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隋唐以来官方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前后实行了1300年之久。这个选拔官员的制度，曾经长期影响着中华帝国时代文官队伍的建设风貌，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向，影响着帝国时代知识仕人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隋唐以后历朝历代的国运。
隋唐至宋，通过科举入仕者并不占官僚队伍中的多数。但自唐朝中期以后，这一制度在官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起来。正因为如此，科举取士就成为宋以后各朝代朝野内外关注的焦点。
为了鼓励人们投身科举事业，宋真宗赵恒亲自作了《劝学文》，文中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金钱、美女、高官、厚禄、香车、宝马、名利等等，人生所欲，不过如此。既然科举制度能将其全部网罗其中，读书做官就成了唐宋以后所有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目标。
清入关以后，出于稳定政治局面、完善自身统治的需要，基本上继承了明朝各项重大政治制度，科举制度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7中记载，清初，清政府十分重视科举制度对维护其政治统治的作用，“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宫、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使用”。
大清皇帝在这里说得明白，士人一中秀才，即视为跻身仕林，即可享受国家种种优厚的待遇。如果中了进士，即可成为国家官员，从此，宝车锦衣，荣华富贵，前程灿烂。
这个充满诱惑力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将广大民众牢牢笼络其中，稍有条件的家庭，无不倾全家之财力，支持孩子投身到科举仕途之中。
但是，漫漫科考之路，至如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晚清，科举名额有限，考中机会很少。按照政策规定，秀才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万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500名上下。自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批准各省增加生员名额起，至同治十年（1871年）停止，各府学考试中生员名额已增加了20%，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5089人增加到30133人。乡试中录取举人全国限额保持在咸丰元年（1851年）的1770人以下，光绪七年（1881年）下降到1254人，19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恢复到正常的1500人左右。按此限制，一个步入科举途程者，从熟背四书五经开始，童生考取秀才，秀才考取举人，举人考取进士，踏上科举之路的每一级台阶都无不荆棘丛生，坎坷艰难。
举人与秀才限额的比例按规定大体是1／20，但是，具体到真实情况，添加历年落榜者，20∶1的比例就大打折扣，按大、中、小省，分别是80∶1、60∶1、50∶1，淘汰率十分可观。参加会试殿试中进士，比例大致是30∶1、40∶1。这种选拔考试都是三年一次，顺利通过三级考试，大体就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从童生到进士的考中机会大概是百分之几，越往上考，淘汰率就越高，要是在哪一级上蹉跎一下，一晃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在这种情况下，科场腐败之风在中国这个人情的社会下就自然而然地油然而起，下面抽几条主要的加以说明一下：
一、作弊花样众多
清代科举继承了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方法，同样也带来了明代科场的舞弊之风。在科场作弊方面，晚清更加腐败。大大小小的考试之中，舞弊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贿买、钻营、夹带、枪替、割卷、传递、顶名、冒籍、通关节等等花样，其中夹带、枪替、通关节三种情节尤为严重。
夹带就是把有关考试内容的书籍或文字带进考场，以便答卷时进行抄袭。这种方法最为常见，其他如贿赂考官、雇用枪手都要用金钱交易，涉及面广，容易暴露，而夹带则省钱省事，不易觉察。所以唐、宋、元、明之科场中此种作弊手法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清代夹带这种作弊手段更为普遍，衣带、衣里、糕点、酒瓶、考篮、馒头、砚台、靴底、帽子等等都是夹带工具。而夹带内容则主要是石印袖珍本的“四书”“五经”，以往考试后公布的优秀考卷，当时叫“程文”，以及考生们预先准备的模拟、猜测的习作，多是押题作文。
《清稗类钞·考试类》中说：
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砚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双屉者。更或贿嘱皂隶，冀免搜检。至光绪壬午（1882年）科，应京兆者至万六千人，士子咸熙攘而来，但闻番役高唱收过而已。及壬辰（1892年）会试后，搜检之例虽未废，乃并此声而无之矣。
枪替，即雇人代考。这种作弊方式历代皆有，只不过是到了清代，枪替者人数更多，手段也更加高明而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有科考中，居然有考生用鸽子把考题带到场外，由场外的枪手答好卷子以后再带回号舍之内的事情。道光二年（1822年）举行满文和汉文的翻译考试，富泰是旗人童生，找到兵部员外郎的翻译人员当枪手，此场的监试御史舒英眼光敏锐，将其查出，因为作奸犯科的两个人都是旗人，处分相对轻一些，但也要号枷三个月，期满后还要再受鞭笞，几个知情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关节，是指考官与考生之间的一种幕后交易。清代科场通过关节作弊之事说来令人不可思议，简直骇人听闻。其关节名目就有十类：1故意招收冒籍学生，以索银两；2未经考试，通过关节就可录取入学；3考试座位号多编多印，暗地里出售；4敲诈考生家庭，威逼恫吓；5因为武学易考，将文童冒充武生，入籍后再改回来；6以劣等充优等，私改等第；7考官与教官搞泄题、约定暗号；8考官不亲临考场，故意将本州考生放到别的州县去考试，从中收受贿赂，因为考生不愿意到其他州县考试，所以只得用钱通融；9在登记造册时冒名顶替；10卖情面于上司、权要、亲友，从而收受报酬。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22页。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陈碌等五位青浦县考生同船到南京应乡试，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仆人于傍晚船到下关之时送来一封密信，他们打开一看，信中说此次考试题目出自《尚书》，但收信人不是他们，而是一位贵家公子。他们在这个偶然的误会中得到提示，精心准备，考场上发挥得又快又好，结果五人全部高科及第，顺利迎来了自己寒窗苦读后的春天。
光绪十九年（1893年），殷如璋、周锡恩奉朝廷之命南下，到浙江担任主考。到了苏州地界之后，船停在阊门之外。这时苏州太守王仁堪按例请见。正在谈话之时，有人忽然送来一封密信，并且请求马上回复，按照功令，典试之人在路途之中不准与亲友通报音信，以防营私舞弊。殷如璋得到密信之后，让王仁堪拆开来看。王拆信一看，大惊失色，立即叫手下人将下书人拿住。因为信中所写，都是贿买关节之言，并且夹带有一张一万两的银票。信的署名为“周福清”，此人为浙江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知县。殷如璋见事泄露，也拍案大怒，请示上司将下书入拿下严厉查办，以表明自己的清白，这样周福清便被收捕治罪。
由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出，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不仅花样繁多，而且比较普遍，因此造成清代科场中大案、要案多次发生。但不管朝廷动用多么严厉的刑法，因为利益所在，科场作弊现象总是有增无减，愈到后来，这种现象也愈加严重。
二、选拔举人的潜规则
每次大考，朝廷都要委派学政到各地专人专事负责。考官们得到这个差事，其出发点不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而是将到外地选拔生源的机会作为不可多得的敛财门径。学政选拔生员，往往不是依据考生的真才实学，而是视其家财富有程度而决定录取的对象。这些学政们，一到所派之地，除了接受各种好处外，其中最认真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手下人搞清楚考生们的家庭背景与经济收入状况。凡是家庭财力雄厚者，最容易中举。因为这些有钱人从此成为了考官们的门生，以后为了中进士与做官，他们对老师的报效自会源源不断。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中将此中奥秘描绘得淋漓尽致：
原来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了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那吴赞善自从二月初头到于今，那些新举人来京会试的，他已见过不少。见了张三打探李四，见了李四打探张三。如若是同府同县，自然是一问便知。就是同府隔县，问了不知便罢，只要有点音头，他见了面总要搜寻这些人的根底。此亦大概皆然，并不是吴赞善一人如此。目下单说吴赞善，他早把赵温的家私问在肚里，便知道他是朝邑县一个大大的土财主，又是暴发户，早已打算他若来时，这一份贽见，至少亦有二三百两。等到家人拿进手本，这时候，他正是一梦初醒，卧床未起。听见赵温两字，便教请到书房里坐，泡盖碗茶。老家人答应着。幸亏太太仔细，便问：“贽见拿进来没有？”说话间，老家人已把手本连二两头银子，一同交给丫环，拿进来了。太太接到手里，掂了一掂，嘴里说了声：“只好有二两。”吴赞善不听则已，听了之时，一骨碌忙从床上跳下，大衣也不及穿，抢过来打开一看，果然只有二两银子，心内好像失落掉一件东西似的，面色顿时改变起来。歇了一会子，忽然笑道：“不要是他们的门包也拿了进来？那姓赵的很有钱，断不至于只送这一点点。”老家人道：“家人们另外是四吊钱，姓赵的说得明明白白，只有二两银子的贽见。”吴赞善听到这里便气得不可开交了，嘴里一片声嚷：“退还给他，我不等他这二两银子买米下锅。回头叫他不要来见我。”说着赌气，仍旧爬上床去睡了。老家人无奈，只得出来回复赵温，替主人说道乏，今天不见客。说完了这句，就把手本向桌上一撩，却把那二两头携了去了。赵温扑了一个空，无精打采，快快的出门坐车回去了。钱典史接着，忙问回来的为什么这般快？可曾见着没有？赵温说：“今儿老师不见客。”钱典史说：“就该明儿再去。”到了明日，又赶了一个早跑了去。那老家人回也不替他回一声，让他一个人在门房里坐了老大一会子，才向他说道：“我看你老还是回去罢，明日不用来了。”赵温听了这话，心上不懂，正待问他，老家人便说：“我就要跟着出门，你老也不用坐了。”赵温无奈，只得依旧坐车回寓。钱典史知道他又不曾见着，晓得这里头有点不清，便把从前要靠赵温走他老师这条门路的心也就淡下来了。
原来，考官吴赞善之所以让考生赵温中举，并不是看中了他的学问，而是盯上了他的家财。这才是晚清科举场中的考官录取生员的真实目的。
三、点状元背后的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