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庄子在《秋水》篇中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即是说人们由于空间、时间、教育的限制会形成许多认识的局限性。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大鹏，它的活动范围非常之大，上能达到九万里的高空，远能自北海飞至南海，行为极其豪迈壮观，貌似逍遥，实际上，它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形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必须上至高空才能不受山峦之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认为它过于费力了。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生暮死的小生物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这是生命短的局限。生命长的也是如此，能活2000年的灵龟和32000年的大椿，它们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庄子论证自由的逻辑进程，那就是离开自然原始本性愈远的物性，就愈不自由；因而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离弃物性，恢复自然的原始本性，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无己”的精神境界，从而克服时空等局限而进人永恒。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所以庄子得出结论说：“像那种能因顺自然的本性，适应六气的变化，而在广漠无穷中遨游的人，他还有什么凭借什么限制呢？所以‘至人’是‘无己’的，‘神人’是‘无功’的，‘圣人’是‘无名’的。”(《逍遥游》)只有这种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庄子理想人格的称谓除了“至人”、“神人”、“圣人”之外，有时也叫“真人”、“天人”、“全人”等。这种人物性格有些什么特点，或者说庄子的理想人格有些什么标志呢？从《庄子》一书的有关描述中，可归纳如下。
第一，这种人了解人生痛苦即不得逍遥的根源，那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自然、社会中许多非人的智能所能干预或改变的事情的限制，这种限制的力量庄子叫做“命”。他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另外，人一出生就遇到已经被社会上普通人认为是行为准则的伦理规范、道德法则的拘束，这些都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力量。庄子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自然和社会从外面强加于个人的，是无法抗拒的，必须顺从和适应它，否则就会使人遭到不幸和痛苦。这些事物有些带有必然性，有些则是偶然的，不过在庄子看来都是必然的，所以叫它做“命”。庄子所说的“命”，有命令必须听从的意思，也有今天说的“命运”的意思。庄子对“命”的认识是非常深刻和丰富的：其一，“命”是包括时机在内的时势的变化，这是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力量最无可奈何的。庄子在《秋水》中借孔子的口说：“我忌讳穷困已经很久了，然而还是不能避免，这是命运。我企求通达已经很久了，然而还是得不到，这是时运。当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穷困的人，并不因为那时人们都有高超的智慧；当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得志的人，并不是因那时人们都失去了智慧，这些都是时势造成的啊！”《秋水》中又借海神之口说：“古时候尧和舜因禅让而成为帝，燕王哙和国相子之却因禅让而使国家灭亡；商汤和周武王因争夺天下而成为王，白公胜却因争夺天下而招来杀身之祸。由此看来，争夺和禅让的体制，尧和桀的行为，哪种可贵、哪种可贱是由时俗决定的，不能认为是永远不变的。”“不合时代，违反世俗，就被称作篡夺的人；符合时代，顺从世俗，就称他为道义的人。”可见，个人努力的成功与失败，得福与取祸，以及是好是坏，是善是恶的道德评价，都不是自己能做主的，而是时势决定的。这种时势形成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庄子称其为“命”。其二，死生的变化，这是人最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生命是人们最珍惜的，没有人不想长寿，然而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谁也逃不脱的命运。《大宗师》篇说：“人的死生，这是命运，就像永远有黑夜和白天的变化一样，这是自然的规律。有许多事情人力是不能干预的，这些都是事物的实情。”人生同永恒的宇宙相比的确是太短暂了，正如《知北游》中老聃所说：“人生天地之间，就像骏马掠过缝隙一样，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万物蓬蓬勃勃，没有不出生的；变化衰萎，没有不死亡的。已经变化而生，又要变化而死，生物为之哀伤，人类为之悲痛。”所以人们莫不乐生恶死，忧惧死亡便成了人们难以摆脱的痛苦。但生命又是短暂的。人的生命不但是短暂的，有时也是无常的，是一个人自己左右不了的。任何人超越不了生命而存在，而生命的短暂则限制了人存在的本质，因此，这个生死大限的确是人痛苦忧思的重要根源。其三，在“至人”看来，人的情志与欲望是人在生活中不能达到“逍遥”的内在的心理根源。《庚桑楚》篇说：“贪图富贵名利、权势的欲望，追求生活享受的心理，以及爱、憎、喜、怒、哀、乐的感情等等，都是能扰乱人心、负累德性、障碍人获得宁静心境的力量，也是使人达不到自由境界的原因。而这些情志和欲望都是人的本性，一般人没有不崇尚声名、趋就利禄的”，“声色、滋味、权势对于人来说，不必学习心里就爱好它，不必模仿身体就会安于它。欲求、憎恶、逃避、趋就，本来不必教导就会，这是人的本性。”(《盗跖》)人的感情和欲望，得到了满足时就高兴，得不到时就忧愁，得到了又会担心失去。这样不论得到得不到，人总是处在患得患失的忧虑之中，所以说“人一出生，就和忧愁同生”。活的时间愈久，忧愁的时间也就愈久，“长寿的人昏昏迷迷，久忧不死，是多么痛苦啊！”(《至乐》)人被这么多的忧愁牵累着，怎么可能“自由”呢？所以，庄子认为这些都是“生之害也”(《天地》)，“天下之至害也”(《盗跖》)。因为它们不仅常常使人陷于各种各样的痛苦之中，一生“除了疾病、死亡、忧患之外，其中开口欢笑的，一月之中不过四五天而已”，甚至于为它们牺牲生命，“小人为财利而死，君子为功名而死”(《盗跖》)。其四，就是自然灾害给人造成的痛苦，也是妨碍人获得自由的根源，如大旱大涝、疾病瘟疫等。因此，能解脱这些忧苦和烦累的人，才能获得一种自由的心态，而一般人是不具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