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在鲁南阳都县（治今山东沂南南）一个家学传承的官宦之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卧龙的诸葛亮。
史书对诸葛亮降生的记载非常平淡。没有霭霭祥云，没有雷鸣电闪，没有紫气升腾，没有赤光照室，世上除了多一个生命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只有真龙天子的降生才伴有一系列祥瑞之象。诸葛亮不是真龙天子，“卧龙”，不过是后来人们送他的一个雅号。
然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诸葛亮的降生却是一件大事。
诸葛亮的父亲名叫诸葛珪，在泰山郡任郡丞。据说，他们的祖上原先并不住在阳都县，而是住在诸县（治今山东诸城西南）。他们的祖先是秦末农民起义首领陈胜手下的将领葛婴，后来被陈胜杀害。汉文帝时，为了追录葛婴反秦之功，便将他的孙子封为诸县侯。从此，葛婴的后代便世代居住于此，并把地名和姓氏合在一起，以诸葛为姓。
诸葛氏是齐鲁地区的显赫大族，在西汉时曾出过大名鼎鼎的司隶校尉诸葛丰。到东汉初期，这支诸葛家族才从诸县迁到阳都，到了诸葛畦这一辈，已经在阳都定居近一个世纪了。
诸葛珪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政治日益腐败、黑暗的时期。他给大儿子取名诸葛瑾，希望他像美玉一样洁白，也希望朝廷政治能像玉一样洁净。如今，继一男二女之后，诸葛亮又来到这个世上。诸葛亮的名字也是诸葛珪起的，意在让这个孩子发扬家族光明正直的家风，也希望黑暗的朝政变得光明起来。
诸葛珪也知道，自己的希望一半可行，另一半却可能会落空。诸葛珪相信有自己严格的教育，有世代家风的熏陶，孩子们的成长不会使自己失望。但是，对于朝廷政治他就不敢说了，诸葛瑾的名字已经叫了七年了，朝政并没变得像玉一样洁净，现在，黑暗的朝政能变得清明吗？望着诸葛亮襁褓中那甜甜的笑脸，诸葛珪心中不禁感慨道：这个孩子生不逢时啊！
其实，岂止是诸葛亮生不逢时，诸葛珪也生活在东汉政治最糟糕的时期。从诸葛珪记事时起，他就常听大人讲宫中宦官和外戚轮流秉政的故事。
自从汉章帝刘炬（76-88年在位）以后，东汉朝中继位的皇帝都很幼小：和帝（89-105年在位）十岁继位，殇帝（106年在位）“诞育百余日”继位，安帝（107-125年在位）十三岁继位，顺帝（126-144年在位）十一岁继位，冲帝（145年在位）两岁继位，质帝（146年在位）8岁继位，桓帝（147-167年在位）十五岁继位。“襁褓皇帝”和“童年天子”虽然有最高首脑的名分和地位，但却不可能有成熟的政治统治经验，因而不可能真正独立行使最高首脑的权力。真正的权力由皇帝的母后及娘舅家族掌握。这就出现了外戚秉政的现象。
然而，当小皇帝一天天长大以后，他们就希望从外戚的控制下摆脱出来，于是他们就依靠宫中与外戚不同的另一群人：他们虽出身卑微，却有着长期生长在宫禁中的经历；他们虽没有声望，却有着皇帝贴身的“殊荣”；他们虽没有社会地位，却在宫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和难以计数的耳目；他们虽没有官位，却有专擅朝政的权力。这批人就是宦官，成长起来的皇帝就是靠着他们的力量把外戚扳倒。
诸葛珪所生活的时代，正赶上新一轮外戚反对宦官的斗争。这次斗争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有士大夫集团的参加。
早在桓帝时期，郭泰、贾彪便被太学中万余名学生推为领袖，他们和李膺、陈蕃、王畅等互相赞誉褒扬，以致太学中盛传：“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当时被这种方式赞誉的除了李膺、陈蕃、王畅外，还有范滂、岑晊等人。他们痛恨宦官专擅朝政，以诛除宦官澄清政治为己任，因此也遭到宦官的报复。宦官们找了个借口，把士大夫集团的领袖人物诬为“党人”，将他们罢官、逮捕、通缉，制造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继位。灵帝继位时只有十二岁，是由外戚窦武和他的女儿窦太后策立的。窦武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小皇帝控制朝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撤消了党锢禁令，联合党人，企图把宦官势力打下去。不料，宦官们却事先知道了消息，他们抢在党人前面，又一次制造了“党锢之祸”，这一次对党人的镇压更加严厉，领袖人物入狱身亡，其他人则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搜捕通缉。被捕的百余名党人全部死于狱中，再加上在此之前已故者、被逼逃亡者、被流徙者，总共约有六七百人被牵连进来。此外，朝廷还下了一条严厉的禁令：党人永远不许为官。这条禁令是灵帝建宁二年（169）发出的，到诸葛亮出生这年，党人仍在被禁锢之中。
诸葛珪虽不是党人，但他的政治立场却是站在党人一边的。他痛恨宦官专权、误国、殃民，他不愿意与朝中恶势力同流合污。诸葛家族累世家学，社会地位很高。诸葛家族与朝中累世公卿的袁氏关系密切，按照其社会地位、政治关系，诸葛珪可以在朝中为官。但他觉得，在宦官把持下的朝中做官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因此，他只在泰山郡任郡丞，是郡一级行政长官郡守的副手。
诸葛亮的叔叔诸葛玄更是洒脱，他干脆断绝仕宦的念头，什么官也不做，却仍和被朝廷通缉的党人领袖刘表等人秘密往来。
尽管诸葛珪认为孩子们生不逢时，政治前途渺茫，但作为家学的传承者，他并未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他教孩子们学习《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及《管子》、《商君书》、《六韬》等诸子学说，更以自己的正直品格影响着孩子们。
比起同时代人，诸葛亮是个不幸中的幸运儿。
诸葛亮出生在具有丰厚文化土壤的齐鲁大地。
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早在西周初期，太公及其后代便在齐地实施“仁政”，周公的后代在鲁地实施“礼教”，从而为完整的儒家理论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儒学先圣孔子、孟子在这里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这里有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墨家、兵家、法家、名家、阴阳家、道家诸家学说曾在这里与儒家竞相争辉，产生过墨翟、孙武、慎到、田巴、邹衍、尹文等代表人物。
这里有推崇学术的优秀传统。许多大家族世代传承家学，累世通经、累世为官的不止一家。
这里有注重教育的优良风气。私学与官学并驾齐驱，孔子的私人办学和齐国的稷下之学是这两类教育形式的典型代表。
这里深厚的文化土壤为诸葛亮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诸葛亮日后对儒法思想的融汇贯通，对传统政治军事思想的发展创新，都与齐鲁文化的熏陶有关。
诸葛亮出生在一个具有优秀家风的家族。
这是一个嫉恶如仇、正气凛然的家族。诸葛亮的祖先诸葛丰，不畏强暴，惩治外戚许章的事迹被史家记人史册，诸葛亮每读《汉书》，都能从祖先那里感受到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骨气。诸葛亮的父亲、叔叔同情党人，不与宦官为伍的充满正气的行为，更是深深地影响了诸葛亮。叔叔诸葛玄，给他讲了许多党人的事迹。如党人领袖陈蕃，十五岁时曾独居一室。他父亲的朋友一次来到他家，见院内屋里脏乱不堪，便问：“你为什么不将屋子打扫干净来迎接客人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再比如，党人领袖李膺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治今河南沁阳）县令。他在任贪残无道，甚至无故杀害孕妇。当他听说李膺准备惩治他时，便藏进张让家中。李膺知道后，便率领将吏将张朔从张让家中搜出，审讯后立即正法。这件事以后，“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又比如，党锢事件发生后，朝廷下令逮捕党人。党人领袖范滂听说县中正在为拘捕自己而为难时，便到县衙投案。县令郭揖表示宁可弃官不作，也要放范滂逃生。范滂却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他从容地诀别家人，然后慷慨就死。党人这些忧国忧时、心怀济世、嫉恶如仇、不畏强暴、舍生殉道、敢做敢当的品质，深深地震撼着诸葛亮那幼小的心灵。他从叔叔那里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污蔑别人钩党不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国贼，而那些身背图谋大逆罪名的党人却是国家的忠良之臣。任何事情都不要听别人怎么说，而是要看他们怎么做。
这是一个看重知识学问、讲求博学广闻的家族。诸葛家族累世经学，从诸葛亮的父亲、叔叔与汉末名士刘表、朝中公卿袁氏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名士之流。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自幼刻苦好学，年纪不大时便到京师游学，学习《诗经》、《尚书》、《左传》等儒家经典。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诸葛亮也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大约在诸葛亮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章氏因病去世了。章氏是个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的母亲，她不但支持长子诸葛瑾到京师洛阳去游学深造，学习儒家经典，还教诸葛亮认字，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母亲的去世，使诸葛亮感到失去了一位世界上最亲爱最慈祥的启蒙老师。哥哥诸葛瑾也中断了游学生涯回乡为母亲守孝。失去母爱是不幸的，但诸葛亮感到比自己更不幸的是弟弟诸葛均。他那幼小的年纪，正是需要母亲爱抚的时候啊！诸葛亮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他觉得应该以自己的兄长之爱，去减轻弟弟失去母爱的苦痛。不久以后，为了照顾家庭，抚育孤弱，诸葛珪又续弦娶妻，把孩子们的继母领进了家门。
新来的继母很爱孩子，诸葛亮兄弟们对继母也很尊敬。母亲的去世，虽使诸葛亮失去了启蒙老师，但诸葛瑾的还乡，又使诸葛亮有了可以请教学问的兄长。孝敬、友悌、切磋、求知，一个经过震荡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和谐。
然而，好景不长。
诸葛亮八岁那年，父亲诸葛珪又因病去世。清人张澍引《诸葛氏谱》说：“玄死时，瑾年十三，亮年八岁。”此说错误颇多，疑为“珪死时，瑾年十五，亮年八岁”。封建时代，父亲是一家之长，家中的顶梁柱。顶梁柱的崩折，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长子诸葛瑾已经十五岁，承担起奉养继母的义务，八岁的诸葛亮、年幼的弟弟诸葛均以及尚未出嫁的两个姐姐全部由叔父诸葛玄抚养。
家庭的变化是巨大的，而社会的变化更是惊人。
早在诸葛亮四岁的时候，全国就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黄巾军主力很快遭到镇压，但黄巾军余部坚持斗争二十余年，给东汉朝廷以沉重打击。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东汉朝廷解除了党锢。党锢的解除，给了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他们关心政治、匡时济世、舍生殉道的精神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汉灵帝为了加强地方政权的力量，平定各地区的反抗，采纳了太常刘焉的建议，设立州一级的行政长官州牧，一改郡县两级的行政体制。出任州牧者，多为朝廷重臣，掌握州中财、政、军大权，“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东汉朝廷本想通过镇压黄巾起义，以加强中央的统治，但当黄巾起义的风暴过后，统治者惊奇地发现，欲恢复原来的秩序已根本不可能了。各地方豪强势力拥兵自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武装军阀集团。在中央朝廷，士大夫集团的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地方豪强在中央的政治代表。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少帝即位。在此期间，外戚何进企图在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下除掉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士大夫集团中的实力派袁绍又将宦官斩尽杀绝。随后地方军阀董卓进入京城，掌握朝政。关东的实力派又以讨伐国贼董卓的名义扩展自己势力。至汉献帝（189-220年在位）初年，全国各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大的武装割据集团：
公孙度占据了辽东（今辽宁西部）。
公孙瓒占据了幽州（今河北北部）。
袁绍占据了冀、青、并三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了江淮地区。
曹操占据了兖州（今山东西南、河南中东部）。
刘表占据了荆州（今湖北、湖南）。
陶谦占据了徐州（今山东东南及江苏北部）。
孙策占据了江东地区（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刘璋占据了益州（今四川及贵州、云南、甘肃部分地区）。
张鲁占据了汉中（今陕西南部）。
马腾、韩遂占据了关陇地区（今陕西西部、甘肃、宁夏及青海北部）。
以上的格局表明，由中央朝廷统一号令全国的大一统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土崩瓦解的时期，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夺地盘的时期，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期。
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诸葛亮是不幸的。
但从另一角度看，诸葛亮又是幸运的。因为这又是一个政治舞台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为实现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安定，从而出现的龙争虎斗各显英雄本色的时代，一个呼唤英雄、需要英才的时代。
如果说，诸葛亮家乡丰厚的文化土壤是他成长的地利，家庭的良好教育和影响是人和，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他成长的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终于使诸葛亮成为三国时期人才群星中最灿烂、最耀眼的一颗。
二
一千八百多年以前，齐鲁南部的阳都县（当时属徐州琅邪国）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发源于鲁沂山区的沂河，由于阳都县北面汶水的汇入，水量一下子加大了。奔腾的河水从阳都县的东面日夜不停地淌过，又在它的南面与发源于蒙山之阴的蒙河携起手来。西面是蒙山，北面有汶水，东面是沂河，南面是蒙河，阳都县就这样被山水环抱着，“烟水之胜，轶于江南”。
诸葛亮的家乡阳都是一块安定的绿洲。阳都所在的琅邪郡，当时隶属于徐州。黄巾初起时，青、徐地区的黄巾军没有来得及全面发动，所以徐州并不是主战场。这里黄巾军的力量损失较小，所以，就在诸葛亮失去父亲这一年的十月，青州、徐州地区的黄巾军又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朝廷的斗争。这时，任徐州刺史的是丹阳（治今安徽宣城）人陶谦。这个人是秀才出身，有文化，做过县令、幽州刺史，有政治经验，又参加过诸侯割据战争，懂得军事。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使他手下已拥有一支战斗力颇强的丹阳兵。所以，当徐州黄巾复起时，陶谦便把黄巾军拒之于徐州之外，使得徐州“州境晏然”。
其他地方可没有徐州那样的安定。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汉少帝即位，年十四岁。皇帝幼小，何太后临朝，何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与后将军袁隗共辅朝政。何进秉政后，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袁隗的侄子袁绍劝何进利用手中掌握重兵之机诛除宦官。何进认为袁绍说得很对，便去请示何太后，想求得她的支持。不料何太后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怀疑何进此举欲专杀擅权。袁绍见除宦官之事久无进展，便为何进出主意，让他召集四方猛将及诸路豪杰进京，胁迫太后清除宦官。何进便召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牧董卓进京。董卓还未到达京城，京城的两派势力却先杀起来了。宦官发觉了何进的意图，先发制人，杀死了何进。袁绍又带兵进入宫中，见宦官就杀，甚至有些不是宦官的人，因为没有胡须，也被当作宦官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