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有一次和同事打赌扔硬币，如果出现他要的一面，他就赢1000美元，如果不是他要的那一面，则他付给同事2000美元。
听起来，这是一个对同事有利的打赌安排。因为，如果同事出资1000美元，就有50％的可能赢得2000美元，当然也有50％的可能将1000美元输掉，但其预期收益是500美元，即50％×2000＋50％×（－1000）=500。
但同事拒绝了：“我不会和你打赌，因为我觉得1000美元的损失比2000美元的收益对我来说重要得多。但是如果说赌100次的话，我愿意。”换句话说，他同事的观点可更准确地表达为：“一次不足以出现我所需要的平均定律的结果，但100次就可以了。”
在一个标准的扔硬币实验中，扔10次、100次和1000次得到正面的比例都是约50％，但扔1000次得到正面的比例比扔10次更接近50％，这就是平均定律。也就是说，重复多次这种相互独立且互不相关（下一次的结果与上一次结果无关）的打赌，同事的风险被控制住了，他将能稳定地获得这种“制度安排”的好处。
其实，同事更聪明的回答应该是：“让我们赌1000次，每次你用2美元赌我的1美元。”这时他的资产组合风险就被固定了，而且他的初始资金需要得很少，最多只要500美元（假定他在前500次都不走运，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他等于是将500美元分散到1000个相同且相互独立的赌次中了，这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将接近于零。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投资的理性！这也就是投资与赌博的区别：投资是经过“审慎计算”的赌博。对于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来说，收益的取得和风险的控制对于自身效用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金钱这一物品似乎并不适用——钱通常是越多越好。
古语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之有方。其中暗含了投资理性和消费理性之义，也道出了理性地对待财富之理。
那么，什么是理性投资呢？在经济学中，理性是指人们具有最大化自身效用的特性。在投资领域，投资者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即风险厌恶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爱好者。对第一种人来说，投资理性表现为：如果不存在超额收益和风险溢价，他是不愿意投资于有风险的证券的；第二种人则只是按期望收益率来决定是否进行风险投资，风险的高低与风险中性者无关；而第三种人则把风险的“乐趣”考虑在了自身效用中，即所谓“玩的就是心跳！”
经验数据表明，大部分投资者是风险厌恶者，尽管他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理性投资就表现为：收益增加自身效用，而风险会减少效用，多承担一分风险，就需要多一分收益来补偿，风险和收益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
再说消费理性。从理论上说，个人消费的最优点在于：所有消费品（包括闲暇）对特定消费者来说边际效用相等。假定在面包和牛奶之间选择，则面包吃得太多，会导致面包的边际效用减少（甚至会感觉厌恶），则应该减少面包的消费，而增加牛奶的消费，直到两者的边际效用相等。但在实际生活中，效用只是个人感受，受个人偏好影响，很难比较，更无法测度，从而消费理性是较难实现的。
与消费理性相关，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否对所有物品都适用？对面包和牛奶来说，显然是适用的。但对金钱呢？好像未必。常见越有钱的人，对金钱的渴望越强烈，正像通常所说的：越有钱便越吝啬，越吝啬便越有钱！
有一次，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同游，巴菲特让后者在外面买半打百事可乐给他，因为宾馆里的价钱是外面的两倍。后者对他的消费观念完全认同，欣然从命。这是他们的理性消费，即每一个硬币都要得到最佳使用。在另一个极端，我们则可以看到许多“穷大方”行为，越是没钱，越要摆阔，钱花得越是容易。因此，似乎与一般的消费品不同，金钱的边际效用非负（钱越多越好），且不一定递减。
消费理性还与理论上关于“选择的完备性假设”有关。根据该假设，若有物品A和B，则要么人们认为A比B好，要么是B比A好，要么是一样好，而不可能有第四种情况。若你选择了对你来说比较好的，那么消费就是理性的。但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中引述了一个“布里丹之驴”的故事，对“完备性”假设提出了质疑。
故事是说：布里丹有头驴，面对两堆草，因为无法选择哪堆更好，最后饿死了。显然它并不认为A比B好，也不认为B比A好，也不认为两堆一样好，从而吃任何一堆都无所谓！那么它是怎么认为的呢？也许它认为两堆都不好，而它想要的却没有出现。
因而，现实生活永远充满了比理论论证多得多的可能。世间万象，人生悲喜，并非是理论和理性所能囊括的。
因此，理性、效用、财富、快乐和人生一样，其实都是根本说不清的话题。千百年来，无数社会科学家进行了无数次论证和辩论，都无法对上述问题得出一致的结论，因为，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