了徐悲鸿的信：
我观察你，近来惟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两儿由你抚养，总之你亦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每字每句，似都是深思熟虑后才落笔的，绝不像是玩笑、戏言。
六
其实，徐悲鸿此时也没有完全做好离婚的准备，事实上不久后他在吴稚晖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放弃了离婚的行动。这看起来当然都是因为徐悲鸿给了一次吴稚晖“面子”——是的，吴稚晖的“面子”不能不给，因为他是“世界文化名人”，是令人敬重的长者，又是出手帮了自己大忙的人（傅厚岗的那块宅地便是他看到徐家居所实在太挤而出了三千大洋帮助徐悲鸿买下的），但说到底只是徐悲鸿自己借坡下驴而已，真正做主的还是徐悲鸿本人。吴稚晖在劝说信里这样责问徐悲鸿：“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倘觉感情无法控制，则避之不见可乎？”徐悲鸿无法回答，但无法回答的原因或许是吴稚晖又一次的“忆苦思甜”让他又想起了自己与蒋碧微过去的那些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也难以忘怀昔日的那份深长的感情，当然也不想就此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然而，当年生活那么艰难，夫妻反而能够相濡以沫，现在一切都好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过下去呢？
是的，相对于十几年前，生活是好了，但是徐悲鸿与蒋碧微两人都变了。
当年买一件普通的风衣对于徐悲鸿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也就是一件普通的风衣就能让蒋碧微激动得热泪涟涟；可是现在呢？徐悲鸿可以置地建别墅，蒋碧微自然再不会因为一件衣物之类激动了，相反她觉得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应得的报答，甚至徐悲鸿这个人连同他的才华都应该由她来支配—她本来就是个强势的小姐！
蒋碧微的强势在回国后不久就表现了出来。
众所周知，徐悲鸿不但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美术教育家，他在美术教育上有两个伟大的理想，一是努力实现中西方美术的融合，二是努力开展美术教育的普及。1928年春，田汉、欧阳予倩等成立南国社，刚回国不久的徐悲鸿便以极大的热情加入其中，此时他雄心勃勃，于这年的春节，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任绘画部主任。但南国艺术学院的教学基本是义务性质，这让蒋碧微一直反对，她觉得徐悲鸿这是浪费自己的才华，这让徐悲鸿很是反感。这年4月中旬，徐悲鸿又受聘南京中央大学。蒋碧微竟然以此为借口，背着徐悲鸿去南国艺术学院帮着徐悲鸿辞去了那儿的教职，并擅自雇了一辆车，将徐悲鸿在南国艺术学院内的画具全部搬回了家。外人以为这一切是徐悲鸿授意的，并由此说徐悲鸿不愿做大众义务教育的工作，只认钱，这让徐悲鸿万分尴尬。
由此生活中一例，已可见两人在价值观和处事风格上的差异。当然这样的差异并不足以使他们分手，更不能成为他们分手的理由。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一些人都将徐孙之恋当做一发攻击徐悲鸿人品的炮弹，觉得他这不仅仅是花花公子的行为，还是一种陈世美的行径，因为他“遗弃”蒋碧微这个糟糠之妻，实际上是过河拆桥，是忘恩负义。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得知女儿与徐悲鸿之间的绯闻后，第一反应便是如此认为，也正是为此，他一直不能认可徐悲鸿的人品，直到后来徐悲鸿已与蒋碧微离婚后仍坚决反对女儿与徐悲鸿恋爱，宁可让她嫁给同样大孙多慈近二十岁的许绍棣。而作为徐悲鸿忘年交的吴稚晖，在那封给徐悲鸿的劝诫信中曾现身说法：“弟家中亦有黄脸婆，颇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轻少女，吾不为也。”此话实际上也是指责徐悲鸿喜新厌旧。
至于蒋碧微，她这样想更是自然而然，她不但将其中的原因，而且更将其所有责任都归结为孙多慈这个第三者的介入，归结为徐悲鸿要做“陈世美”。
然而真的是如此简单吗？
或许徐悲鸿此时也在心里这样问过自己无数遍，所以他要试一试。于是他放弃了离婚，携上蒋碧微去欧洲巡回画展，且一去一年多—或许他正是想借此机会与蒋碧微一起旧地重游，以对当年“艰苦奋斗”的重温来重回夫妻昔日，同时他也想借此能够忘掉“第三者”的孙多慈。而留在南京的孙多慈，也试着去结识男朋友。
七
因为年龄、身份和地位的原因，在徐孙之恋全过程中，孙多慈应该说都一直处于被动中，她从来都没有主动去“勾引”过作为老师的徐悲鸿，尽管蒋碧微一次次地指责她，说是她勾引了自己的老公。
孙多慈走进徐悲鸿的生活实在充满了偶然。
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与当年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五百年前是一家，且还同辈分，孙传芳便让他做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并对他十分信任，所以也一度位高权重，孙家在老家寿州，甚至在安徽也算是名门大户。后来孙传瑗虽然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但因受各种关系的牵连，于1930年春天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一年正是孙多慈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她为此很受影响，以至成绩一向很好的她高考落榜。暑假时她郁郁寡欢地从安庆来南京探视狱中的父亲。
这里需要补充介绍一下老虎桥监狱、中央大学、国立美术陈列馆和台城在南京的位置，或许孙多慈与徐悲鸿后来能够走到一起，都是因为它们之间靠得很近的缘故：当年的中央大学校园就是今天的东南大学，该校的大门的斜对面就是老虎桥监狱，老虎桥监狱向南百米就是长江路，当年的国立美术陈列馆即今天的江苏省美术馆就在长江路上，至于台城几乎就在中央大学的后门口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