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越的、精神的、无功利的
人类是一种本能地需要超越有限的物质生活抵达无限的精神领域的动物，对于人类来说，坚强、有力这样一些品质不仅仅是指身体的物质层面，还是指精神力量的支撑。没有精神追求的民族是可悲的，它的强盛也不可能持久，古罗马帝国的衰亡就可古罗马人的精神状态有关，古罗马时代流行的娱乐不是高雅的文学艺术而是奴隶角斗士的角斗，一种嗜血的、残忍的，建立在对生命的践踏和侮辱基础上的野蛮娱乐，这种娱乐形式的流行显示古罗马人的精神状态的低劣，这个民族在精神上整体性地陷入某种颓败的状态之中，从这个角度说，古罗马帝国的衰亡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没有精神的追求的个人是愚昧的，他的生命质量不可能是高的，因为他实际上是活在非自觉的层面上，例如《水浒传》中的李逵，因为没有精神追求，他的勇敢更多的倾向于嗜血和凶残（《水浒传》中关于他杀人、吃人肉的描写实在只能让读者这样想），这种勇敢可能不是人性的优点，而是人性的缺点，事实上他的结局很不妙，他最后是被他无限忠诚的大哥宋江害死的。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物质欲望变得容易满足，在这个背景中人类的精神要求便显得更加突出了。如今，你给一个朋友送节日礼品，你绝对不会送一篮子青菜，你会送一束鲜花，为什么呢？从实用的角度讲，一篮子青菜要比一束鲜花对你的朋友来得有用，但是，你不是从物质层面考量你给朋友什么的，你是从精神层面考量你朋友的需要的，实际上你送给你朋友的是一种美的形式，它是无实用性之物，但是却能给你的朋友带来审美的愉悦，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你的朋友要求于你的是精神，而你所看重的也正是这精神性之物在你们之间的交流。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交流形式，它是人类心灵交流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作家心灵的敞开，他是作家和读者进行心灵对话的媒介。
现代社会，人们的居住、工作变得集中了，有什么居住比今天的高层公寓楼让人们住得如此之近呢？相比而言传统乡村社会的独幢屋舍之间的距离要远得多，但是，高层公寓里住着的人们，他们相互间的交往不是因为他们靠得更近而增加了，情形恰恰相反，他们变得疏远、冷漠，邻居之间常常互不知道姓名，除非绝对必要绝不相互来往，他们习惯于把随手关门——他们的门永远是关着的——用防盗门、防盗窗把自己和他人隔离开来；而传统社会的居住呢？人们总是让自己的门廊毫无遮掩地向着整个村落开放，一早起来人们就打开了大门，让阳光晒在屋里，也让路过的邻人的视线射进屋里，这样的屋舍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它时刻都在欢迎着客人的来访。在生产流水线上、在摩肩接踵的商业大街上、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现代人身体之间的距离变得无比的亲近，但是，身体的接近并没有使人们的灵魂也接近起来，事实恰恰相反，人们对彼此的存在变得视若无睹，公共汽车上两个肩并肩、背靠背的人可能整整一个小时都不会说一句话，他们宁可把自己包裹在身体里，而不愿意伸出灵魂的触须，彼此友好地交往一下。这样看来，在实际生活中，现代人彼此交流的机会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现代人变得更加孤独、更加寂寞。也因此文学这种间接的精神交流形式对现代人来说变得越发重要了。
想一想，今天我们的家里，什么电器最重要？不是冰箱、空调、洗衣机，而是电视机，照理电视可能是这些家电中最没有实用性的，但是，它却堂而皇之地占据着现代人家中那个最显要的位置——客厅的视觉中央，这个地方在早先的时代人们是放神龛的，那是神居住的位置，现在被电视机占据了，为什么呢？电视已经成了现代人的神，它代替了古远时代人们对神的渴慕，现在人们获得精神的慰籍和支持的地方不是神，而是电视，难怪许多人会每天固定地花上好几个小时，静静地端坐在电视机前了，就如同宗教教徒对着神祷告，无神论的现代人对着他们的电视机祷告。电视给了我们什么呢？电视是声光化了的文学而已。
文学艺术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正越来越重要地发挥着自己的功效。它是幻想的国，也的确，它提供的是虚幻的慰籍，但是人类需要这些；言情小说中的浪漫爱情、冰雪丽人，武侠金庸小说中的铁血友谊、盖世英豪，等等，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白日梦；恐怖电影中的恐惧之情，战争电影中的暴力倾向，等等，则从反面给了我们现代社会所不能给我们的体验，抚慰了我们深藏在体内的古老本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世纪以来，西方许多世界级的哲学大师、思想大师非常关注文学，有许多人甚至越俎代庖地跨领域来论述文学问题，有的甚至直接做起了文学批评，例如弗洛伊德对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拉康对艾伦·坡的研究，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研究，本雅明对波特莱尔的研究，萨特干脆自己写了大量小说。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技术时代，人们在大多数时候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我们上大学，要考计算机级别、英语级别证书等等，这些级别证书有什么用呢？它们能证明我们作为一个员工时的可用性，或者直白些说它能证明我们作为工具时的可上手性，对于一个外资企业来说，一个拥有英语6级证书的人可能比只拥有4级证书的人可用；那些在生产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们，对于工厂来说他们首先是一些会生产者，为了生产的目的而存在的人，他们是劳动力资源。总的说来，人总是倾向于被当成实现某个异己目的的工具，而处于被役使状态。有的时候这种役使来自于他者，例如，教师在本质上是学校教育学生的工具，大多数时候人的社会角色名称标示的正是这种工具性，工人、农民、律师、军人、保姆等等；有的时候这种役使甚至是来自于自己，人受到自己的欲望的役使，例如金钱的欲望等等，一个为了金钱而奔波的人，常常有一种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假象，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了赚钱的工具，他成了金钱的奴隶。
但是，人的本性并非如此，人在本性上是渴望自己成为自己的目的，也即是说他希望自己就是目的本身，不做任何其他目的的工具，不为身外的任何目的所役，事实上人类也只有在这种状态时才是真正自由的。所以，经典哲学家曾设想，人类社会只有在某个物质文明充分发达到了“按需分配”的时代，才能真正脱离物役以及物欲，在那个阶段，人类不再为物质的匮乏而忧心忡忡，甚至不再为物质利益而劳动，人类的活动只是以自己的爱好为基准，以自我个性的充分发展为目的，而且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其他人的个性发展为前提，也就是说任何个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都不以剥削、压抑别人为基础，而是以别人也同样地发展了的个性为基础，这个时候，人类才真正地进入了自由王国。不过这是理想的状态，现实并非如此，而且常常是相反，因此现实中的人类需要另外的东西来支撑。这个支撑点在哪里呢？许多哲学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审美——想象世界的自由王国。审美地诗意地栖居着的人，是摆脱了现实世界的功利逻辑的人， 他漫无目的地游荡于文学艺术的王国里，只是为了自己的趣味而活，因而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从这个角度说，文学艺术是无用的，它给我们提供的是幻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无功利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的有目的性的行为自由；它是一种精神境界，而不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境遇；它是精神的愉悦，而不是物质的享受，甚至它和某些物质的享受还是对立的；就此，对于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它也可以说是“无用的”[ 从审美心理角度证明了这种无功利性的，是审美距离说的主要阐发人瑞士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布洛。他于1912年发表的（心理距离）一书对这一学说作了专门研究，认为距离是一种审美原理，“距离要求被视为‘审美知觉’的主要特征之一”；美感是主体与对象在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时产生的，没有巨离的间隔，美和美感均不可能成立；正是由于距离，才使审美和艺术提高到超出实践关系、超出个人利害的狭隘范围之外，使一切审美价值与实用的（功利的）、科学的或伦理的价值区别开来。具体说，距离说包括两个方面：从主体说，审美要完全摆脱现实的功利目的，即与现实功利目的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采取纯粹观赏的态度；从对象说，要完全割断和其他事物的联系，使其成为孤立的、与它物绝缘的观赏形象。他举例说，乘船在大海上遇雾时，只有抛弃了一切个人生命财产的功利考虑，才能对大雾产生美感。总之，审美主体是一个与功利目的、利益关系光洁无碍的主体，艺术创造的主体也是这样。这种观点与古希腊人的“旁观者”说、康德的审美“无国的”说、叔本华的“静观”说（与意欲一刀两断）是一致的。]
关于这一点，周作人在有这样的说法：“泛称人生派的艺术，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略有一点意见。‘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脱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我所说的蔷薇地丁的种作，便如此。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而花亦未尝不美，未尝于人无益。”[ 《自己的园地》，《晨报副刊》1922年1月22日。]
周作人的蔷薇花的比喻很有意思，花原是无用之物，但是，“未尝与人无益”，真正的艺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东西，“独立的艺术美”加上“无形的功利”，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但是却可以使他人得着感兴与共鸣，得到精神的充实和丰富。
二、教化、怨刺、快感
当然，文学也不全是虚幻的，文学对于人类来说也是有它直接的功用的。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夜里哭个不停，母亲会怎么对付我们呢？她会讲：“嘘——狼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母亲，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学家了，她是创作了一篇小说，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凶恶的狼正从远处赶来，它饿极了，想找食物，要是哪个的哭声被它听到了，它就会吃了这个孩子。要是想不被狼吃，怎么办呢？不哭，乖乖睡觉。母亲的叙述技巧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她并不把主题直接点明给我们，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嘎然而止，这个故事有悬念，有波澜，因而对听者常常也有奇异的作用，它教育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孩子，要学会逃避狼的捕食。
西方学者格罗塞在这方面有些论述可以支持我们的观点，他说：“原始艺术除了它直接的审美意义外，对于狩猎民族也有一种实际的重要性”，“艺术不是无谓的游戏，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也就是生存竞争中最有效力的武器之一；因此艺术必将因生存竞争而发展得更加丰富更加有力。人们致力于艺术活动最初只是自己直接的审美价值，而它们所以在历史上被保持下来并发展下去，却主要因为具有间接的社会价值。我们的确有权利要求艺术去致力于社会功效的方面——就是，在道德方面；因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的职能；而每个社会的职能都应该效力于社会组织的维系和发达。但是我们尚使要求艺术成为道德的，或者正确一点说成为道德化的，那我们就不对了，因为我们的那种要求，等于使艺术不成其为艺术，艺术只有致力于艺术利益的时候，才是艺术最致力于社会利益的时候”。[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9～241页。]
总的说来，古往今来的文论家们大多承认文学对于人的心灵具有某种作用力。中国人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说法，年少的人读了《水浒》很容易变得冲动、嗜血，老年人读了《三国》则可能变得非常奸诈，这是中国人对文艺功用之理解的最直接的例子。从世界范围来看，人们对文艺功用的理解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层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