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第一个事件，该事件自身就支持了思维迁移这一显见的事实。P能知道在他来之前，弗西斯博士曾与我会晤了一刻钟吗？他能知道弗西斯博士的存在或弗西斯博士到了维也纳吗？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必马上做出否定回答。我认为有一种说法可对此做部分肯定的回答。毕竟，我有可能告诉过P先生，我正在期盼着一位来自英国的博士——他是我在战后的第一个和平使者——接受精神分析训练。这可能发生在1919年夏季，早在来前的几个月，弗西斯博士就与我通信预约。我甚至当时就向P提到过他的姓名，尽管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不可能的事。鉴于这个姓名对于我俩还具有另一种意义，我们当时就一定对它探讨过，而且其中某些东西本应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然而，也有可能当时探讨过，可后来我完全忘记了。因此，在对P做精神分析治疗期间，他说出的“Herr von Vorsicht”使我大吃一惊而视为奇迹。假如一个人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偶尔也怀疑一下自己的怀疑主义是有益的。也许我也有一种对神奇事物的隐秘倾向，从而制造出神秘事实。
这样，假如结果是我们已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仍有另一种可能性在等着我们，而且常难处理。假设P先生知道有弗西斯博士这个人，也知道弗西斯博士正被期望能在秋天来到维也纳，那么，怎样解释正好在弗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并且是弗西斯进行他的第一次拜访后不久，他便立即知道弗西斯来了呢？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偶然——无须加以解释。但是，我讨论P的另两个联想，正是为了排除偶然性，为的是说明他的确对拜访我的人怀有嫉妒的心态。或者，人们不应忽略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即假设P已观察到我显得异常兴奋（可以肯定，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由此得出结论。还可以认为，尽管是在那个英国人离开后一刻钟到的，P在他俩都必须经过的一条小街上遇到了弗西斯，从他典型的英国人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永恒的嫉妒状态中想到：“哦，这就是弗西斯博士；他来了，我的精神分析治疗就要告终了。他很可能是直接从教授那里来呢！”我不能再进一步做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了。否则，我们会再次落得个“不可证实”的结局，但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种感觉：该例也是赞成思维迁移的。而且，绝不只我一个人在精神分析情形中经历过像这样的“神秘”事件。在1926年，多伊奇（Helene Deutsch）曾发表了一些类似的观察报告，并研究了它们如何受病人与精神分析者之间的移情作用的影响。
我相信，你们将很不满意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完全相信但又准备相信。你们也许会对自己说：“这就是下述一种人的另一个例子：作为科学家他终身尽职尽责；但到晚年却变得低能、对宗教虔诚而且轻信。”我意识到有一些伟人一定是被包括在这类人中，但你们不应把我归于其中。至少我并没有变为宗教狂徒，我也希望自己不会轻信。如果一个人终身信服现实，避免与其产生痛苦的冲突，那么此人晚年时也应时刻准备信服新的现实。毫无疑问，你们喜欢我能保持一种温和的信念，并毫不留情地反对一切神秘事物。但我不能曲意奉迎你们，并且我要奉劝你们，对思维迁移和心灵感应的客观可能性应有一种较友善的想法。
你们不会忘记，在此我只想尽可能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处理这些问题。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由于认为它威胁着我们的科学世界观，故而我也感到一种恐惧。我担心，若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的，那么科学世界观必定为心灵主义或神秘论所取代。今天我的想法就相反了。在我看来，假如有人认为科学没有能力同化和重新产生在神秘主义者断言中的可能被证实为真的东西，那么就表明，我们的科学世界观不十分信任科学。特别是就思维迁移而言，实际上，它似乎是赞成科学的——或正如我们的反对者所说，机械的——思维方式扩展到难以把握的心理现象。心灵感应的过程被假定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激起另一个人同样的心理活动的产生。联结这两个心理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物理过程，在心灵感应的一端、一种心理过程转化为这种物理过程；而在心灵感应的另一端，这种物理过程又还原为相同的心理过程。将这种转化看成是类似于诸如打电话中听与说的转化之类的过程，是不会错的。只要想想，假如某人能了解这种心理动作在物理上的对应，那该多好！我认为，精神分析在物理的和前面称为“精神”的事件之间插入潜意识，因而似乎为诸如心灵感应之类的转化过程的假设铺平了道路。一个人只要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的观念，就可以借它来完成很多解释——事实上，就目前而言，这种想法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众所周知，我们还不知道在一个昆虫大群体中共同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通过心灵感应之类直接的心理传递形成的。由此可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交流方法；而且在种系进化中，它已被借助由感觉器官收到信号进行交流的更好方式所替代。但这种更古老的方式应该仍然存在，并在特定的条件下仍能起到作用——比如在情绪激动的公众中。所有这些尽管仍不能确定，而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害怕它。
假如心灵感应之类事物是一个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难以证明，我们仍可假设它是一种相当平常的现象。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它特别存在于儿童的心理生活中，那么它就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了。这里，我们想起儿童频频出现的对这样一种想法所表示的焦虑：即父母知道他们未表露的所有思想——这与成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仰正好相似，或者是后者的起源。前不久，伯林汉姆（Dorothy Burlingham）——一个值得信任的见证者——在一篇论儿童分析与母亲的论文［1932］中发表了一些观察报告，假如它们能被证实，那么就能结束对思维迁移真实性所保留的怀疑。她利用一种不再稀奇的条件，对一位母亲及其孩子同时进行精神分析，并报告了下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一天，在接受精神分析中，母亲说起一枚在她童年某一时期中具有特殊作用的金币。其后不久，当她回到家里时，她的10岁左右的小儿子跑到她的房间，带给她一枚金币，并求她代为保管。她惊讶地问他从哪里弄来的金币。他说是在过生日的那天得到的；但他的生日是在几个月前过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相信，为什么恰好在那时她的孩子记起这枚金币。母亲把这个偶然事件报告给儿子的精神分析者，要求她找到孩子这一行为的缘由。但孩子的精神分析者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说明；孩子那一天的举动与其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母亲正遵循医嘱，坐在写字台前记录下这一经历时，儿子走了进来，并想要回这枚金币，因为他想在下次做精神分析时，将这枚金币拿给精神分析者看。当然，孩子的精神分析者也不能对孩子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
而这些就促使我们又回到了精神分析中去——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讨论的。
第31讲心理人格的剖析
女士们，先生们：
我知道，无论是与人还是与物打交道，你们都明白出发点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对精神分析也是同样适用的。精神分析是从症状出发的，而症状在所有的心理内容中，最为自我所不知，这一出发点与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或其所得到的待遇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症状源于被压抑的欲望，可以说它们是被压抑的欲望在自我面前的代表；但压抑是与自我完全不同的领域，是内部的异质领域——这就如现实（请原谅我用这种非同寻常的表述）是外部的异质领域那样。从这条途径可使症状通往潜意识、通往本能生活、通往性行为；由此精神分析便遇到了堂而皇之的反对：认为人不仅仅是性生物，还有比性更高尚更高级的冲动。也许还可以补充说，由于受到更高级的冲动的意识熏陶，人们常以为有权利做无聊的思考，并无视事实。
这一切你们是非常了解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由于抗不住对本能生活的要求与自身对本能生活的抵抗之间的冲突，人类病倒了，我们片刻都没有忘记这种抵抗、反抗和压抑的因素，我们认为这个因素是由特殊势力——自我本能——武装起来的，并与大众心理学中的自我相一致。事实上，从科学工作进展的艰难性看，即使是精神分析，也没有能力同时研究每个领域，一时间对每个问题都发表观点。但是，当我们有可能把注意力从被压抑的内容转向压抑的力量时，最后我们还是能接近上述目的的。我们面对的自我，看上去如此不言自明，我们深信在这里将再次找到我们未能充分准备的一切。但是，要找到研究的第一入口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今天我打算告诉你们的主题。
不过，我先要让你们了解我的疑虑：我的关于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论述和关于潜意识的讲演，将会对你们产生不同的影响。我无法肯定为什么会这样。起初我想，你们会发现我先前告诉你们的主要是奇怪而特殊的事实，而现在你们将听到的则基本上是观点，即猜测。但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在进一步思考之后，我就应强调指出，我们在自我心理学中对事实材料所做的理性研究，比起神经症心理学来，其程度并不更高。对于我所猜测的结果，我也不得不放弃别的解释：现在我相信问题在于材料自身的性质，在于我们还不习惯应付它。无论如何，假如你们在判断时远比从前更谨慎和小心，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
在研究伊始我们遇到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示了研究的方法。我们希望将自我，即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作研究材料。但是，那可能吗？毕竟从本质上讲，自我是一个主体；它怎样才能变为一个客体呢？嗯，毫无疑问，它是能够变为客体的。自我可以其身为客体，一如对待其他客体那样对待自己，能够观察自己，批评自己，并且做无人知晓之事。这样，自我的这一部分是可以监督另一部分的。所以，自我可被分离；在其一些活动中，至少可暂时分离成不同的部分。随后，不同部分又可重新整合。这一看法其实并不新奇，虽然有时也还需对一种人所共知的观点做一不寻常的强调。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观点并不陌生：病理现象可通过夸大或简化某些事情，而使我们注意到正常情形，否则我们将会忽略这些正常情形。凡在显示出裂口或缝隙的地方，在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接合处。假如我们把水晶物体投掷到地板上，水晶的物体就碎了；但并不是碎成杂乱无章的碎片。它总是沿着一定的纹路裂成碎片的。这些纹路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却已是由水晶的构造预先决定了的。心理病人（mental patients）就是这样一类的分裂体和破碎体。我们甚至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某种类似过去的人对疯子所怀有的敬畏感。他们已从外部现实脱离出来，并为我们揭示许多通过其他途径我们无法知晓的事情。
我们将这些病人中的一类人描述为患有被监视的幻想。他们向我们抱怨说：甚至在他们最隐秘的活动中，也不断地受到莫名力量——可能是人——的监视和干扰，在幻觉中，他们听到这些人报告他们的监视结果：“现在他将要说这个了，现在他正穿衣服准备出门。”等等。这类监视虽然与迫害不同，但也与之相去不远，它说明人们不信任他们，并期望在他们进行违禁的活动时逮住他们，以便对他们进行惩罚。假如这些疯狂的人都是对的，假如在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中都存在这样一个机构，用以实行监视，以惩罚相威胁，并且明显地从自我中分离出来，错误地移植到外部现实中，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对此问题的看法，我无法知道你们是否和我相同。由于对这次临床经验具有强烈印象，从此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监视机构从自我中分离，可能是自我结构的一个正常特征。这种想法从未离开过我，它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分离出来的机构的特性和联系。我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步研究。被监视的幻觉内容已经暗示：监视仅是一种为了评判与惩罚的准备，随即我们猜想，该机构的另一功能必定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像我们的良心那样，如此频繁地让我们与自我分离，如此容易地与后者相对立。我倾向于做那些我认为会给我带来快乐的事情，但考虑到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放弃了。或者，我屈服于一个过于强大的谋求快乐的欲望，从而做了某种违反良心的事情，而后我的良心用令人痛苦的责备处罚我，并让我为此行为感到羞愧。我可简单地说，这个我开始从自我中分出的特殊机构便是良心（conscience）。但保持该机构的独立，并假设良心是其功能之一，而作为良心评判活动的基本准备的自我监视是另一个功能，这是一种更为审慎的做法。既然我们承认该事物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们就赋予它自己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将把自我中的这个机构描述为“超我”。
现在我准备着你们轻蔑地问我，我们的自我心理学是否沦落到只能在文字上或原始意义上去使用日常的抽象概念，使其由概念转变为实体——此外就一无所获？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自我心理学要逃避普遍知道的东西是困难的；这与其说是关于新发现的问题，不如说是关于对事物采取新的观察方法和新的整理方法的问题。因此，你们尽可暂时保留着你们的轻蔑批评，静待我的进一步解释。病理现象和事实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基础，而在大众心理学中寻找这个基础是徒劳的。所以我将继续我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