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仪与社会文明同步发展
礼仪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它有明显的时代性。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见《论语·八佾》）周代的杞国虽然是夏朝的后裔，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周代的宋国虽然是殷朝的后裔，但是时代也变了，不但文献不足，而且现行礼仪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法证明夏朝与殷朝的礼仪是什么样子了。
孔子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见《论语·八佾》）孔子关于“周监于二代”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体现了礼仪的继承性，“吾从周”的意见也是基本正确的，这体现了礼仪的时代性。孔子作为周代的人，赞成周代的礼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说“吾从夏”或者“吾从殷”，那就是逆潮流而动了。但是，西周已经不复存在，东周也是名存实亡，孔子“从周”的立场，就不可能对周代的礼仪进行改革，适应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需要。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我们不能抹杀他研究、整理、宣传礼仪的伟大功绩。
这两条孔子语录证明了夏、殷、周三代各有各的礼仪，而且各有各的特色。他把礼仪看成是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够了不起的了，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鲁哀公曾经问过宰我（孔子的学生），作社主应该用什么木头，宰我回答说：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周代用栗木，说是这样能使民众战战栗栗。可见，三代建社之礼是有区别的。
二、历代礼仪是互有增删损益的
汉代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廷礼仪时说：“五帝异乐，三代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叔孙通的做法在当时可以说是正确的，借鉴古人为今人服务，原则是对的。因为他知道夏、殷、周三代礼仪之间，有所损益。“颇采”一些“古礼”是必然的，“秦朝”与“汉朝”紧相连接，所以，叔孙通制订汉朝新礼仪，“与秦仪杂就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也说过：“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班固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主张“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备。”我们构见中华礼仪，就应该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有用”部分，吸收其他民族的“适用”部分，抛弃“过时无用”部分。
考察一下先秦历代的养老之礼，便知它们各具特色。《礼记·内则》云：“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
其中，燕礼最轻，升堂行一献礼毕，脱履升堂，坐饮至醉。飨礼则体荐而不食，爵盈而不饮，依尊卑而为献，取数毕而已，食礼不饮酒，享大牢，以礼食之。
关于养老的处所，三代也不同。“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以上这些史料，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礼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古至今，历代礼仪，都是继往开来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礼仪，是有时代性的。
《荀子·礼论》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任何时代的礼，都是以当代物质生产水平而定，物质文明决定着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也制约物质文明，“两者相持而长。”荀子这一光辉思想，对于我们研究礼仪的发展史，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荀子说：“凡礼，始乎棁（通脱，简略），成乎文（完善的仪式），终乎悦校（令人满意）。”他认为，任何时代的礼仪都有一个从简略到完备的过程。我们认为，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从完善，过时，再到废止的过程。有识之士应该因时世人情而改革，创造适应新时代的礼仪，复古是没有出路的。孔子一生为礼而奋斗，但也坚持‘吾从周’的立场，所以周游列国也没得到重用。正如子路所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三、怎样评价孔子的礼仪观
孔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研究古代的礼仪是必要的，但是推行过时的礼仪是没有前途的。
孔子把原始公社时代的礼仪制度概括为“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孔子把夏禹、商汤、周文王时代的礼仪制度概括为“小康”：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困，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
孔子虽然有志于此，但是却实现不了。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和变革的时代，不但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实现不了，到了陈国和蔡国更不行，到了卫国，卫灵公虽然供给他生活用度，但也无所作为。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仍然回到鲁国。后半生主要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典籍。孔子对周礼的研究是深入的。对于礼仪的宣传是广泛的，但最终并未创造出适应封建时代需要的新礼仪。这一点是孔夫子的遗憾。
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各国“诸侯逾越法度，恶礼乐之害已，去其篇籍。”可见周礼已不适用于当时。“汉兴，拔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汉书·礼乐志》）可见叔孙通所定之礼适合刘邦的需要，初步适应了封建时代的要求。
后晋刘煦的《旧唐书·礼仪志》说：“虽仲尼自卫返鲁，而有定礼之言，盖举周公之旧章，无救鲁邦之乱政。仲尼之世，礼教已亡。遭秦燔炀，遗文殆尽。”这个评论非常精辟，令人敬佩。
所亡之礼教，是奴隶制的礼教。而新兴的封建社会，需要重建新礼仪，当然，重建是要批判继承的，而且要逐步完善。
四、小议古今礼仪的传承变化
《旧唐书·礼仪志》说：“汉兴，叔孙通草定，止习朝仪。至于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鸣球之备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语则有之，未遑措思。”肯定汉礼的草创之功，又指出不足之处，这样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对于前人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礼仪既然是与时俱进的，它就必然不断地弃旧更新。比如古代丧礼实行土葬，今天殡葬改革推行火葬，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古代的婚礼讲究结婚要互换庚贴（生辰八字），今天结婚讲究领结婚证，古代讲究多子多孙好，今天讲究只生一个好。古代讲究重男轻女，今天讲究男女平等。这都是因为时代文明进步了，所以，礼仪也就更新了。
古代上学要先拜孔子画像，今天上学要先升国旗。民国年间的童子军带青白两色领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先队带红色领巾，这是明显的时代标志。
“文革”期间，男女老少只许穿中山装，不许穿“奇装异服”。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服装是百花齐放，不但男人可以穿西服，打领带、戴礼帽；女人也可以穿高跟鞋，带项链了。这是多大的进步啊！中华民族正在一步一步的构建着一套新时代的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