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真正行善者和慷慨大方者，并没有在给我们送来的面包里加进针和刺。他们当然想利用我们，而不是要害我们。可是，那针生自何处，那刺又来自何方呢？这个题目，我将另找机会进行探索。
是的，阿拉伯语将在高等学校和非高等学校普及，用它教授所有课程，使我们的政治倾向得到统一，使我们的民族意志得到统一。因为在学校里可以统一倾向和意志。但是，这一点只有在用国家的费用培养新一代时才能实现；只有在我们每个人都为一个祖国而取代两个肉体和灵魂相矛盾的祖国的儿子时，这个任务才能完成；只有用我们自家的面包取代施舍的面包时，这个任务才能完成。因为一个饥饿的讨饭者是以施主慷慨为接受面包的条件的。谁把自己置于受礼者的地位，谁就不能反对送礼者；受礼者总处于被动地位，而送礼者总是处于主动地位。
五
标准阿拉伯语将战胜各种方言并统一方言吗？
方言在不断变化和攻进，粗硬处被变得柔软。但它不会也不能被击败——应该不被击败——因为它是被我们称为语言的根本，是被我们称为修辞的起源。
语言像别的事物一样，都遵循着最合理的必需存在下来的规律。在方言里有许多存在下来的最合理的要求，因为它最接近于民族的思想，最接近于普遍民族性的目标。我说，它将存在下去，我的意思是说它将与语言本体结合，变成整个语言的一部分。
每一种西方语言都有方言。那些方言都有文学、艺术现象，均不乏美妙、新颖之处，颇受欢迎，而且在欧洲和美国都有一批天才诗人，他们能在自己的长诗与二重奏韵诗中成功地将方言与标准语巧妙结合，诗品感情丰富，十分动人心弦。我认为在轮旋曲、抑扬格诗歌、《讽刺诗》和《打油诗》中，有许多新的转喻、美妙的借喻和新创轻快表达方法。假若我们把这些放在用标准语言写的、充满我们报刊杂志的诗作旁边，会像一束香花放在一堆干柴旁边那样，或像一群善唱的舞姬面对着几具木乃伊。
新的意大利语原是中世纪的一种方言，上流社会称之为“下流人”的语言。可是，当但丁、彼特拉克、卡蒙斯和弗朗西斯·达席齐用之写成长诗及不朽的二重奏韵诗时，那种方言就变成了标准意大利语。此后，拉丁语变成了行走的宇宙，担在反动分子肩上的棺材里……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方言与麦阿里、穆台奈比的语言之间的距离，并不比意大利“下流人”语言与奥菲迪、弗尔基勒的语言之间的距离远。假若在近东出现一位伟人，用其中一种方言写一部伟大著作，那么，这种方言就会变成标准语言。然而我认为在阿拉伯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东方人迷恋过去胜过现在和将来，他们惯于保旧守残。如果他们出现一位伟大人物，必定会在先辈人所走过的修辞路上显示自己的才华；先辈人的路是思想摇篮与其坟墓之间最近的路。
六
振兴阿拉伯语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振兴阿拉伯语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就在诗人的心里，诗人的双唇上和诗人的手指间。诗人是创造力和人之间的经纪人。诗人是线路，负责将心灵世界创造的东西运往研究世界，将思想世界决定下来的东西运往记录世界。
诗人乃语言之父母。语言到诗人所到之处，语言在诗人驻足处停步。一旦诗人倒下，语言便在其坟墓上痛哭号丧，直到另外一位诗人路经那里时将它拉走。
既然诗人是语言之父母，那么，模仿者便是语言殓衣的制造者和掘墓人。
我说，每个诗人，无论大小，都是发明家；无论强弱，都是探索家；无论贵贱，都是个创造家；不论当教长还是做平民，都是纯粹生活的热爱者；不论哲学家，还是当葡萄园的看守人，都是严肃认真地站在日夜面前。
至于模仿者，则是什么也不发明，什么也不创造的人，只是延长同代人的精神生命，用从前代人衣服上取下来的补丁缝制自己的精神衣裳。
我说，诗人是农夫，用与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稍有不同的犁，耕耘自己的土地；其后来者，则用新的名字称谓新犁。我说，诗人是园丁，在黄花和红花中栽种第三种橙黄色的花；其后来者，则用新的名字称谓新花。我说，诗人是织布工，在自己的织布机上织出花纹不同于邻居织布工所织的织物；其后来者，则用新名字称谓新织物。我说，诗人是航海家，为具有两面帆的船升起第三面帆。我说，诗人是建筑师，在单门、单窗的房间之间建造出双门、双窗的房舍。我说，诗人是染布工，把前人未曾混合过的颜色混合在一起，调出一种新的颜色。航海家、建筑师、染布工之后的来者，用新的名字称谓他们的成果，以之在语言船上张帆，在语言房舍上加窗，在语言衣裳上增色。
模仿者，则是沿着一千零一个商队走过的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唯恐迷失方向，不敢偏离老路一步。沿着一千零一代人走过的路，凭以获得糊口生计。以此得到吃、喝、穿的人，其生活始终像回音，其存在像远离真理的微弱影子，他一点也不了解之，亦不想了解。
我说，诗人是虔诚信徒，亲身走进寺庙，泣而跪之，又是兴奋，又是号丧，又是赞主，又是侧耳细听，又是自言自语，然后走出庙门，双唇间及舌头上挂着名词、动词、虚词、新的派生词，皆是有关他的祈祷形式的，而且形式天天更新，引起他着迷的种类在夜夜变化。他以自己的这种工作为语言吉他增银弦，为语言火炉添好柴。
模仿者，则是没有意志、没有感情地重复祈祷者的祷词和礼拜者的祝福语，而把语言丢在他发现语言的地方，把个性公报丢在无公报、也无个性的地方。
我说，诗人是那样的人：既已爱上一位女子，他的灵魂便孤独起来，偏离开人的道路，让灵魂的梦附着在自由白日欢乐、夜晚恐怖、暴风呼啸、山谷寂静组成的躯体上，然后再将其经验编成戴在语言头上的花环，将其信仰做成挂在语言脖颈上的项链。
模仿者，甚至在描写爱情、作情诗和赞美少女上也完全照搬老词。提到他的情人的面孔和脖颈，他只会说：“像圆月，似羚羊。”想到情人的发髻、身段和眼神，他只会说：“如黑夜，似杨柳，像快箭。”他诉苦，会说：“不眠者的眼皮，遥远的黎明，迫近的责备者。”如果想弄个修辞奇迹，他会说：“我的情人向眼里的水仙降泪珠之雨，以便灌溉嘴巴的玫瑰。我的情人用她的牙咬她的手指。”我们的这位鹦鹉朋友唱着这种陈词滥调，而不晓得自己在以自己的愚蠢毒害语言肥肉，不知道自己在用自己的低能与浪荡轻视语言的尊贵与庄严。
我已谈过关于创新及其益处，也谈了不育及其害处，没提那些把自己的一生消耗在编词典、著长诗、集词汇的人们——我一字未提他们，原因在于我相信他们像语言涨潮与退潮之间的海岸，他们的职能不过是筛子——筛子有很好的职能，可是，当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只会种毒麦，只会收获干草，在其打谷场上只堆满芒刺和萤火虫时，筛手们又能筛出什么东西来呢？
我再说一遍，语言的生命、统一、普及以及所有与之己有和将有关系的一切，都取决于诗人的想象力。我们有诗人吗？
是的，我们有诗人。每一个东方人都能成为自己领域里，自己花园，自己织机前，自己寺庙里，自己讲台上，自己写字台旁的诗人。每一个东方人都能将自己从模仿、传统监牢里解放出来，走到太阳光下，前进在生活的队伍中。每一个东方人都能投奔蕴藏在自己精神里的创造力；那种永恒的力量是上帝之子用石头砌成的。
那些致力于安排和播放自己的天赋的人们，我则对他们说：“就让你们个人的目标成为追踪前人脚印的障碍吧！对于你们和阿拉伯语来说，用你们自己的个性建造一个简陋茅舍，也比你们用借来的个性建造摩天大厦要好。就让你们的自尊心成为作赞颂诗、悼念诗和祝愿诗的屏障吧！对你们和阿拉伯语来说，草率轻易地死去，也比把你们的心当做香焚烧在偶像、石雕前面要好。就让你们的民族热情成为描写东方生活的奇悲怪欢的推动力吧！对你们和阿拉伯语来说，抓住你们周围的最简单的事情，给它穿上用你们的想象力做的衣衫，要比你们照搬西方人写的最壮观、最美丽的作品好得多。
伊本·法里德
欧迈尔·伊本·法里德是位神诗人。他那干渴的灵魂喝过灵魂酿造的醇酒，终于醉了，开始遨游，升入可以触知的世界，漫游在诗人的梦境、恋人的情海与苏菲派的宿愿之中。之后，他的灵魂突然醒来，回到了可见世界里，以便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过，那语言并不缺少各位修辞的繁杂词句结构，因为那是法定语句，并非修辞所能之。
但是，当我们把法里德的作品放在一边，仔细观看他那单纯艺术及艺术之后的心理现象时，我们会发现他是绝对思想庙宇里的一位大祭司、广阔形象之国的国王、雄壮苏菲派大军的统帅。那支大军正以缓慢的步伐，决心奔向真理之城，必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生活琐事，永远凝视着生命的尊严与庄重。
法里德生活在因循守旧的人们中间。当时，缺乏思想更替与心理创新。人们只是忙于注释、阐述伊斯兰留下的文学、哲学著作。然而才智——才智是主创造之奇迹——激发了诗人，使其跨越时代，超越环境，独处幽居，将展示给他的一切写成永恒诗篇，用生活所掩饰的东西，表达生活所显示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