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败，使明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幸有于谦等大臣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获胜，使明朝渡过难关。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出任御史，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宣德五年（1430），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兴修水利，整饬治安，赈济贫苦，锐意兴革，深得民心。在官九年，又升兵部左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时，“每议事京师，空橐（tuó佗），以人”①，“未尝以一物交当路”②，以此得罪太监王振。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大理寺少卿。后以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求留任于谦，当地诸王亦请留，明廷方命于谦出任巡抚。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人京，复任兵部左侍郎。翌年秋，瓦刺也先率军大举南下，王振挟英宗亲征。于谦与尚书邝壁极谏，英宗不听。及土木兵败，英宗被俘，京师大震。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廊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成王。英宗出征乃命居守京师监国）。成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事。“群臣聚哭于朝”③，莫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理鼓吹天命，惑乱人心，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④公开鼓吹逃跑。于谦严词斥责，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一渡事乎？”⑤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徐理不敢复言。郧王、皇太后采纳于谦建议，乃定据守北京之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部署保卫北京事宜。
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于谦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并撰词赞扬：“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⑥又作《石灰吟》诗一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当时国君被俘，大军压境，人心震恐。于谦不愿明王朝重蹈南宋亡国之覆辙，毅然肩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
于谦自八月十八日受命，至十月初瓦刺军大举进犯，一月之间，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备，改新内政，招募民兵，选拔文官武将，加强关隘防守……
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⑦。于谦于受命第二日，即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浙军，急赴京师守卫。同日，接受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⑧。遂奏请王征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次年五月的饷粮，一律于通州取给，军人则预支半年。于是，各地军队陆续到京，军粮有备，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诛杀王振余党、打击宦官气焰一事尤为大快人心。八月二十三日，成王登午门代理朝政。廷臣请族诛王振余党。右都御史陈镒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群臣满怀悲愤，伏地痛哭。王振余党锦衣指挥马顺叱骂群臣、，更加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跃起，奋臂抓住马顺头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咬其脸。群臣一哄而起，当场将马顺揍死。群臣怒揍王振亲信太监毛贵、王长随，一时“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脚王惊恐不已，起身欲退，群臣不知所措，盖马顺等奸党被打死，罪有应得，而臣下动武于大殿之上，也绝非正常。于谦罢众直前，掖住王衣襟，请成王宣谕：“顺等罪当死，”揍死马顺等大臣皆“不论”。成王又令缚王振侄王山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且查抄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此事件起于仓卒之间，群情激昂，事态发展难以预料。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当，使形势迅速平定，于谦功不可没。当日，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执于谦手，不胜敬佩，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从此，上下更敬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九月一日，群臣奏请皇太后立成王为帝，以安人心。王不肯即位。于谦正色上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如此始能制瓦刺之要索，放回英宗。”朱祁钰乃受命。六日即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于谦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尽心竭力，为时仅一月有余，防御力量迅速增强，一改原来惊慌混乱局面，军民官员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是时君臣也能同心协力。曾有人攻击“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为之声辩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与此同时，瓦刺军也正紧锣密鼓，作好了进犯北京的准备。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也先及脱脱不花率领瓦刺军、挟英宗大举南下，进逼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⑨也先知大同已有备，不敢攻，转而南进。初三日破紫荆关。也先挥军人关，直指北京城。
瓦刺军兵临城下，京师戒严。初五日，景帝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节制。是时朝野上下一片惊惶，人无固志，有言逃离北京，主张迁都南京者（徐理）；有言挑筑京师外城城濠，主张紧闭九城门，坚壁以避贼锋者（总兵官石亨）。于谦力主出城抗敌，曰：“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⑩
于谦遣诸将分率22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于谦本人驻营德胜门，加强主攻部队。部署既定，初九日，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并身先士卒，披甲戴胄，巡视指挥，以激励将士。于是将士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战。
十月十一日，瓦刺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也先因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遣使让明廷派大臣前来迎接英宗。借议和以探明虚实。明景帝乃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羊酒出城至也先营，也先令英宗带刀坐帐中。也先及伯颜帖木儿（也先弟）等皆全副武装，披甲胄，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公文，并语于王复等：“尔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等来，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景帝及部分廷臣欲议和，征询于谦。于谦斩钉截铁地回答：“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在于谦坚持下，也先议和诡计未能得逞。
十三日，瓦刺军攻德胜门、西直门受挫后，翌日，转而攻彰义门。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击。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瓦刺军前锋，然是时明军数百骑为争功，自后跃马冲击，阵营大乱。瓦刺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刺军追到土城。土城附近居民纷纷“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瓦刺军受阻，适王竑、毛福寿闻讯来援，瓦刺军遥见援军旗帜，仓皇退兵。
也先深入京畿，初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然经五天战斗，瓦刺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士气低落；明军自迎战以来，军民一心，屡屡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闻明朝各路援军将至，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率瓦刺军挟英宗先退，于谦侦知英宗已走远，命石亨等发大炮轰其营，瓦刺军死者万余人。于谦率军乘胜追击，夺回瓦刺沿途掳掠的百姓及财物无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除戒严。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大获全胜告终。明王朝转危为安。
也先败退后，阴谋侥幸取胜，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主和派大臣也意欲议和，主战派大臣则倾向于妥协。于谦力排众议，指出也先企图借此向明廷索取财物，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同时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切勿中敌人诡计，严密防御。又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因此景泰元年（1405），也先多次出兵南扰均未能得逞。
也先本以为俘获英宗，奇货可居，可用以敲诈金银财物，也可用以威胁明廷退兵投降，不料在于谦主持下，边镇有“瓦刺奉驾（英宗）至，不得轻出”之制约，也先派使“保驾”议和时，大臣有“社稷为重，君为轻”之劝告，奇货已不成为奇，留住英宗，已无作用。景泰元年（1450）八月，瓦刺与明议和，放回英宗。
景泰八年（1457），英宗复辟，改号天顺，史称“夺门之变”。
于谦在土木之变以后，力撑危局，在北京保卫战中功绩最著。及英宗复辟，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斩。于谦遇害当日，“行路嗟叹”，“天下无不怨之”。查抄于谦家产时，“家无余资。独正宝缡钥甚固，后视，则上（景帝）赐蟒衣剑器也”。
于谦之婿朱骥将于谦灵柩归葬于故乡杭州西湖边。青山埋忠骨，长为人们凭吊。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其绝命书中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出对爱国志士于谦无限敬慕之意！
注释
①《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④刘定之《否泰录》。
⑤《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⑥明叶盛《水东日记》。
⑦《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⑧⑨《明通鉴》卷二四。
⑩《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袁彬（北征事迹》。
《明通鉴》卷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