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文王曰：“古之贤君可得闻乎？”
太公曰：“昔者帝尧之王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泆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
【注释】
天下熙熙：天下纷乱的样子。熙熙，杂乱。
一盈一虚：时而富有，时而贫弱。盈，富裕、有余。虚，空虚、不实。
不肖：不贤、没有才能。
天时：自然变化的时序，指天命。
帝尧：传说我国古代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在位70年，禅让于舜。
王：统治、治理。
锦绣文绮：带有彩色花纹、美丽图案的各种丝织品。绮，纺织品。
玩好：供玩赏的东西。
垩：用白粉粉刷墙壁。
甍：屋脊。
桷：方椽。
斲：削，此为雕刻之意。
茅茨：茅草、野草。
粝：粗粮、糙米。
藜藿之羹：用野菜做的汤。藜、藿，指野菜。
无为：道家哲学思想，即顺应自然变化的意思。
旌别淑慝：表彰秉性善良、品德高尚的人。旌，表彰。淑慝，善良和邪恶。
鳏、寡、孤、独：鳏，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孤，幼而无父。独，老而无子。
【译文】
文王请教太公说：“天下熙熙攘攘，时而强盛，时而衰弱，时而安定，时而混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君主有贤明与不肖的差别吗？又或者是由于天命变化的自然结果？”
太公回答说：“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人民动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太平而人民安定。所以国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明与否，与天命的变化无关。”
文王说：“可以把古代圣贤君主的事迹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说：“从前帝尧治理天下，上古的人都称颂他是贤明的君主。”
文王又问：“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呢？”
太公说：“帝尧为君时，不用金银珠玉作装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珍贵稀有的异物，不把古玩器物当作宝贝珍藏，不听淫逸的音乐，不用白土粉饰宫廷墙垣。宫殿的栋梁、房椽、木条、支柱不作雕梁画栋的装饰，庭院的野草不加修剪。以鹿皮御寒、以布衣蔽体，吃粗粮饭、喝野菜汤。每逢耕作季节，不再使役人民，以免耽误农时，妨碍耕织。约束自己的心志，抑制自己的欲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治理国家。对忠心耿耿、正直守法的官吏，就提升他们的爵位；廉洁爱民的，就增加他们的俸禄。爱戴百姓、孝敬父母、慈爱幼小的，就关心敬重他；努力从事农耕、发展蚕桑的，就慰问勉励他。为了区别善良邪恶，对于秉性善良、品德高尚的人在其门闾加以表彰。以公正和礼节之心来处理政务，并以法律和规章为准绳来惩治邪恶。对于不喜欢的人，只要他有功绩也必加奖赏；对于偏爱的人，只要他有罪也必加惩罚。赡养所有鳏寡孤独的百姓，救济遭遇灾难的家庭。而他自己则生活俭朴，加上人民的赋税和劳役很少，因此，所有的百姓皆生活富裕而无饥寒之态，所以百姓爱戴他，有如天上的日月，亲近他有如自己的父母。”
文王听后感叹地说：“帝尧的德行多么伟大啊！他真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心得】
中国古代，对于国家盛衰兴亡的历史演变，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曰天命论；二曰人力论；三曰天命人力相持论。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姜太公是标准的人力论实践者，他对“天时”（天命）抱持着完全否定的态度。
历史记载着人类演绎的经过，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运行，都是人类自身选择的结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存在非人的意志或规律来决定的神话模式。姜太公完全肯定人力的决定性作用，其观点是十分深刻而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人力，姜太公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君主，二是民众。他首先强调君主的贤明，指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治而民安”。这似乎过分夸大了君主的作用，其实不然，因为姜太公是从盈虚祸福两个方面来立论的。与人民与国家的祸乱衰亡之源无关，只有君主，因为身为一国的领导者，才有可能造福于民，也可能遗害于国家。
姜太公特别强调，遗害之根在于君主，而造福却非君主个人能力所能及，因此还需要百姓们的共同努力。他用人民的“尽力农桑”和“孝慈”之风来说明这个道理，同时指出“万民富乐”才是国家兴盛的根本，一个贤明的君主，其职责就在于使“万民富乐”。为此，君主甚至要压抑自己的欲望，节制自己的享乐，尽力为人民奉献，而不是无度的索取。
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得爱民，凝聚人心，发挥人力。同样，作为军中统帅，要想在战争中取胜，依然要做到爱兵爱民，才能团结一致，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历史上有许多军事将领都非常注重爱兵爱民。如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就是一位爱兵胜爱子的名将。他在魏国当将军时，与士卒同衣食，共甘苦，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自裹粮负重。一次，他率军进攻中山国（今河北定县），军中有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疼痛难忍。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身为大将的吴起，不顾毒疮的脏臭，亲自为士兵吮毒，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样，部队的官兵关系得到进一步融洽，战斗力大大增强。吴起爱兵吮毒，几千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
又如北宋名将曹彬称病止妄杀，保全了金陵（今南京）城，堪称爱民典范。《宋史·曹彬传》记载，公元974年，曹彬奉命率领10万水陆大军进攻南唐，包围金陵。为了减轻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破坏，他下令对金陵城围而不打，并遣使劝降，迫敌就范，以确保古城安全归宋。然而南唐后主李煜执意不降。宋军围城十个月而不攻，将士纷纷请求屠城，以解心头之恨。在即将破城时，曹彬担忧的是克城之日，难以制止将士们的复仇行动和城内军民将遭杀戮。于是，他称病卧床不起。部将闻主帅得病，心急火燎，前往探视。曹彬对部下的问候闻而不答，请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曹彬恳切地说：“我的病非药石所能治愈，惟须诸公诚心发誓，在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只有这样，我的病才能不医而自愈。”大家深为曹彬的爱民之心所感动，即焚香起誓，表示不违主帅所望。破城之日，宋军严格执行曹彬的命令，使城内安然无恙。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进军江南，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深受感动，特地召谕蒙古军将领要学习曹彬的榜样。所以，繁华的金陵虽几经宋军和元军夺占，都依然保全完好。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各级指挥员，更是爱兵爱民的典范。人民军队从创建以来，就是官爱兵，兵爱官，官兵一致；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深。所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仅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且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军现代指挥员应不断发扬革命传统，把我军建设成一支更为强大的维护世界和平的人民军队。
三国务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注释】
为国之大务：治理国家的大道理。
薄赋敛：少向百姓征收赋税。薄，少。敛，征收赋税。
俭宫室台榭：少建筑宫室台榭。台榭：高大顶平的建筑物和建在上面的亭子。
吏清不苛扰：清廉的官吏不用苛捐杂税滋扰百姓。
疲：疲劳，此为劳民伤财。
吏浊苛扰：官吏贪污，苛杂税扰乱百姓。
驭民：治理民众。驭，驾驭，此为治理。
【译文】
文王问太公说：“我很想听一听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怎样才能使君主受到百姓的拥戴，人民生活得安乐幸福呢？”
太公说：“治国的根本道理，无非爱民罢了。”
文王又问：“应当怎样爱民呢？”
太公回答说：“要多给人民好处，而不加以损害；要促进人民生产，而不加以破坏；要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要杀害无辜；要给人民实惠，而不加以掠夺；要使人民安居乐业，而不使其困苦；要让百姓喜悦，而不要激起他们的怨怒。”
文王接着说：“希望你进一步解释其中的道理。”
太公说：“不要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给予他们利益；不耽误农民耕作时节，就是促进他们生产；不使刑罚加于无罪之人，就是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减轻赋税，就是给人民造福；少建宫室台榭以节省民力，就能使人民安乐；官吏清廉，不苛刻扰民，就能使人民喜悦无怨。反之，如果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损害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民耕作时节，就是破坏他们生产；假使人民无罪而加以刑罚，就是杀害他们；加重人民的赋税，就是掠夺他们的财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就是使他们陷于困苦；官吏贪污苛刻扰民，就会使得百姓怨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统治人民如父母爱子女、兄长爱弟妹一样，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虑，见其劳苦则为之哀怜。赏罚百姓，如同赏罚自己；征收赋税，好像夺取自己的财物。凡此种种，就是爱民的道理。”
【心得】
文王向太公请教治国的大道理，无非是想让自己受到百姓的拥戴，使百姓安居乐业，不致怨怒造反。
姜太公回答说，治国的大道理在于“爱民”。这就告诉文王，你如果想安享太平，受到人民的拥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得先爱护人民。人民拥戴你，并不是无条件的义务，因此，你甚至要牺牲一些个人的私欲，去满足人民的利益。
同时，姜太公认为“爱民”不是一句口号。从人民的物质利益到精神生活，都要全方位地予以关心、爱护，并且落实，既使人们生活得富裕安定，还要使人们心情舒畅。
继姜太公之后，孟子也强调“保民而王”。
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列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引起意识形态的变更。
统治者已经开始把人民的地位、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国家是否稳定牢固的关键。《左传》在记敘史事时，曾多次反映出“民惟邦本”的思想。孟子更明确地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保民而王”。
《战国策·赵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王派使者聘问赵威后，信还没有打开，威后就问使者，齐国今年收成怎样？百姓怎样？最后才问齐王可好。使者对此感到非常困惑，认为威后不先问王而先问岁与民，把贵贱弄颠倒了。
赵威后却说：“苛无岁，何以有民？苛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明确地申明，无民则无君，民为根本，与那种君贵民贱的思想恰恰相反。
赵威后并且还提出：“助王养其民”、“助王息其民”等有益于民生民心的贤者，应该受到重用，否则，“何以王齐国，子王民乎”？
对此，孟子则提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认为“人和”是制胜的根本，“城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曹操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能够力克群雄、统一北方，与他所采取的措施得到民众的拥护是分不开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民迫于战乱，生活流离失所，曹操将流民安置起来，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生活安顿下来。曹操所率军队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有一次，曹操率军经过一麦田，下令“践麦田者斩”的命令，当自己骑马经过麦田时，由于野鸟突然飞起导致战马受惊，践踏了一片麦子。曹操请求部队执法官对自己进行惩罚，最后“割发代首”，号令三军，以示警诫。此举深得民心。
正是基于对民心向背的考虑，故《孙子兵书》首篇就提出了“经之以五事”，五事之首为“道”。对此，孙武解释说：“令民与上同意也。”显然，其意也在于使人民与统治者的意志统一。
中国历史上，商灭夏、周灭商，都是在民众怨声载道之时。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时期，大国争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都相继成为地区或中原霸主，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霸王，关键在于他们在图谋霸业的准备时期，无不设法取得民众的信任。
刘邦所创立的大汉王朝，成为封建社会前期历史发展的高峰。不仅秦王朝所不及，唐王朝以前的任何朝代也难与之匹敌。从历史因素来看，刘邦致力于“伐无道，诛暴秦”的时代使命，并以秦朝覆亡为借鉴，采取了让民修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对后世许多封建王朝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初期的强盛，也与太宗采取的选用廉吏、惩治贪官、减轻禄削、注意民众、休养生息、推行均田制等措施有直接关系。
纵观历史，我们不能不说：“爱民”、“保民”是历史上形成的统治谋略中的瑰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言乃历代明智的帝王将相所普遍接受认同的观念。
吴起在向魏文侯进谏治国之策时，也提出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的谋略思想，主张以新兴封建阶级的“道、义、礼、仁”去引导、治理和安抚民众。在吴起看来，“四德”修好，国家就能兴盛、强大；废弃四德，国家就会走向衰败、灭亡。“四德”修好，可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就可以进行兼并战争，争夺霸权。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要“亲万民”，要求做到“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发展生产，保持国家安定。
姜太公说得好，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贤德之君，应该“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治国之要务，只有爱民而已。
君主制的实践者实际上是官吏。官吏在社会的运行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姜太公特别提到官吏的清廉与腐败问题，指出他们的行为与百姓的苦乐贫富息息相关。在古代社会，由于官僚制度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病，常常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个思想和《水浒传》作者的立场，相去不远，应该加以肯定。
四大礼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
太公曰：“为上唯临，为下唯沉，临而无远，沉而无隐。为上唯周，为下唯定。周则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
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听如何？”
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担。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止，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
文王曰：“主明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