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沙可知道弗洛伊德上述的想法时说：“你的想法不错。我自己并不能接受你的推论或结论，但我也不反对。我认为这些想法也许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弗洛伊德说：“您能赞许，我真太高兴了。”沙可说：“不，不，不是赞许，是同意。材料整理完后把稿子送到我这儿来。我要在我编的《神经病学史料》上发表。”
二是催眠观。沙可早年以独创精神推行过催眠术，把它描述成“只能在癔症患者身上人为地引起的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es）（即“神经症”，此词现已不用），并记录下他的临床发现。沙可使曾被当作江湖骗子的催眠术，再次在医学界得到尊重。不过，他只是对催眠术的本质奇迹分类做过研究，还没有用催眠暗示法进行过治疗。沙可的助手们曾在巴宾斯基博士指导下，对四名女癔症患者实施催眠。然后，沙可把这一催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嗜眠阶段，他解释了嗜眠状态与真正的睡眠之间的关系和区别。第二阶段为僵直性昏厥阶段，她四肢极其僵硬，对刺激毫无反应，连针刺也不例外；皮肤失去血色，呼吸变慢。他可以使她进入任何一种麻痹姿势，把她的胳膊、腿、背、脖子和手僵硬地蜷缩起来，使她闭上眼睛狠狠地往后仰，形成“最大弓形”，而不摔倒。第三阶段为放松睡眠阶段，当他唤醒病人时，她身上还带有嗜眠阶段的痕迹，但已毫无麻痹姿势的影子。她能流畅地回答问题。弗洛伊德隐约地觉得沙可只是做示范，并没有试图解释这种现象。比如，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催眠状态中的活动只是单纯生理性的吗？当身体摆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蜷缩姿势时是否还受自身控制？或者，是不是沙可在这些癔症患者身上发掘了另一种力量？可见，沙可对催眠术尚处于讲演、实验层面，还未有成为临床治疗的有效工具。
三是性病因观。有一天，弗洛伊德和巴黎大学法医学教授布罗阿代尔（P. C. H. Brouardel，1837~1906）两人被沙可讲的一件非常有趣的诊断所吸引：一对年轻的夫妇专程赶到巴黎找他求医——女的患有严重的精神神经症，男的不是患有阳痿就是性无能（sexual impotence）。布罗阿代尔吃惊地问：“沙可先生，难道您是说那位妻子的病很有可能是丈夫引起的？”沙可用十分有力的语气大声答道：“在这类病例中，它总是涉及生殖器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
弗洛伊德在同样感到惊诧时，回想起布洛伊尔三年前所谈到类似的事情。一天晚上他们从弗莱施尔家回来，路上有一位病人的丈夫叫住布洛伊尔打听他妻子的病情。布洛伊尔大声说出他对这位妻子的怪诞行为的看法：“这种病一直是洞房里的秘密，夫妻床上的秘密。”这两位神经病学权威的话，当时弗洛伊德并没有真正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涵”。他觉得自己读过的医学书和见过的病例根本没有这样的内容，其结论有何依据呢？尽管如此，但是对弗洛伊德整个思想发展来看还是有重要影响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舒尔茨（Duane P. Schultz）指出：“对弗洛伊德说来，这种评论是一种启发性的和能感动人的见识；此后他对病人的性问题的暗示特别加以注意。”
在法国留学期间，弗洛伊德还撰写多篇手稿，如提交维也纳医生协会的留学报告，他的《神经病理学导论》的笔记，刚开头几页的关于催眠术的论文，维也纳神经病学文献摘要，儿童神经病学文献摘要等。此外，他于1886年将沙可的论文《神经系统疾病讲义》译成德文发表。
关于在法国的学习，弗洛伊德后来在其《自传》中曾总结说：“沙可那时讲授的知识，今天看来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其中有些已有疑义，有些已被时间所淘汰。可是还有相当部分保留下来，在科学的宝库中找到了一席永久的位置。”
1886年4月返国后，6月接到政府公函：后备役军人弗洛伊德博士中尉，应从8月10日至9月10日入伍服役一个月。本来7年前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对面的野战医院已经服过一年兵役，官阶升至联队医官。他还利用当时的闲暇时间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五篇论文，主要涉及社会问题以及柏拉图的哲学，所以收获还不少。而这次心情却不同。一是私人诊所刚刚开业不久，二是正筹备要结婚，三是再过几个月超过30岁就免除兵役。这次服役的任务是负责演习期间部队的医疗工作。其间，弗洛伊德除了给“炸”伤的士兵，痢疾、中暑、踝骨扭伤等患者治疗外，还治好了一例引起士兵慌乱的震颤麻痹症即癔症。此外，他还举办战地卫生讲座，并按指挥官的命令将讲座的内容译成捷克语。弗洛伊德被提升为上尉。一个月服役结束时，检查团对他评价很高，不但表彰了他出色的医务工作，而且还赞扬了他对这场演习和整个奥匈军队的积极态度。
开始行医时，弗洛伊德治疗的病种较多，后来逐渐集中于精神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治疗。其原因在于，对于一个大城市私人开业的医生来说，治疗器质性疾病（organic illness）的前景非常有限，而神经症（neurosis）患者人数成倍增长，难以解除疾苦，到处急切求医。显然，这有助于私人诊所事业的发展。弗洛伊德在行医的头几年，除了偶尔无系统地使用心理治疗方法以外，他把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弗洛伊德说：“催眠术使我第一次尝到给他人带来希望的乐趣；同时，自己能够享有奇迹创造者的美誉，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耀。”不过，他也发现催眠法的缺陷：第一，无法对所有的患者施行催眠；第二，无法把个别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
弗洛伊德抱着完善催眠技术的愿望，于1889年7月赴法国南锡学派去实地考察几周伯恩海姆和李厄保所采用的催眠疗法。
南锡位于法国东北部边境，从12世纪起一直是洛林的首府。李厄保（Ambroist—Auguste Liebeault，1823~1904）是法国精神病理学家，南锡学派的创始人，生于法国缪士省。1850年获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做乡村医生。对患者爱护备至，被称为“慈父李厄保”。1860年起开始研究催眠术，并且是第一位正式应用催眠术给病人治病的人。1864年定居南锡，继续运用催眠术治疗神经症。他治疗一般疾病时收费，但对同意接受催眠治疗的病人一律免费。李厄保虽对催眠术的理论研究兴趣不浓，但却重视将催眠用于精神障碍治疗的方法，开心理治疗之先河。
继承李厄保事业的法国南锡的一个开业医生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40~1919），他是法国神经病学家。生于阿尔萨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刚开始行医不久就迁居到邻近的南锡。在他作为神经病学家的25年中，上门求医病人一直逐年增加，同时他还在市立医院主持门诊部的工作，并成为医学院的教学骨干。和著名神经病学家梅纳特一样，他早年在大学附属精神病院也从事过一段治疗工作。
弗洛伊德知道伯恩海姆在六年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研究起催眠术来的。当时他无法治愈一个坐骨神经痛患者的痼疾，便领着患者到李厄保乡村医生的户外花园。李厄保这个人可以说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神秘主义者，南锡医学院有些人还说他一半是江湖郎中。不过无论如何，李厄保前后只施用了三次催眠暗示就把病人治好了。后来，伯恩海姆又带过几个病人去请教，李厄保每次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痛苦，有时还能妙手回春，为他们彻底治愈。于是，伯恩海姆转而相信催眠术，并成为南锡学派的领导人。他进一步发展了布雷德（James Braid，约1795~1860）关于催眠是一种暗示的理论。其主要论文有：《催眠和清醒时的暗示》（1884）、《治疗学中的暗示及其应用》（1866）、《有关法医和精神病报告中的催眠和暗示》（1866）等。伯恩海姆和李厄保创办了一家诊所，即所谓的南锡学派。
伯恩海姆教授对弗洛伊德的来访表示欢迎，并感谢他把自己的论著《暗示及其治疗作用》于1888年译成德文发表。1892年，弗洛伊德还把伯恩海姆的《暗示研究》一文译成德文发表。各科主任都热情接待了他，并听说弗洛伊德翻译过伯恩海姆、沙可的论著，对此表示赞赏。
弗洛伊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南锡逗留了三个星期，细心地观察李厄保和伯恩海姆两位大师诊治了几十个性质不同的病例，如手麻痹、书写痉挛、双腿瘫痪（肺炎引起）、上腹痛、坐骨神经痛、面部抽搐、各种古怪的癫痫发作，以及视力损伤、呕吐、失眠、食欲不振、忧郁症等等，详尽地记下了每一个病例和病人几个星期的恢复情况，以及关于他们的疾病有无最终或永久治愈可能的愈后资料，同时还对取得现有成果的过程和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向南锡学派学习过程中，弗洛伊德获得不少启示。首先，对催眠术的实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弗洛伊德在伯恩海姆著作的译序中指出：伯恩海姆医生的成就在于“把催眠状态与正常的精神生活和睡眠这些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联系起来，从而剥去了催眠术的神秘外衣，使人们对它不再感到陌生……‘暗示’是催眠的核心，也是入门的钥匙。”他声称对于那种认为催眠术仍然笼罩在梅纳特教授所说的“荒谬的光晕”之中的观点，该书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读后能使人耳目一新。
其次，对实施催眠的必备条件亦更加明确。南锡学派认为催眠术不适合各种疾病的患者，他们坚持只有经过医院里各科主任的彻底检查，并且确定没有器质性疾病，也没有身体原因引起的疾病时，才允许把患者送到催眠诊所治疗。他们要求一切医护人员都不许会见病人，或指示病人做这做那。
再次，对催眠的机理有了深入的思考。弗洛伊德深感催眠术有一个空白亟须填补，这就是深入探究催眠术的机理，从理论上阐明其因果关系。那个27岁的已婚的妇女为什么会患痢疾？难道是因为和丈夫打架，或者说，对婚姻“恶心透了”的缘故吗？那个11岁的男孩为什么还要尿床？难道仅仅是懒吗？那个60岁的老木匠为什么会半身不遂？难道是因为害怕爬梯子吗？他已经爬了40年的梯子，为什么忽然就害怕了呢？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一系列为什么的机理性问题，过去沙可的回答是，“不，那里没什么明堂”，而今天在南锡派（Nancy school）那里也“找不到什么理论和假设”，伯恩海姆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治病，开办医院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当看到伯恩海姆在病人身上所作的惊人实验后，弗洛伊德在其《自传》中反思道：“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很可能在人的意识之后，还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精神过程尚未被发现”。
最后，对催眠术的局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弗洛伊德考虑对治疗更有益处，曾说服一个癔症患者一起去南锡。这位女士出身高贵、天资聪颖，谁也治不好她的病，于是被转到他的手里。通过采用催眠术使她的病情虽有好转，但经常出现反复。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催眠状态还未达到记忆缺失的梦游阶段。到了南锡，伯恩海姆做了好几次努力，试图在她身上达到这一深度，但也失败了。伯恩海姆坦率地说，他的暗示疗法只能在医院里获得成功，而对他私人收治的患者却不太管用。由此弗洛伊德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针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曾向李厄保和伯恩海姆两位大师介绍过布洛伊尔医生首先使用的新的谈疗法（talking cure）。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的疗法，非常有效！”
五、执着探索
（一）精神分析学准备时期（1881~1889）
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1886~1968）的意见，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学划分为六个时期。首先来看精神分析学的准备时期。
弗洛伊德自称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思想家，只是具有征服者气质的冒险家。其实，弗洛伊德虽然长期生活在被人指责和反对的逆境之中，但他仍不愧为一位执着探索、勇于创新、勤于著作的思想家。弗洛伊德睿智超人，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毕生致力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试图点燃思维的明灯，彻底解开潜意识之谜，真正洞悉人类心灵的奥秘。
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学有其充分的准备和良好的训练。远在大学学习期间，他既打下了广博的理论基础，又有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首先，从1876至1882年期间，弗洛伊德师从布吕克在其生理研究室六年多的学习和研究中，不仅是他从事神经组织学和神经病理学研究的开端，而且也为弗洛伊德深入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打下了牢固的生理学基础。其次，1881年弗洛伊德获取博士学位后又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三年，既积累了外科、内科、精神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眼科以及小儿科等8科广泛的临床经验，又在神经组织学、人脑解剖学、小儿脑病理学（小儿脑麻痹症）、癔症以及可卡因麻醉作用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最后，1886年和1889年弗洛伊德先后两度到法国深造，向巴黎派（Paris school）大师沙可和南锡派首领伯恩海姆学习精神病学和催眠术，这不仅坚定了弗洛伊德由一般神经学转向神经症病理学和治疗学研究的志趣，而且还为弗洛伊德建构精神分析学提供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方法技术。
（二）精神分析学起始时期（1890~1899）
布洛伊尔教授，同布吕克、沙可一样，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布洛伊尔是奥地利的著名医生、卓越的科学家，生于维也纳。1867年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因受布吕克物理主义的生理学训练，与弗洛伊德均认为心理活动有赖于有机体提供的能量，当能量水平过高时，能量本身便需要释放。他还和马赫同时发现半规管的功能，并著有好几部关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学著作。1871年起布洛伊尔就当私人医生，1894年被选为维也纳科学院通讯院士。
早在布吕克生理学研究室学习和工作时，弗洛伊德便与布洛伊尔相识。布洛伊尔比弗洛伊德大14岁，是一位天赋极高的人，当时正做膜性半规管研究，且有重大成就，弗洛伊德对他非常敬佩；而布洛伊尔认为弗洛伊德勤奋且有天赋，很看重他，给予他许多无私的帮助，故两人深厚友谊持续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