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邪比周：与坏人结党营私、互互勾结。比周，结党营私。
蔽贤：遮蔽贤才。
举人：推荐、选拔人才。
督：监督、考察。
【译文】
文王问太公说：“君主致力于选用贤能，却得不到贤才辅佐之效，社会越来越乱，以致国家陷于危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太公回答说：“选举贤才却不能放心任用，这只有举贤的虚名，而没有用贤之实质。”
文王又问：“造成这种过失的原因是什么呢？”
太公说：“造成这种过失的原因在于人君喜欢任用世俗称赞的人，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
文王问：“为什么这样说呢？”
太公说：“人君常常把世俗所称赞的人当作贤才，而将被世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肖。因此，能多结党朋的人就被选用，而少结党朋的人就被黜退。若是这样，奸邪的人就会结党营私而排斥贤才；忠臣即使无罪，也被谗毁置于死地；奸臣虽然无德，却因虚假的声誉而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愈加混乱，国家也不免陷于危亡了。”
文王又问：“怎样举用贤才呢？”
太公说：“将相分工负责，根据各级官吏应该具备的条件选拔贤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考核他们的才学与贤能，必须名副其实，使其才德与官位相称。这样就可以收到举用贤才的实效了。”
【心得】
官场中历来一直有这种现象，举贤往往流于形式，没有收到用贤的实效。姜太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要害。
奸佞之徒常会结党营私、互相吹捧；而对真正的贤才，则恶意中伤，肆意排挤，甚至横加迫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君王不察，很容易就误用了这种小人，他们一旦得势，便会更加嚣张，结成党羽，扰乱朝政，而真正的贤才却被障蔽、被罢黜，甚至遭到被杀害的命运。
南宋时期，秦桧得到宋高宗的信任，官至宰相。1140年，秦桧怂恿宋高宗解除主战将领的军权，并诬构谋反罪状，杀害岳飞，促成了绍兴和议。秦桧任相期间，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极力贬斥主张抗金的官员，压制抗金舆论，篡改官史，奖励歌颂和议的诗文。他还推行经界法，丈量土地，重定税额，又密令各地暗增民税十分之七八，使很多贫苦农民家破人亡。这实际上是以举贤之名，用奸之实的闹剧，世风怎能不越来越混乱，国家怎能不越来越濒临危亡呢！
所以，姜太公主张举贤必须进行严格的考核，用“按名督实”的标准来杜绝一切官场的虚伪狡诈，使一切奸佞之徒失去进身的机会和钻营的缝隙，而给真正的贤才开辟出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十一赏罚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夫诚，畅于天地，通于神明，而况于人乎！”
【注释】
所以：用来。
劝：鼓励、劝勉。
示惩：表示惩罚的道理。
凡用赏者贵信：凡用奖赏的手段，最重要的是要兑现。信，信用。
用罚者贵必：凡用惩罚的手段，就要坚决执行。必，坚决实行。
莫不阴化：没有不替移默化的。阴化、暗中感化。
畅：感动。
【译文】
文王问太公说：“奖赏是为了鼓励好人好事，惩罚是为了警戒坏人坏事。我希望奖赏一人来鼓励一百个人，惩罚一人来警戒一百个人，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太公回答说：“凡是奖赏，贵在守信；凡是惩罚，贵在坚决实行。如果能对你所见所闻的事都做到赏必信、罚必果，那么你所未看到未听到的人，没有不潜移默化了。真诚，畅达于天地、上达于神明，何况对于人呢？”
【心得】
周文王深知，赏罚的目的，如果仅仅在于针对当事人本身，就失去了积极的社会意义。也就是说赏罚应当具有赏一劝百，罚一警众的作用，应当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文王并不十分明白。姜太公对此作了深透扼要的阐述。他认为，关键在于施行赏罚的君主是否具有“赏信罚必”的“诚心”。所谓诚心，就是出以公心而毫无偏私。不管谁做了好事，都不要埋没，都要论功行赏，给予鼓励；不管谁做了坏事，都不要袒护，都要量刑惩处，以为后戒。这样一来，想做好事的人，就会更加踊跃；想做坏事的人，就会望而生畏，而整个社会人心向善的风气就会因此而形成了。
姜太公之后，《孙子兵书》开篇就在“五事”、“七计”中提出“赏罚孰明”的问题，可见孙武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晋文公问狐偃说，给予士卒和百姓很多好处，如缓刑罚、补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军队勇于作战。对此，狐偃明确地说：“不足为战”。晋文公又问：“然则何如足以战民乎？”狐偃回答说：“信赏必罚，其足以战。”即该赏者一定要赏，该罚者一定要罚。
后来，晋文公依狐偃之言，执法严明，在战场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信，即言而有信。赏信罚必，是古今兵家极端重视的统御谋略之一。“若法令不行，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子兵书·治兵第三》）吴子也把“信赏必罚”看作对敌作战、欲求制胜的首要条件之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军能达此，胜之主也。”（《吴子兵书·治兵第三》）以上种种即是在强调：该赏的坚决赏，该罚的必须罚。
已经制定并公布了的军法军令，该执行的就必须贯彻执行，绝不能法而不信，令而不行。如果有一次不严行赏罚，失信于全军，则一切军法军令都难于继续执行。
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失败后，不仅挥泪处斩了失守街亭的马谡，重赏有功的王平，而且还引咎自责，上疏刘禅自贬三等，这是“信赏必罚”的典型例证，也是蜀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得好，诸葛亮对“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所以，诸葛亮死后，连曾受过他惩治的人也都为之悲痛涕零。
十二兵道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
武王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各设固备，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
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
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注释】
武王：文王之子，姓姬，名发。他继承父志，起兵伐纣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
凡兵之道，莫过乎一：凡用兵之道，没有比集中统一更为重要的了。一，统一。
独往独来：不受牵制，自由支配自己的行动。此指无敌。
黄帝：传说中中国古代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号轩辕氏。他曾得到各部落的拥戴，败炎帝、杀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一者，阶于道：统一的原则，贯通于自然规律。阶，一切事物凡渐而成其事者都叫做阶，此作动词，接近、进入之意。
几于神：差不多算是异乎寻常。几，接近，差不多。神，非凡，奇异莫测。
用之在于机：统一原则的运用在于机变。机，机变、计谋。
不得已而用之：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加以运用。
商王：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在牧野战败纣军，纣王自焚而死。
各设固备：敌我双方都设置了牢固的防守工事。固备，坚固的守备工事。
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外面假装混乱，内部要完整；表面显示粮食缺乏，而实际供应充足，士卒本为精锐之师，而故意表现出笨拙的样子。内整，内部完整。
阴其谋，密其机：隐藏自己的企图，深藏自己的计谋。
兵胜之术：战争取胜的方法。术，方法。
【译文】
武王向太公问道：“用兵的规则是什么呢？”
太公回答说：“用兵的规则，没有比统一意志更重要的了。统一意志，就能做到自由灵活、纵横驰骋。黄帝曾说：‘军队意志统一，就符合用兵的规则，几乎可达用兵如神的境界了。’这个规律的运用，在于掌握战机，造成有利的形势，而成功与否则在于君主运筹帷幄之中。所以古代圣王常称兵为凶器，非到迫不得已时才用它。”太公继续说：“现在商纣王只知道国家还存在，却不知道它已经濒临危亡；只知道纵情享乐，却不知道自己祸殃在即。国家目前还存在，并不意味着永远存在，是否永远存在，应看他能否做到居安思危，使其不亡；自己眼前的快乐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快乐，是否永远快乐，亦在于看他是否能做到乐不忘忧，使其无殃。现在你已经考虑到存亡的根本大事，还担心什么枝节的问题呢！”
武王又问：“两军相遇，敌人不来攻打我，我也不能去攻打敌人，双方各设置坚固的守备，谁也不敢率先发动攻击。如果我想偷袭敌方，又没有有利的时机，应该怎么办呢？”
太公回答说：“要使我军外面假装混乱，而内部组织却十分严整；表面假装粮草短缺，而实际上粮草供应充足。表面看来军队笨拙而迟钝，实际则皆是精锐之师。命令部队忽离忽合，士卒忽众忽散，仿佛号令不整、军纪不严。隐匿计谋、隐蔽企图，高筑工事、埋伏精兵，保持寂静无声，使敌人不知道我军的配备和意图，以便声东击西。”
武王说：“倘若敌人已经知道我军的实情，了解我方的计谋，又该怎么办呢？”
太公回答说：“用兵制胜之术，在于周密地察明敌方的军情，抓住有利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心得】
此篇阐述用兵的根本规律和出奇制胜的战术。
太公认为，用兵的根本规律，是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只有意志统一、力量集中，才能充分发挥君主的统帅作用，使全军的行动自由灵活、纵横驰骋，符合战争的规律，达到用兵如神的境界。所以在姜太公看来，战争既是杀人的凶器，又是智慧的艺术。
对于如何主动出击敌人、攻坚取胜，太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兵不厌诈，以种种假象迷惑敌方，造成敌方的错觉，使其作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策、错误的行动，这一系列错误的连锁反应，必定会将敌军引向错误的深渊，我军若能乘机出击，必定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然而，造成敌人的错误，并不等于敌人就自动败退了，最终打败敌人还得靠自己亲自动手。所以，打败敌人的前提不能建立在敌人犯错误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自身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的基础上。所以太公认为，如果我方的伪诈被敌人识破了，也可以打败敌人，那就是周密地明察敌情，抓住有利的时机，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
《孙子兵书·计篇》云：“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显然，这里所论述的与姜太公所言“兵不厌诈”的谋略思想是一致的。运用此一谋略，关键在于用兵作战变化莫测；抓住敌军的思维空隙，如果行动全在敌军意料之中，也就无法做到出其不意了。出敌不意之法，多出于常规、常法、常识之外。
李愬雪夜袭蔡州，乃是正确选择了敌军不易察觉的时候。
韩信暗渡陈仓，乃是正确选择了敌军想不到的路线。
《孙子兵书·势篇》又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杜佑注：“正者当敌，奇者从傍击不备；以正道合战，以奇变取胜也。《百战奇法·奇战》也云：“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孙膑兵书·奇正篇》云：“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又云：“发而为正，其未发者为奇也。”“正”是指一般的、正常的；“奇”则是指特殊的、变化的。
与姜太公“击其不意”的谋略思想相似，孙武也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相生”、“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孙武认为一个高明的将领，当随情况变化而变换奇正战法，犹如天地一样变化无穷，江河一样奔流不竭，应善出奇兵，打败敌人。他强调“示形”、“动敌”，认为这是出奇制胜的重要手段。
“奇正”战术的运用，大体包含以下内容：在作战部署上，担任守备任务者为正，集中机动者为奇；担任牵制者为正，担任突袭者为奇。在战术运用上，正面攻击者为正，迂回侧击者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在作战方式上，一般战法为正，特殊战法为奇；常法为正，变法为奇……战争史上，“击其不意”、“出奇制胜”这个谋略被广泛采用，精采战例更是数不胜数。
公元前718年，郑国进攻卫国，燕国出兵救援，与郑国的军队交战于北制（今河南荥阳县境）。郑国以三军部署在燕军正面，另派遣一部分兵力偷袭燕军侧后，燕军只注意了正面防备，不料背后却遭到了郑军的突然袭击，结果大败。
此外，姜太公所谓的“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的论述，是讲军队和战争的政治意义，与国家存亡密切相关。在姜太公看来，一方面“兵为凶器”，是杀人的工具；一方面又“兵者利器”，是保卫国家的支柱。他特别提到“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这种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对我们当今民族、国家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