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坐在炕上，全身沐浴在金黄色的夕阳中，眯着眼睛，摇晃着身体，哼哼呀呀地唱着“人之初，性本善”。这是祖父留在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
受那个时代的影响，祖父很重男轻女。因为我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他对我疼爱有加，有求必应。那是七十年代初，家里非常清贫，有时突然来了客人，父母都会为手头没有五元钱买菜请客而窘迫万分，更别说给孩子一些零花。然而祖父每月尚有近30元的退休金，当时一个普通双职工家庭每月不过60元左右的工资，还要养活几个孩子。而祖父能有这样的固定收入已经很阔绰了，所以我总是缠着祖父要零花钱。
祖父的双耳在参加抗美援朝时被炮弹震聋了，一开始向他要钱时我总是扒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叫，祖父则用一只手搭在耳廓上侧过头细致地听我叫完，然后从怀里掏出那个用了多年的黑钱包，慢慢悠悠地抽出一张新崭崭、板板正正的两角票笑眯眯地递到我手上，再拍拍我的小脑瓜说声别乱花啊，我就拿着这张带有祖父体温的角票以极大的满足感蹦跳着走了。天长日久习惯了我不再费劲地大叫，只需冲着祖父伸出两根手指，祖父也就心领神会地掏出他的钱包。
现在的孩子也许理解不到两角钱的价值，在当时拿着两角钱、四两粮票到任何一家国营食堂（那时的饭店大家都称做“食堂”）都可以买到一碗雪白的大米饭和一个汤菜，饱饱地吃上一顿。虽说不让乱花，但3分钱一根的冰棍、1分钱两块的糖球、2分钱一卷的山楂片、9分钱一个的大面包对于一个贪嘴的孩子来说都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往往两角钱不到半天就一干二净了。回头再向祖父伸手时，老人家就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慈祥地望着我说，今天没有啦。
那时，我们住的小镇里有一个农贸市场，离我家不到10分钟的路程。说是市场，其实也只不过一圈破土墙围着篮球场大的一块土地。虽然当时全国上下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正盛，但在夏日里，还是有近郊的一些满脸菜色的农户挎着一篮半筐的蔬菜瓜果来这里交易，然后换回一些日常杂品和油盐酱醋。到了香瓜熟了的季节，祖父每日里就会穿戴整齐，胸前端端正正地戴上那只他视若珍宝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背上一只小筐，雄赳赳、气昂昂地逛市场去了。祖父常给我讲这枚纪念章的来头，讲在朝鲜时的经历，讲那些课本上没有的战斗故事。他说自己虽然没有立功，但也不曾贪生怕死，打鬼子还是很勇敢的。于是，我就为他而自豪，在小伙伴和同学面前提起爷爷，便会拍着胸脯，声音也不自觉地大了许多。
每天放学的时候，祖父也满载而归，他的筐子里永远装满了各色菜叶和人家扔掉的歪瓜劣枣之类。祖父只偏爱我一个，每次回来，他会背着两个妹妹，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去，然后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摸出一、两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香瓜，瓜虽小，但是熟透了的，很甜，很甜。祖父总是吧嗒着嘴看着我香香地吃完，又贪婪地舔着手指时，摇摇头叹息说，别急，别急，明天爷爷还给你找。那时香瓜才不到一角钱一斤，也不是任何人家天天买得起的。
整个小学的那几年，就在祖父的宠爱下悄悄度过。大一点的时候，懂事了许多，我不再向祖父讨钱了，心里却暗暗存下一个誓愿，等自己长大了，工作了，一定用第一个月工资先给祖父买一大堆好东西，让他老人家吃个够。可惜，祖父没能满足孙儿这个小小的夙愿，就在我参加工作的前一年，他平静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这事也便成了我终身的一个遗憾。
天长日久习惯了我不再费劲地大叫，只需冲着祖父伸出两根手指，祖父也就心领神会地掏出他的钱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