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即使是一枚金币/也买不回昨日的光阴。
我和白镜泊开始研究王德川的操作方式，决定要用同样的方法将失去的赚回来。白镜泊觉得乱世出英雄，触法不违法就是合法，做职业商人就要六亲不认，只认钱。
想要干什么，眼下能做啥就将就着做！不能做再说！我这么告诫自己。我原本就是一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的人。
我们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做了一单生意，用的是王德川的操作方法。
上海东方电器公司专业销售电磁炉。通过矮子姨夫的介绍，我们公司付了15%的预付款从这家公司进了批发价一百万元的电磁炉，到手后我们以低于批发价20%的跳楼价卖给了重庆的一家电器商行。最后我们以做亏了为借口，由公司花十万元买了所谓价值百万的皮革抵给了上海这家公司。
整个操作行云流水，只是矮子姨夫觉得十分对不起上海那家公司的老板，当兵时他是那位老板的老班长。私下我们给矮子姨夫包了五万元的红包作为中介费，让他心安理得一些。
这笔生意让我们净赚了五十万，接下来再做我们便得心应手，没有一点心理障碍。
那时生意就这么做的，大家都这样在做。似乎不合理也可以，只要合法。赚钱是硬道理！
那时一个过硬的关系就是一单生意，用失掉信任和友谊就可换来利润，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都在不健全的法律允许范畴内。
那时拿钱都很难买到的货叫俏货，能和进价接近就卖出的货叫尖货，低于进价百分之几十能卖成现钱的货叫跳楼货，以进价的百分之十到二十才能卖成现钱的货叫死猫烂货。
那时只要能以少数预付款打出去赊得俏货，卖出去后再用少许钱买进同等价值的死猫烂货，充抵给上家就能大大的挣钱。
那时处处都是贸易公司或经营部之类的单位，皮包里装着公章和合同，撞上了就签合同，凭谁的嘴会讲，凭谁的头子好（就是表面看起来让人信得过）。
所以开公司做生意在那个年头也称为撞货。凭运气能撞上数额巨大的尖货就能发大财。而多半是些运气不佳的公司撞上些跳楼货，付掉中间费加上要跳五楼以上的货，卖成钱所剩无几，以此恶性循环，愈陷愈深，债务越背越大，到最后就只能做死。
现在想来，那个年头的所谓皮包公司为搞活经济起了莫大的作用，不管怎么说它们促进了市场的流通。
那些开皮包公司的人有的一夜之间暴富，也有的身背重债沦为阶下囚。但无论如何他们为搞活经济起了一种积累基本经验和模式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试验田。厂家生产出来的货没有这帮人四处窜、四处倒、四处卖，就无法流通，就无法真正地进入消费层面。在买进、卖出这个流程中，不适销对路的商品没有这帮中间人拿来贱卖、拿来跳楼、自己背上债务，就不能实现市场价值，这些货说不定就要损毁掉。他们的确钻了一些法律的空子，但也接受了市场法则的裁判，做得好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运气差和目光短浅的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我和白镜泊在当时做生意的一帮人当中算是有文化的，自诩智商比一般商人高，是儒商。我们只有遇到俏货和尖货时才做上一单，加上我们手里有一百万左右的周转现金，随时都能买到较大数额的死货来充抵对方，生意也就做得十分轻松和洒脱。
我们内心深处对王德川还是心存感激的，是他教会了我们这种操作模式，让我们硬生生地突破了心理防线。接下来，我们成功地做了好几单业务，大大地赚了几把。
转眼间已是春暖花开，毓娒有了身孕。生意做得轻松，我便常常待在家里照顾妻儿，带着小白菜四处转悠，陪她看电影，给她讲故事。那段时间待在家里并不孤寂空虚，也不会有与社会脱节的惶恐。我常常一段段地回想起从前的旧事，有时觉得它们似乎正在发生或可能即将发生。
人往往因为一件小事改变自己的志趣和往后所走的路。我因为帮一位同学打架而写上了诗，并写上了瘾。
上大二下半学期时的一个晚上，八一级的甄刚闷闷不乐地跑到我寝室，坐着一言不发，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因为我们都喜欢踢足球，加之又是老乡，是关系很铁的哥们儿。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说，是和班上的尚仲打架吃了亏。起因是他评价尚仲的一首小诗写得太一般，尚仲便说他发表在校刊上的才不是东西。两人争得恼羞成怒，争得动起手来。尚仲当着同学的面重重地打了甄刚一耳光。甄刚觉得十分没面子，来找我是想让我替他出这口气。
血气方刚的我一口应承，于是我俩到教室去找正在晚自习的尚仲。尚仲一看来者不善，我们又是两个人，知道自己要吃亏，站起来一巴掌响亮地拍在桌上，用手指着我和甄刚说：“是好汉的我们就单挑，不要以多欺少。”
我朝甄刚努了努嘴，让他闪一边去。我嬉皮笑脸地走到尚仲面前说：“还以多欺少，你欺负甄刚是不是以强欺弱？今天，这个头我为他出定了。来，我陪你单挑。”
我和尚仲将单挑的地方选在教室的讲台上，看热闹的同学立即就围了一大圈。
刚一站上讲台，我抬起一脚就踹在尚仲右肩上，他仰面朝天倒了下去。
我等待他起身还击，哪知道他爬起来换了一副热情洋溢的笑脸，向我伸出手来要握。他说：“不打了，你是好汉，像个诗人！”见我不知所措，接着又说，“我们做朋友，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这样产生的。走，我请客，喝酒去。”
这种化敌为友的理论我是能接受的，打架交朋友我自小不是第一次。我们三人到了校门口的小酒馆，切了一盘猪头肉，要了白酒、啤酒喝上。
先是由我主持甄刚和尚仲的和好，让他们对饮一杯。接着就是尚仲敬我酒，他对我说：“平时我们虽没有深交，但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很有灵气，为什么不写诗呢？你一定能写出好诗来。”
刚才拳脚相见的时候他说我像个诗人，我还奇怪呢，这么一说我倒想试试去做诗人，但我也坦言不会写诗。
尚仲说：“写诗没什么会不会的，靠的是才气和天赋，只要你写，我保证你会。”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写诗了，并常和尚仲交流，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写了一阵子诗我想投稿，在邮局门口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将连夜写的一首名为《初冬》的小诗寄给了一家文学杂志。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这家杂志社编辑部的回信，说诗稿刊用，不日给我邮寄样刊和稿费。
旗开得胜。从那以后，我狂热地爱上了诗歌，屡屡发表作品去赚稿费。进入大三时，我几乎对所学专业完全失去了兴趣。
我常和校园内一帮志同道合的诗友逃学、写诗、酗诗、品吟诗歌。我们对这样的活动如痴如醉，常常通宵达旦。我和尚仲、燕晓、泽明、夏三、何子等同学一起成立了“大学生诗派”。
我们是一群出没于小酒馆和女生宿舍的诗歌红卫兵。我们醒目的标志是长发和黄书包，自发的集体主义以及对诗歌的狂热使我们肺活量大增，集体的喧哗淹没了晚自习的寂静，所作所为中交织着文明和野蛮、狂妄和无知。那些青涩的脸上挂着执着的表情，那些疯狂的大脑里装满着诗性的激情和膨胀。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大学生诗歌有了重庆大学“大学生诗派”这面旗帜，这个诗歌流派从重庆出发，一路迎风招展，遍布全国。
一切都因为诗歌，它让我的个性从此变得绝对、极端而又疯狂，它一直暗示我，生活之外有另一种真正意义的生活。
好多年后只要我一回想，就能分辨出那是怎样的生动和愤怒。如今大学已远，作为学生的我已远，呼朋唤友的夜晚已远。我身不由己地走在经商的路上，我的诗性何在？
夏天又到了，重庆这个火炉般的城市把人的心情烙得像张薄饼，极端的烦躁和脆弱。7月25日深夜毓娒说肚子有些疼，不一会儿就疼得受不了，全身直冒虚汗。这两天正是她的预产期，我马上预感到她是要生孩子了。
我起身抱起她直往厂医院跑，小白菜从来未看见我们如此慌乱，吓得什么话都不敢讲。
将毓娒送进产房后，我和小白菜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她哆嗦着，一个劲儿地问妈妈怎么了？我抱起她说：“没事，妈妈马上就给你生个弟弟。”
小白菜问：“爸爸，我是妈妈生的还是你生的，生我时也这么难受吗？”
我说：“你是爸爸和妈妈共同生的，一高兴就忘记了难受。”
说着说着小白菜在我怀里睡着了，还不时在梦里喊妈妈。
毓娒顺顺当当地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我高兴地抱着他不放下，在医院里的病房里直打转，并奇怪孩子怎么就这么小呢？毓娒一遍遍地警告我小心，怕我粗手笨脚地碰坏孩子。
我打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父母，他们听说有了孙子，甭提有多高兴了，急急地从家乡赶来，带了一大包为小孩准备的衣物。
毓娒的父母也从成都过来了，并从农村找了一位远房亲戚为我们洗衣、煮饭。家里一下子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一大家人围着这个小婴儿团团转。小白菜寸步不离地守着弟弟，不时用小嘴去吻弟弟的手和脸。
白镜泊和杨荭也提着礼物来看望。他调侃：“一个大孩子做了一个小孩子的爹爹，可喜可贺！”说着从兜里摸出两万元喜钱给毓娒。
白镜泊对我说，他想换换环境，和杨荭一起去南京。杨荭的大舅舅是南京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他想出去走走看看，言下之意是我们暂时先停了公司的业务，往后有机会再一起做。
我表示听他的安排，既然有这样的好机会怎么能够放过。白镜泊提到公司利润的分成，我说怎么分都行。公司总共赚了二百三十万，他要出去发展，问我能否多分他一点。我说，这么久在一起合作，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公司也是他领头做的，理所应当多分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