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所有的暂别，其实都可能变成永别。
请好好珍惜。
每一个相聚的当下，都是人生中最美的花好月圆。
人为什么要见最后一面？
生离就是死别，“不期而别”多好！
二零一二，世界末日。
新年的时候串门，信佛的亲戚散布谣言，年底的时候，上天震怒，大灾之年，要死一批人，想要活命，从现在起须一心向佛。
其他人跟着叽叽喳喳讨论起来。
那时天全是黑的，全球断电，你们家里都得多买蜡烛，吃的喝的也要备足，据说连着三个月都没有太阳……
亲戚说得酣畅，就像她经历过末日一般。
中国人最怕的是乱世流离，从小到大，每隔几年就有类似末日袭来的民间谣言，虽然次次落空，但是不妨碍下一次谣言再袭的时候，人们依然瞪着仓皇害怕的眼睛笃定倾听。
我和我爸就站在旁边插科打诨。
我爸说，迷信，全是迷信！要真是末日来了，你们那种土办法都不管用，我们谁都跑不了。
亲戚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我甚至在想，要是当时信了，是不是后来就不一样。
末日之年的大年初七，我离开冰天雪地的东北，经香港飞去了台湾。
走的时候我爸一脸不情愿，初七就走啊，不在家里过完十五。
他这么一说，细细想来，好像快有十几年没在家过元宵节了，从读中学时起，老是初十之前就回学校读书了。
我说，你不是喜欢看翠玉白菜吗，我替你去台北故宫看看。
我爸说，注意安全。
在外漂泊的这十几年，我爸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啊，没任何新意，我听都听腻了。
迫不及待地想走。
有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人生的路上，哪一段需要你大步疾行，哪一段需要你徘徊辗转。
二月底的台湾，飞机还没落地，舷窗上便挂满雨水。入夜后的空气里有丝丝冰冷。
我们第一晚寄宿在基隆港，酒店的窗户望出去就是码头，隔着一条宽阔的马路，像面包一样的黄颜色的计程车陆续驶过。
我好奇地拿微信摇一摇，结果摇到了一个叫欧弟的人。
我和同事就分析，台湾本来用微信的就少，像欧弟老去湖南台做节目，应该会用微信，然后他家就在基隆，基隆地方也不大哦，何况现在还是正月，他人肯定在基隆的。
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因为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就图个团圆啊，肯定都会回家啊，谁神经病一样在外面瞎跑啊。
说完我就特想抽自己的耳光。
我是神经病，过年不在家陪父母，在外面瞎跑，枪枪都中。
夜里我们撑着街边买来的伞去夜市吃东西，卖鱿鱼给我们的阿姨听说我们从东北来，很惊悚地问我那里是不是很冷，她看电视新闻说今年冬天是很厉害的极寒天气。我就虎着脸说真的很冷，冷爆了，出去撒尿都会被冻成冰柱。
然后我们就隔着一米宽的摊位哈哈哈大笑起来。
好像很熟的样子。
走的时候，她笑眯眯地说，我们要多走动，要多互相了解，你们要常来台湾玩哦。
我们从基隆港出发，一路向南，台北、台中、台南，这么一路跑到了台湾岛的最南端，绕过了北回归线，折向台东，到达花莲的时候恰好是元宵节。
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像是电影里特效做上去的，那么美好明媚的一轮，挂在天鹅绒一般的夜幕中。
我们借住在乡下姐弟俩经营的一家客栈。
吃晚饭的时候，年轻的弟弟边给我们做豆浆边很热络地跟我们聊天。
说起话来老气横秋，句句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因为人看上去不过二十几，所以很带喜感。
他说，我们台湾啊，台东不行，年轻人都去大城市了，大城市多好啊，灯红酒绿的，结果我们这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人。我年轻的时候，也一腔热血，跑去台北打拼，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能在台北干一番事业出来，可是最后什么也没干成。台北是好啊，谁不想留下来，可是房价太高了，买不起，没有工作的话连租房也租不起啊，我干了几年也没攒下什么钱。后来我姐叫我回来，一起努力把这家店开起来，我现在很幸福。我从小在这儿长大，人是熟的路也是熟的，连海边那些石头我都熟，干吗非背井离乡地去挣那个辛苦钱呢，能跟亲人在一起，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小镇上的简单生活也很棒！
然后他就示范幸福的细节，跟人聊起这间客栈来全是发自内心的自豪，院子里铺满的鹅卵石怎么来的，设计图纸的时候怎么把院子中间的几棵大树保留下来，硕大的桌子用的是什么木材……
那时候，院里的桌子全都被人霸占，他们酌酒、对谈、赏月，一副人间仙境的模样。
我一边听一边想，这也和我这样的大陆北漂没什么不同。
有一年我觉得东北实在待不下去了，不仅穷困潦倒而且绝望窒息，我老觉得自己有一颗年轻又滚烫的心脏，心尖上全是踮脚张望的梦想，于是那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揣着一张火车票，就一个人去北京了。
我若无其事地和我爸说，我辞职了。
他的眼神明显一暗。
我们年轻的时候，老是迷恋远方，不顾一切地离开家，走的时候义无反顾，连头不肯回一下。我永远都没法忘记二零零九年的初冬，东北开始下雪了，我一个人走，挎着背包，紧攥车票的那种悲壮和决绝，上山下海，闯荡世界。
十年前，离开花莲去台北打拼的客栈老板恐怕也是这样；
而六十年前，风尘仆仆离开青岛的致远是不是这样，隔得太远了，我看不清。
一九四九年的端午，青岛的码头上人潮汹涌，混乱骚动。
解放军已包围青岛，十万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集结在青岛码头仓皇撤退。
致远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传令兵，他不是城里人，是青岛附近的乡下孩子。
那年春天，他结婚了，妻子是同村的姑娘，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果没有战乱，一切都是宁静和美的人间故事，他们恩爱携手，携老扶幼，一辈子过得平淡又精彩。
可是时代选择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万水千山，颠沛流离。
而致远就是其中一个。
十八岁的致远，清瘦英挺，远看是个大人，走近了看，脸上的稚气未脱，眼里还是孩子才有的流转的光。他套在大号的军队制服里，被混乱不堪的人群裹挟着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码头上的最后一面，是从乡下赶来的新婚妻子，硬生生塞给致远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
手帕里面是硬的。
一捏，致远就知道，是他们结婚时候，他们家几乎倾家荡产送给姑娘的唯一彩礼，一枚戒指，还是银的。
致远不要，推还给她，她又塞回去。
两个年轻人较着劲，眼睛通红，推搡着手中的手帕，海风一吹，就快把眼泪吹出来了。
码头上还有几千人上不了船，渐渐演变成一场骚乱。他们俩一会儿聚拢，一会儿又被人潮冲散，就像被浪裹挟着漂浮在海面上的浮萍。
那一场告别，仿佛是历史的默片，画面上全是跳动着的噪点，除了电流一般的杂音外，你听不见声响。
他们都没说什么话。
妻子告诉致远爹娘病倒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来不了。
致远应了一声，嗯。
他知道，从村里走到码头，要走一天一夜。
后来，就那样分手了。
这样一分开就是五十年，致远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爹娘。
元宵节那晚，同行的人想要吃酒赏月，客栈里却没有。老板热心告知我们步行一里外有一家7-11的便利店，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就顶着元宵节又圆又亮的月亮出发了，没想到刚走出去几百米，就彻底迷失了方向。路过一户人家，时候已经不早了，几个人却兴致不减，就着月光围在大门口的小桌旁喝酒。我本来是过去问路，结果对方一听我是大陆口音，听说我祖上推三辈也是青岛人，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拉我们一起喝起酒来。
我过几天要去大陆啊。他说。
聊起来竟发现我们是同一天的航班。
太巧了吧！
他说，我去青岛，我有个叔叔从台湾回青岛定居了，所以我每年都要回去两次。
这个在花莲乡下拉我们吃酒聊天的人，他就是致远的侄子。
当然不是亲侄子，是他过去长官的儿子。
致远当的是传令兵，也不是为了讨一口饭去当的兵，是在乡下被国民党抓的壮丁，入伍还没一个月就兵荒马乱地一路往南，醒过神来的时候，人已经在高雄的码头上了。
十八岁的致远站在高雄的码头上，望着海的对面，他想，过个一年半载，安稳下来，就可以回家了吧，至少是可以回到海的那一边吧。
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不过是一个驿站而已。
十八岁的致远这样想。
而事实上，致远从此与家天各一方。
在台湾的五十年光景里，作为外省人的致远，先是效力军队，后来失业，一转眼就来到了退休的年纪。
好像一辈子就那么颠沛流离隔江隔海，在无奈的守望中奔向了终点。
在台湾，致远是外省人，无家无室无亲人，孤零零的一个。
大部分外省人都很难找到老婆，何况致远根本就没这个心思，他跟蒋先生一样，相信很快他们就可以反攻大陆，回到老家去。
所以在台湾那么过了几年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的长官问他有中意的姑娘没有时，致远皱着眉说，没有我看中的姑娘啊。
他这么说，长官就指着一院子的外省兵说，狼多肉少，还有你挑拣的份吗，你一个外省人，要啥啥没有，能娶到媳妇就是福气，多少人都一辈子打光棍。
那时长官要介绍一个姑娘给致远。
二十四岁的致远帅气英俊，青春正当，有本地姑娘暗恋他，他佯装不知，总是推脱。
被长官的话逼急了的致远，拿出戒指，眼泪汪汪地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结过婚，她还在山东，等我回去。
有人肯等你一辈子吗？长官长叹，我们都还回得去吗？
长官拿致远当胞弟，嘱他攒钱买房置业，做好两手准备。
要是一辈子都回不去了，一个人在这边不要晚景太凄凉，很多找不到老婆住进了荣军之家的外省老兵的生活变成了酗酒抽烟，除了打仗他们什么也不会，没钱没亲人在身边，老来凄凉。
就在致远对回家彻底绝望的时候，他想，既然一辈子都回不去那个叫故乡的地方，那就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致远的念头刚有松动的时候，一个淡水姑娘就出现了。
刚刚好的缘分。
那时致远还不太老，三十来岁，略有积蓄，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他送淡水姑娘的信物是一只白银戒指。
送的时候没说话，因为眼里噙着泪花。
淡水姑娘说他小气，都不是黄金的。
他没说话，致远心想，黄金也没它金贵，你要配得起这只戒指。
淡水姑娘不知道这只戒指的来历，它几乎是致远一家倾家荡产才买得起的奢侈品，要用一辈子传给子子孙孙的传家宝。它跟着他，漂洋过海，再难再穷的时候，致远都没想过把它当掉。
它就像一枚印章，敲在致远的生命里，告诉他远在故乡，还有他的另一半。
他相信她一定还在等他回家。
新婚的时候，妻子说很喜欢戒指，那些阔太太手上戒指啊手链啊银光闪闪，不知这辈子有没有机会也能穿金戴银。
这只戒指的前世今生，致远都没跟淡水姑娘说。
致远问她喜欢吗。
淡水姑娘笑笑没说话，可她还是觉得要是金子的更好。
马上就要结婚的时候，致远得到了一封从大陆捎来的信，然后他就撕毁婚约了。
他去找淡水姑娘要回戒指。
致远不知道她是故意的还是报复，总之那只戒指在淡水姑娘的手里被弄丢了。
他就像一个几岁的孩子，在大街上，抱头大哭。
当然他撕毁婚约不是因为淡水姑娘弄丢了戒指，是他在几天之前，得到了一个让他彻夜难眠的消息，她还在。
而他现在是一个十四岁孩子的爹。
一九四九年，致远离开后的那个冬天，年轻的妻子为他产下一子。
这世上最残忍的事，恐怕莫过于时间了，过眼云烟之间，一直单身的致远已经从青葱少年变成耄耋老者，退休后的致远去了荣军之家。
五十年的时光，在台湾，还有数千条上万条这样回不到故乡的孤魂野鬼，很多外省老兵讨不到老婆，找不到工作，每个月把政府发下来的钱花光光，日子在一片混沌中无情地朝前推进。但在那一片混沌中，他们都有着不曾熄灭的一点光。
不是回家，是落叶归根。
致远算是运气好的，有次搞活动，致远竟抽中签，由政府协调和埋单，送老兵回大陆老家。五十年啊，整整五十年，致远就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两眼泪流，他攒了几个月的钱，由侄子陪着，在商场买了4个大金戒指。侄子问他送给谁，他腼腆地说，送给老伴。
侄子送他去机场，看着他驼着背义无反顾地过了海关。
致远真的是幸运的，老伴还在。
只不过沧海桑田，老家那儿现在已经并入青岛，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城市比台北还漂亮，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拼命地看啊看啊，可是眼前的东西太拥挤了，他看不过来，眼睛像是罩上了白蒙蒙的一层水汽，用手背擦一擦，全是泪水。
儿孙满堂却是少小离家，笑问客从何来。
五十年后，致远回乡，在众人的簇拥下看见了那个跟自己一样老去的姑娘。老得不成样子，都认不出来了。
她说，饭在锅里，我给你热。
从大陆回来后，致远不再酗酒了，紧张地过起了日子，把钱攒起来只为每年飞回一次大陆，买尽可能多的礼物，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之后，有一年，致远不再回去了。
侄子问为什么。
因为老伴没了，那年老伴生病去世了。
还有儿子啊。
不是他养大的，儿孙其实只在意他有没有钱，并不孝顺。一开始他们以为从台湾回来的亲人都腰缠万贯，很快他们发现了真相，再回去时儿孙都不太待见，拿不出钱来就给他脸色看，仿佛他是一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一样，全家只有老伴挺他。
老伴现在没了，他再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侄子当时的工作在台北，看着致远叔叔一切如前也就没太担心，年轻人忙于工作总是疏忽倦怠了老人，半年过去，毫无音信的致远叔叔蒸发了一样，电话竟也联络不上了，于是侄子驱车数小时从台北赶至花莲，却还是遍寻不着。
花了一天时间，最终在精神病院的一个铁制的笼子里找到了致远叔叔。
他当时就崩溃了。
致远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动物，被囚禁在铁笼子里。
他很安静，不吵不闹的。
侄子急了，他去找人讲理、抗议、投诉，却被告知致远一度想要轻生，几次跳楼被阻拦，实在没有办法才把他关在笼子里。
侄子解救了致远，从精神病院回来后，致远被带到台北，他在侄子家的床上躺了足足有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当年一起来的战友陆续都回山东了，何况人家战友在台湾还有儿有孙，致远在某一天像是顿悟了一样，有一天侄子下班一进门，就看见致远精神矍铄地站在客厅，身边一只旅行箱，他说，我要回家了。
侄子不同意，死活不同意。
你去那边怎么办，你年纪大了身上还有病，那边的亲戚又指望不上。侄子问，不怕儿子不孝顺吗？
致远说，不怕，我要回家，活着的时候我跟老伴海角天涯，死的时候我要跟她在一起，我要落叶归根。
人生这条路，走到头，大家都一样，既然都是死路一条的话，为什么不选择落叶归根呢？全台湾走一圈你去看看，有多少人埋骨他乡，有的人，活着的时候不能回去，死了之后想把骨灰送回大陆的老家。相比之下，我还能活着回去，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后来呢，后来致远去了大陆就再也没回台湾，风风雨雨生活了大半生的台湾，对致远来说，确实只是一个驿站而已，只是这个驿站太长了，长得几乎容纳了很多人的一辈子。
致远现在每个月可以从台湾政府那领到两万多新台币，约人民币六千块钱。
他用这笔钱在青岛租了房子，雇了保姆。
他住得离墓园很近，每天中午太阳好的时候，他就请保姆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去墓园，在老伴的墓碑前聊聊天。
有时候，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下午，待到暮色渐沉，夕阳沉沉地落下，他昏昏沉沉，嘴角流着口水，像是在说，我也快回家了，等我。
有人等了他一辈子。
他用一辈子等了一个人。
龙应台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致远是那个时代里最坏的故事，却经历了这个时代里最好的爱情。
二零一二年，没有任何告别，爸爸离我而去，对我和他来说，确实一语成谶，这一年变成了如假包换的末日。
整个秋天，我晨起的第一件事都是念《地藏经》，信佛的亲戚说，佛祖可为亡灵超度。
这世上所有的暂别，其实都可能变成永别。
请好好珍惜。
每一个相聚的当下，都是人生中最美的花好月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