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九
【原文】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
【译文】文章出自于《五经》：诏、命、策、檄，是产生于《书经》中的；序、述、论、议，是产生于《易经》中的；歌、咏、赋、颂是产生于《诗经》中的；祭、祀、哀、诔，是产生于《礼记》中的；书、奏、箴、铭是产生于《春秋》中的。朝廷的重要法令和军中的号令誓词，都是张显仁道，彰明功德的，这对统治民众，建设国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用文章来陶冶情操，或者对别人婉言相劝，或者阅读时深入体会其中的滋味，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如果有能力的话，则还可以多学习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原文】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
【译文】但是自古至今，文人大部分陷于轻薄。屈原对自己的才华过于张扬，太注重自我表现了，甚至公开暴露君主的过失；宋玉因长得体态容貌冶艳而被人视作俳优；东方朔言谈太轻浮了，以致缺少雅致；司马相如盗窃钱财，缺少操守；王褒的过失显露于《僮约》；扬雄的德行败坏于《美新》；李陵投降匈奴，辱没身份；刘歆在王莽执政时立场不坚定；傅毅依附党派权贵；班固剽窃其父所著的史书；赵壹恃才倨傲有些过头；冯衍浮华而不实，遭排抑；马融谄媚于权贵遭到排挤屈辱；蔡邕同恶人勾结遭到惩处；吴质仗势横行霸道而触怒乡里；曹植目中无人而触犯国法；杜笃毫无节制地向人借贷；路粹的心胸狭小；陈琳的确粗率疏忽；繁钦生性不知检点；刘桢个性过于倔犟，被罚做苦役；王粲轻率狂躁而遭人厌恶；孔融、祢衡恃才傲物而被杀害；杨修、丁廙煽动事非，咎由自取；阮籍因无礼而败坏风俗；嵇康因欺物而不得善终；傅玄因愤争而被免官；孙楚因夸耀而欺上；陆机因作乱而陷入险地；潘岳因侥幸取利而致危；颜延年因负气而被罢职；谢灵运因空疏而作乱；王元长因凶逆而被杀；谢玄晖因侮慢而被害。上述这些人，在文人中都是杰出的，其他无法全部记起，但是也不外乎此。
【原文】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
【译文】关于帝王，也有没有避免这类毛病的。自古有才气的天子，只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等数人，但是他们还是照样都被世人否定，因此也不算有美德的君王。从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到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等人物，既享有盛名而又没有致命错误的，倒也时常听到，不过还是经历损丧败坏的占多数。
【原文】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译文】为此，我常常考虑，寻找病源，也许应当是因为文章这样的东西，必须要高超兴致，触发性灵，而这又往往会使人炫耀才能，从而忽视其操守，而不惜去追名逐利。在当今的文士身上，这种毛病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旦有一个典故用得恰当，或是一个句子做得巧妙，就会心神上达九霄，意气下凌千年，自己吟咏自我陶醉，飘飘然以至于忘了其他人的存在。加以砂砾般的伤人，比矛戟伤人更狠毒残忍；讽刺别人而招的祸患，比刮风来得更迅速。所以必须认真思考小心预防，来保全大福。
【原文】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誂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译文】做学问有快与慢的区别，写文章有巧与拙的不同。做学问缓慢的人只要肯多下功夫，就会达到精熟；写文章笨拙的人再怎么刻苦钻研思考，终究也难免流于陋劣。其实只要有了学问，就足以成就事业了，如果真的是天生缺乏资质，还是不必勉强执笔去写文章为好。我见到世人中，不乏一些极其缺乏才思，却还自以为所著文章清新华丽，让其丑拙的文章流传在外的人。这样的人真是数不胜数，这在江南被称为“詅痴符”。近来在并州地方，有个士族出身的人，喜欢写引人发笑的诗赋，还和邢邵、魏收等人开玩笑，人家嘲弄他，假意称赞他，他就杀牛斟酒，大肆宴请大家，希望人家帮他扩大声誉。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哭着劝他，他却叹气说：“我的才华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不认可，何况那些不相干的人呢！”到死也没有醒悟。自己能看清自己才叫明，这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原文】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译文】学写文章，首先要请教亲友，得到他们的裁判，知道拿得出去了，方能出手，千万不能自我感觉良好，让外人取笑。自古以来执笔写文章的，数不胜数，但真能做到气势宏伟、词汇精准的，只不过数十篇而已。所写文章，只要体裁没有问题，文章内容也还值得一看，那么就可称得上是才士了。但是如果一定要写出惊世骇俗压倒当世的文章，那恐怕就像黄河要澄清那样很难等待到了。
【原文】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
【译文】不向第二个朝代屈身，是伯夷、叔齐的操守；可侍奉任何君主，是伊尹、箕子所恃的道义。春秋以来，卿大夫的家族变迁流离，邦国被消灭，君主与臣子之间就没有固定的名分了；然而君子之间往来，是绝对不会招致什么不好的名声的，一旦屈膝侍奉另主，怎么可以因故主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呢？陈琳跟着袁绍的时候，就称曹操为豺狼；而跟着曹操时，又称袁绍为蛇虺。所以，这是当时君主的命令，由不得自己，但这也是文人的通病，应该好好地考虑考虑。
【原文】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
【译文】有人曾向扬雄发问：“你小时候喜欢做诗吗？”扬雄答道：“当然喜欢。诗赋就好像学童所练的虫书、刻符，成年人总是对此不屑一顾。”我私下不赞同这种说法：虞舜歌吟的《南风》、周公所作的《鸱鸮》，尹吉甫、史克各有《雅》、《颂》中的那些杰作，但并没有听说因为这些是他们小时候所写而损害了他们的品行。孔子说：“不学《诗》，就不能擅长辞令。”又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整理了《诗》的乐章，使《雅》乐、《颂》乐各得其所。”孔子主张孝道，就用《诗》来进行检验。扬雄怎么可以忽略这些呢？
【原文】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慑，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故著《太玄经》，数子为所惑耳；其遗言馀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
【译文】若像他所说“诗人的赋华美而合乎逻辑，词人的赋华美而过分淫滥”，这只不过是道出了二者的区别而已，却并不能说明作为一个成年人该去做什么。写了《剧秦关新》，就晕头晕脑地从天禄阁上往下跳，惊慌失措，不能通达天命，那才是小孩子的行为呢？桓谭认为扬雄胜过老子，葛洪也将扬雄与孔子相提并论，实在是让人叹息不止。扬雄不过是因为通晓术数，懂得阴阳之学，因而撰写了《太玄经》，就这样便将那几个人诱惑了；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还赶不上荀子和屈原呢，又怎能将他与大圣人相提并论呢？更何况《太玄经》在今天又能产生什么作用呢？恐怕跟盖酱瓿所起的作用没多大的差别吧。
【原文】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译文】北齐有个大将名叫席毗，聪明有才干，官达行台尚书。他看不起文学，讥笑刘逖说：“你们这些人的文章，就好像花草，只能供人赏玩一会，而根本不能做栋梁；怎么能跟我这样遇到风霜而坚挺的千丈松树相比呢！”刘逖说：“既可以耐寒，又可以开花，你觉得这样如何啊？”席毗笑着答道：“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原文】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
【译文】凡是做文章，就好像人骑千里马，虽然豪逸奔放，但还是得勒住缰绳，不要放任它，乱了奔走的方向，以免坠入沟壑。
【原文】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译文】文章要以道理意致作为心肾，气韵格调作为筋骨，情节用典作为皮肤，华丽辞藻作为冠冕。如今相因袭的文章，都是弃本求末，大多过于浮华。文辞与义理比较，突出文辞而掩盖道理；用典和才思相比，繁复用典而致才思受损。肆意飘逸奔放的，忘掉了文章的主旨，穿凿拘泥的，往往因东修西补而造成文意不通，文采不足。现在的通常流行习俗就是这样，自己也不好另立门户，但求不要做得太过分就行了。一定会有个才高名重的大才，出来对这种文体进行改革，那才是我所盼望的呢！
【原文】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译文】古人作的文章，气势宏大，潇洒飘逸，其体裁风格都比当今的文章要高出很多。只是古人在结撰编著的过程中，用词造句、过渡勾连等方面还粗疏质朴，不够翔实。如今的文章，音律和谐华丽，词句整齐相对，避讳精细详密，这些都比古人的高超多了。应该用古人的体制格调为根本，以今人的文辞格调作补充，做到两者并存，不可以偏废。
【原文】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操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怀旧志》。
【译文】我先父的文章十分典雅纯正，不随流俗。梁孝元帝在湘东王府时编录的《西府新文》，先父的文章一篇都没有被收集进去，由于先父的文风不够浮艳，不迎合世人的口味。先父留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等各种文体的文章总共二十卷，我们兄弟当时在服丧期间，还没有来得及分类整理，就遭遇大火，被烧得精光，最终没有流传下来。我痛心疾首。先父的操守品行见载于《梁史·文士传》和梁元帝的《怀旧志》。
【原文】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译文】沈约说：“写文章要遵从‘三易’的原则：一是叙事用典浅显易懂；二是文字简单容易识认；三是方便诵读记忆。”邢子才常说：“沈约的文章，别人都觉察不出其用典录事，仿佛直抒胸臆一样。”我也由此而非常钦佩他。祖孝徵也曾对我说：“沈约的诗说‘崖倾护石髓’，这句诗难道真的像是在用典吗？”
【原文】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译文】邢子才、魏收两个人均负有盛名，当时的人都把他们作为模范，奉为宗师。邢子才赞赏沈约而轻视任昉，魏收仰慕任昉而诋毁沈约。他们在一起吃饭聊天时，经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邺城的人对此也是说法不一，两人都有自己的朋党。祖孝徵曾对我说：“任昉、沈约两人的是是非非，事实上恰恰反映了邢子才、魏收的优和劣。”
【原文】《吴均集》有《破镜赋》。昔者，邑号朝歌，颜渊不舍；里名胜母，曾子敛襟：盖忌夫恶名之伤实也。破镜乃凶逆之兽，事见《汉书》，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见有和人诗者，题云敬同，《孝经》云：“资于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轻言也。
【译文】《吴均集》中有一篇《破镜赋》。从前有个朝歌城，就因为这个地名，颜渊便不在这里滞留；有个胜母乡，曾子到这后，整整衣襟就离开了。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忌讳不好的名称会损坏事物原有的内涵吧。“破镜”是一种凶恶的野兽。其出典见于《汉书》，写作时希望你们要避免用类似的名称。近来常看到有人随和别人的诗作，在和诗的标题上写着“敬同”二字。《孝经》里说：“资于父以事君而敬同。”所以“敬同”这个词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
【原文】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沄诗云：“飖飏云母舟。”简文曰：“旭既不识其父，法又飖飏其母。”此虽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书》已有屡游之诮；如此流比，幸须避之。北面事亲，别舅摛《渭阳》之咏；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