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适量地喝酒也抽烟。我不是个最高纲领者。我的座右铭是：相互妥协才是维系感情的保证。
宁可要鸡汤也不要有当一只热情的鸟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如果您40—50岁，请给我回音。等待我们的将是金色的秋天，秋天发生的事儿将不会始料未及，而只会顺理成章，不过这同样令人欢愉。
作为一个禀性善于思考的人，我站在英明的深思熟虑地门槛边。
▲我认真地寻找与我性格相吻合的女士和我相识：我已上了年纪，听觉已经退化；我血压升高，而体液酸度下降。
我评价最高的是宁静：夏天我们要坐在能看见树林和小溪的凉台上，冬天——我们俩则坐在电视机旁。
我宁可看反映19世纪生活的电视电影。
我不喝酒也不抽烟，我还严格节制饮食。
我是个喜欢自我剖析的人，我随时牢记：爱发脾气的细胞不可能恢复原状。我的座右铭是：宁可要放在被窝里的取暖器也不要热带的太阳。
如果您60—65岁，请给我回音。俩人共度漫长的银色的冬天总比一个人冷冰冰默不作声强。
我要邀请您共同享受回忆遥远过去的乐趣。
作为一个禀性能冷静考虑问题的人，我站在……的门槛边。
（林静译）
毛尔布朗神学院的一名学生
［德国］赫·黑塞
毛尔布朗的修道院里，大约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住着施瓦本地区的享受奖学金的男孩子，他们将来要培养成为基督教的神学家，他们学习拉丁语、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和新约全书的希腊语。这些男孩子上课用的教室的名字都是美妙动听的，多数是古代的名字，如论坛、雅典、斯巴达，其中有一个教室叫赫拉斯。在这间小屋里有两扇间壁墙，把小屋隔成几个小的套间，靠墙放着十几张写字台，学生们在上面做他们的作业，写作文。写字台上面，放着各类字典和文法书，还放着父母或姐妹们的照片。在桌盖底下，除了笔记本以外，还储藏着朋友和父母的来信、最喜欢读的书、搜集来的矿石以及妈妈每次同换洗衣物包裹一起寄来的吃的东西，如面包、一罐果酱、一根可久存不坏的香肠、一瓶蜂蜜或是一块熏肉。
在一道竖墙的大约中间的地方，挂着一个用玻璃框镶嵌起来的画像，是一个古代理想美女的形象，它是这间名为赫拉斯室的标志，就在放置在这里的书桌旁，大约在1910年前后，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的男孩站在或坐在置于这个位置的书桌旁，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位家居黑森林的教师的儿子。他在偷偷摸摸地写诗，他的德语作文写得很出色，是人所共知的。这些作文时常被课堂辅导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当然，阿尔弗雷德像某些年轻的诗人一样，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出他的怪癖的个性和习性，有些令人感到奇特，有些惹人讨厌。早晨起床时，他总是寝室里最末一个离开床的人。他唯一的运动就是阅读。对别人的挑斗，他有时是以尖刻的嘲讽，有时只能以蒙受了凌辱的沉默不语和与外界隔绝来回敬。
在他最喜欢阅读的、几乎能熟练背诵出来的书籍中，也包括《在轮下》这部长篇小说。这部书虽未被列为禁书，但是，却是权威评价不高的一本书。关于这本书的作者，阿尔弗雷德知道，这位作者在大约二十年前也是毛尔布朗神学院的学生，也曾经是这间赫拉斯室的住户。阿尔弗雷德还熟悉这位作家写的诗，并在暗中思虑着能够步他的后尘，也成为一名有名望的、为小市民所嫉妒的作家和诗人。不过，那位撰写《在轮下》的作者，并没有在修道院和这间赫拉斯室待很长时间，在他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成为一个所谓的职业作家之前，就离开了此地，并经历了艰苦的岁月。现在，尽管阿弗雷德还没有迈出这一进入坎坷人生的一步——不管这是出于怯懦，还是为了照顾父母的心愿。尽管阿尔弗德还继续留在神学院当学生，尽管他也许受上帝之命很可能去学习神学，但是他以长篇小说和诗歌奉献给人世，并对那些今天蔑视他的人以高尚文雅的方式进行报复，这样的一天终会到来的。
一天下午，正在“沉思默想”的时候，这个青年人将自己的书桌盖子高高地撑起来，在这个珍宝箱里，找寻点什么，书桌里除了家里带来的蜂蜜罐子外，还珍藏着他的诗稿以及其他草稿。他如临梦境，开始去揣摩那许多用钢笔或铅笔写的或用小刀刻在桌子上的过去这张桌子的使用者的名字。许多名字都是用“H”这个字母开头的，因为所有教室的学生座位都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而中间的一些桌子，几十年来都是给姓名以“H”开头的学生使用的。在这些以“H”开头的名字当中有功绩卓著的奥托·哈特曼，也有那位威廉·海克尔，他今天在神学院里担任希腊语和历史教授。当他心不在焉地凝视着这些杂乱无章的前人的名字时，他突然震悸了一下：一个以粗犷的手迹用墨水画在书桌盖的浅色木头上的名字时，他认识并且敬仰这个人，他是那个用“H”字母开头的诗人的名字，他把这个诗人视为自己崇拜的偶像和榜样。这就是说，在这里，在阿尔弗雷德的书桌上，那位了不起的人阅读了自己所崇拜的诗人的作品，写下了自己的抒情处女诗作。在这张课桌上，曾放置过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字典、荷马与李维的书籍。他曾在这里伏案工作过，筹划过自己的未来，一天他从这里走出去散步，据传，第二天在他回来时，已成为一个农村猎手的俘虏！这难道不令人感到有点神奇吗？难道这不是一个预兆，一种命运的预卜：你也是一个诗人，并且有自己的特点，难以捉摸的，然而又极为珍贵的个性，你也是负有天命，你有朝一日也将成为青年后继者仰慕的明星，成为他们的楷模。
阿尔弗雷德几乎等不到祈祷课结束。钟声敲响了，这寂静的教室马上就动了起来，传出了嘈杂的喧哗声、嬉笑声、关桌的声音。阿尔弗雷德急不可耐地向离他最近的同学点头示意，让他过来，他平时同这个人几乎不打什么交道。当那个孩子没有马上过来时，他就气急败坏地喊道：“快点，我要给你看点什么。”那个青年不慌不忙地凑过来，阿尔弗雷德兴奋地给他看他发现的这个人刻在书桌上的名字。——这个人曾在二十年前也在这儿待过，并在毛尔布朗神学院里享有非常独特的、引起热烈争论的盛名。
但是，这位同学既不是诗人，也不是空想家，却已习惯于自己课桌邻居的这种荒诞的空想。他不动声色地观看阿尔弗雷德用食指点给他看的那些字母，转过身来以一种带讽刺的同情心的口吻说：“啊！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刻上去的吧。”阿尔弗雷德不由得掉转身去，对这个回敬感到气愤，并且也生自己的气，为什么不能自己保留着这种发现，而恰恰非要告诉这个台奥多尔不可。阿尔弗雷德没有被人理解，他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境界里，是孤独的。愤恨和失望情绪，在他身上还持续了很长时间。
除此之外，关于阿尔弗雷德在毛尔布朗的活动和烦恼，我们就一无所知了。他的文章和诗句也未能保留下来。不过，我们大体上还是知道他以后的生活历程。他在神学院上完了两个学期，却未能通过图平根修道院的入学考试。他不愿意，但为了博得母亲的欢心，还是去读了神学，此后作为志愿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返回家园时是上士。看来，他从未在教会里供过职，而是改做了商业工作。1933年，他没有随波逐流，反抗过希特勒一伙，从而遭到逮捕，估计是受尽了凌辱和虐待。因为他在获释之后，就得了神经错乱症，并且立即被送进了一家疯人院。从那里除了1939年提到一个简短的讣告以外，他的家属再未得到过任何消息。从前神学院的同学中以及他在图平根时的朋友们中，没有一个人同他保持过联系。——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被人遗忘。
恰恰是阿尔弗雷德在毛尔布朗神学院的老同学和课桌邻近者台奥多尔，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阿尔弗雷德一事无成的一生的悲惨经历和可悲的结局。由于阿尔弗雷德所崇拜的诗人和楷模，即《在轮下》的作者还活在人世，而且是可以找到的，于是，台奥多尔产生了一种迫切感，仿佛在这方面还可以做点补偿的事，仿佛这位天资聪明的有幸者对这位诗人的怀念和年轻人的爱戴，必然是以某种方式和在某处还在继续着，没有泯灭。于是，台奥多尔坐下来给那位曾在不易被人记起的时期成了阿尔弗雷德在赫拉斯室书桌旁的典范的H．H（作者本人），写了一封长信，把他的那位可怜的毛尔布朗时期的同学的经历告诉给他。他使这位老人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写下了这篇报道，为的是让人们所了解的关于神学院的学生阿尔弗雷德的情况能流传于世。因为，维护与保护以及抵制易逝性与忘却，也都属于诗人的使命的一部分。
（群余译）
二十年以后
［美国］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十点，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那个男子一眼，然后，向他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这是二十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你听了觉得稀奇，是吗？好吧，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二十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家餐馆……”
“那餐馆五年前就被拆除了。”警察接上去说。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二十年前的今天晚上，”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孩提时候起，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分手的时候，我们俩约定：二十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们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警察说，“你们分手以后，你就没有收到过你那位朋友的信吗？”
“哦，收到过他的信。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相互通信。”那男子说，“可是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你知道，西部是个很大的地方。而我呢，又总是不断地东奔西跑。可我相信，吉米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来这儿和我相会的。他是我最信得过的朋友啦。”
说完，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巧玲珑的金表。表上的宝石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九点五十七分了。”他说，“我们上一次是十点整在这儿的餐馆分手的。”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察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住了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二十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喔，我已经设法获得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你会长这么高的个子。”
“哦，你走了以后，我是长高了一点儿。”
“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二十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二十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芝加哥的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的，于是他们通知我们说，他们想跟你‘聊聊’。好吧，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吉米
（罗国良译）
流浪汉胡安尼托
［西班牙］塞拉
胡安尼托·奥蒂斯·雷博亚多，互济会的会员，有一天喝得醉醺醺的，讲起了发生在巴西的那件事，堂·安塞尔莫听得津津有味。
大陆的老人们——检查员、药剂师、牧师——惊异地张着嘴、瞪着眼望着他。在他们看来，胡安尼托·奥蒂斯·雷博亚多是最了不起的人物。
年迈的海员们……
胡安尼托这样开始了他的故事：
我被逐出巴西时当局说，如果我不搭乘从桑托斯港起锚的第一艘轮船离开的话，就把我投入牢狱。于是我上了又脏又热、像个黑女佣那样喘着粗气的“月光”号，在迈阿密，金色的迈阿密上了岸。
在美国，我谁也不认识（我的科芬氏表兄弟们不可指望，因为那时他们连招呼也不愿意跟我打了）。但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倘若“月光”号驶向南非、火地岛或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那就更糟了。这种欣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愿望。
上岸时我身无分文。现在，当我回忆起使我挣到头一个美元的工作时，我痛苦地想到在“月光”号的食品库里粘在我身上的那股咖啡的香甜味道，想到了那些喝黑啤酒和其他廉价饮料的酒鬼们让我尝一口的大面包块。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时间过去了，我在露天里睡觉的一个个夜晚和在围墙里偷香蕉时警察对我的一次次追赶，终于把我的外套和汗衫上散发的那股扑鼻的香味驱散了。
诸位算得出，十年来一个到处奔波的人的外套会改变过多少次颜色！一个到处奔波的人会换过多少次外套！
我是黄昏时分下的船。“月光”号在早晨九点左右就靠了岸。但是当我准备上岸时，海关上一位穿白衣服的先生大概认为我不十分适合同美国的公民接触，便毫不客气地（的确如此）对我说，我不能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