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所有的至交或挚友一样，我和龚合国的相处和相知，也曾经历过一段很可以称得上是“情同手足”的“蜜月”时光：平时，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训练；节假日，我们一起上街，一起到营房附近去给老百姓义务理发；私下里，我们还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共同对付一个我们背地里称之为“小毛胡子”的老兵，反抗他对我们新兵日甚一日的欺负和打压……然而，我们之间的裂痕还是出现了。事情起因于一次班务会：平时总是和我们嘻嘻哈哈的老班长，忽然十分诚恳，十二分认真地要我们刚分来的几个新兵给他提意见，还虚怀若谷地说：“班里现在就我一个党员，你们就算是帮党整风吧。”
我和龚合国曾经私下里议论过班长，觉得他挺有水平，军事训练也有一套，但有一件事，我们都认为他处置不当，至少是“失察”，或者说“略有私心”。
班里一共八个人，除去班长，每天都有一个人轮值，负责打扫卫生和就餐时分饭、分菜。饭多半是自己盛，馒头多半也是自己拿，但分菜的名堂很多。开始我们不懂“潜规则”（这当然是现代的术语），总是尽量将菜分得比较平均一些，尤其不让谁碗里的肉多一些，也不让谁碗里的肉少一些。我们那时还在继续长身体，都渴望即便不能幸运地比别人多吃到一片肉，至少也别少吃了本属于自己的那片肉。
但有一次，我们忽然发现，班长端起自己的菜碗，急急地用筷子扒拉了几下，脸马上就沉下来了。后来，我们才明白，其实老兵们轮值分菜时，都会给班长的碗里多放一些肉，而且多半还是瘦肉（也许班长肉吃多了，已经开始剔肥拣瘦）。同时，为了看上去不太招眼，他们通常还会将肉尽量埋在班长的碗底，乍看上去碗里也和大家一样，都是些普通的白菜或萝卜什么的。
班长吃得高兴了，有时也会装装糊涂，甚至惊讶地叫起来：“哈，今天又杀猪啦？”然后，再将似乎吃不掉的肉“回馈”一些给当天轮值的老兵。这就渐渐形成了一种很可怕的风气：班里每个人分菜时都争先恐后地往班长碗里多放肉，尤其轮到“小毛胡子”值日，更会“慷集体之慨”，将全班菜盆里本来就只能算是点缀的一点肉片（有时是肉块或肉丝）的一半（也可能是三分之一）堆放到班长的碗里去，接下来再依次分给他们老兵，最后才轮到我们新兵。这样，能够侥幸到达我们新兵菜碗里，并继之朝我们的馋嘴巴投怀送抱的，基本上就是些肉类的“游兵散勇”——要么肉末，要么就是肉渣或者肉星子。
“可是，这样的意见能够对班长提吗？而且，他也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追究起来，责任也是我们每个轮值的人……”我拿捏不准，就将目光投向龚合国。他对这件事比我还要愤慨，原因是他比我的“肉瘾”还要大，有一次晚上站岗，还曾到伙房偷过一块半生不熟的肉，吃得第二天腹泻不止，最后不得不去卫生队吊盐水。
龚合国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朝我扬了扬眉毛，并用别人很难觉察的方式用力点了一下头。
我既受到班长要求“帮党整风”的诚意的感染和影响，又得到来自“最亲密的战友”龚合国道义上坚定不移的支持和鼓励，终于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完全不计后果地在那晚的班务会上向班长——当然也是向“党”——射出了一发“论分菜和吃肉问题”的重磅炮弹，其核心内容和主要论点是——“整风固然重要，吃肉亦是大事”。
“……当然，可以肯定……这不是班长您的本意……可是，我们是一个战斗的集体，需要互相关心……多吃肉少吃肉事小，团结友爱事大……还有，我们虽然是新兵，比你们老同志晚入伍，但革命不分先后，总不能打起仗来要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吃起肉来却让我们当‘三等公民’吧……”我越说越来劲，越说越觉得正义在胸，越说越以为自己是在“为民（新兵）请命”，越说越感到肉片、肉块、肉丝正从班长的碗里纷纷飞回菜盆，继之又雪片般洒落到我们的碗里，跟着嘴里也有了肉香……班长脸上就渐渐地有些挂不住了，白一阵红一阵的。“小毛胡子”则开始对我怒目而视。我这才给自己口若悬河的发言踩了踩刹车，“当然，我所说的这些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既然班长真诚地要我们帮党整风，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听听龚合国同志的想法。”
我说完，心情很放松——就像炮兵的“集束射击”已然完成，炮兵指挥员正在步兵前沿指挥所悠然欣赏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时的飒爽英姿那样。但我还是看了看龚合国，期待他能进一步“延伸射击”。
“……嗯。的确，我也特别喜欢吃肉。不过，当然，班长工作辛苦，担子重，应该多吃一些，我们应该主动关心……不过，其实——”龚合国期期艾艾地说，忽然卡了壳。
我这才注意到，班长此时正用一种少有的阴郁的眼神，探照灯似的在我和龚合国的身上不停地扫来扫去。
“整风会”于是静默和冷场了好一会儿。后来，“小毛胡子”似乎想要发言，但班长摆摆手制止了他，然后冷静、沉着且不失风度地道：“……好，时间不早了……很好，你们的意见很好，也很重要，我会认真听取，并牢牢记取的。”说到这里，他特别加重了语气，并朝我莫名其妙地笑了笑（那一笑，让我终生难忘），接着又说，“……整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以后的班务会，就是要开成整风会，不仅要给党员整风，也要给我们在坐的每个人整风，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他话音刚落，“小毛胡子”就带头鼓掌。我心里一热，也跟着鼓起来，还将巴掌拍得特别响。我满心以为，班长终究是“先进分子”，“钢铁”炼成的人，大概已经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了。
可是，我错了。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惹上麻烦了。当然，更确切地说，是我和龚合国两个人都同时遭遇到了麻烦。不过，龚合国遇到的麻烦主要是表现在身体方面。他因为体格偏胖，稍稍跑动起来，就气喘吁吁。于是，过不几天，军事训练时，班长就有意将他从主观侦察员位置调到侧观去，让他每天背着几十斤重的炮队镜在主、侧观间不断地、反反复复地跑，直跑得他汗如雨注，黑脸变成白脸，小腿肚子也一个劲儿地抽筋。
而我所遇到的麻烦则主要来自精神方面。首先，每个周末的班务会都按班长的意志名副其实地开成了“整风会”，并一步步演变成“整人会”。而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便是这“被整”和“挨整”的对象，并且是要角。
说起“整人”，我从未料到平时看上去嘻嘻哈哈，待人接物都挺随和，甚至还有些风趣和幽默的老班长，竟然会有那么多手段。“有人说，有人反映，有人看到……”这是他惯用的开场白，以表示他的意见绝对客观和公正。他打算对你进行一些很严苛的指责和批评（其实是攻击）时，也绝不自己先开口，而是先安排或示意他人发言（这时，“小毛胡子”通常会第一个跳出来，并且是“赤膊上阵”），以体现他总是坚持走“群众路线”……而且，他要打击或修理一个人，也像实弹射击一样——如果初发炮弹没能精准命中目标，他就会不断地修正密位和标尺，直到将目标彻底击垮、摧毁……我不幸便成了这样一个靶子和目标。他不仅调动了班里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还团结了班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每次的班务会上对我大加挞伐：“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目中无人、不尊重老兵、拉山头搞帮派闹分裂、在新兵和老兵间制造矛盾和对立、有野心”等等。我虽然一次次做深刻的，甚至是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和检查，并上纲上线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积习难改。但还是过不了关。以至于平时学习和训练中，我只要脸上稍稍露出些笑容或喜色，“小毛胡子”就会眼睛一瞪，迫不及待地替班长来敲打我：“怎么，又要翘尾巴了是不是？”
我也听到有人告诉我，为了阻止我入党，班长还在他的老乡（多半是党员）中间极力诋毁我，散布我的种种流言蜚语……就为碗里那么一丁点肉的屁事，班长值得下这样的辣手来整我吗？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明白，他那时因为年岁较大，“提干”已经无望，眼看着我“前途无量”，心里本就不怎么舒服，又怎能容忍我一个“新兵蛋子”去公开挑战他的权威，损害他的威信呢？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地动员我们向他提意见，帮“党”整风呢？
我在翻了人生的许多个筋斗，读了不少历史的典籍后，今天才稍稍悟出来——他本意其实只是想“火力侦察”一下我们新兵对他“忠诚”或“友好”的程度，不想竟“引蛇出洞”了……然而，“挨整”也就罢了，大不了我不要也不在乎什么“前途无量”，也不指望能在部队“提干”，还不行吗？
让我备感痛心的却是，我的“最亲密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后来竟不断地向我打起冷枪。
有一次，我当差去几里路外打扫连队的猪圈，完工后顶着火辣辣的日头，肩扛着铁锹回到营区，刚刚拐过炮场的围墙，猛然发现班长和龚合国正在连部门口洗脸池前的树荫下有说有笑。这让我起了疑心。
其实，这之前已经有了端倪，因为龚合国在被班长折腾了几个月后，有一天忽然又从侧观调回了主观。并且，班长对他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冷若冰霜地直呼其名，而是和颜悦色地改叫“小龚”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我的“最亲密的战友”现在多半已经成了一个“背叛者”和“告密者”。不然，我屡屡挨整后私下里只对龚合国一人所说的一些牢骚话，就不会那么快地又为班长所掌握，并利用来继续整我了。
“叛徒、滑头、变节者、蛇一样的恶人、赫鲁晓夫……”这是我当时所能想到的有关龚合国的全部代名词。
因为这是我生平所遭遇的第一次背叛，它给我心灵的打击，绝不亚于一场龙卷风或七至八级的大地震。
为此，我曾在一次晚上站岗时，有意让深秋的瓢泼大雨浇了自己足足两个小时，只为能用对身体的摧残换取心灵的麻木。
那晚以后，我便试着从心里一点点清除并驱逐了龚合国。虽然我们还在一个班里，每天一起学习、一起训练，吃同一个饭盆里的饭，睡同一张木板大通铺，但我的目光里已经不再有龚合国，至少是视若不见。如果双方有猝不及防的目光的接触，我能给他的也只有始终如一、经久不变的轻蔑和鄙视……大概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的灵魂终于也不得安宁了。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在大街上遇到，他竟主动迎上来和我说话，要我原谅他，又说：“我知道你很清高，可现实还是现实，你总和班长较着劲儿有什么好处？他是头儿，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就冷笑了一声，很想呛他一句：“看看你那副叛徒和告密者的嘴脸吧。”但我还是忍住了，只淡淡地回他一句：“人各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