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比他来得更早，且占了大部分位子，便下令把所有门关闭。他对冲锋队员们说，他们效忠运动的机会到了，“除了死后被抬出去，否则，我们谁都不准离开大厅。”他们的理论是，进攻是最佳防守，所以，一发现暴力的迹象，就立刻袭击。“回答是三声‘万岁！’一声比一声粗。”希特勒这段带浪漫色彩的叙述，在他的追随者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反映。如同希特勒毫无疑问是这样看待自己一样，他的追随者们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必须靠战壕里出来、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才能为祖国恢复荣誉和光荣。
正当希特勒朝讲台走去时，工人们高声喊叫，以示威胁。希特勒置之不理，继续前行。此时，赫尔曼·埃塞已站在前边的一个讲台上，叫大家安静，准备开会。他跳下台，希特勒登台开讲。开始时，会场上传来“呸！”声，但是，即使前来讥笑的人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这样，他便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讲了半个多小时。不过，他的对手们正在等待时机下手——他们把不计其数的啤酒瓶子藏在桌下，以充当武器。猛然间，某人打断了他的讲演，希特勒大声反驳。大厅内，愤怒的喊声此起彼伏。有个男人跳上椅子，高喊：“自由！”有个啤酒瓶朝希特勒脑袋飞去。接着又有七八个飞将过来。“蹲下！”前排的小伙子们朝妇女们喊道。施威耶太太应声蹲下。“除了怪叫声，啤酒瓶的乒乓声、扭打声、被推翻的橡木桌椅声和木椅的折断声，你什么也听不见。厅内，他们大打出手”。出于好奇，她抬头一望，只见希特勒仍站立不动，尽管啤酒瓶在他周围四散乱飞。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冲锋队员们，大显身手，凶狠扭打，不到半小时，敌人全被赶下了楼。看上去，厅内好像刚挨过炸弹似的，桌椅全被打翻，到处都是啤酒瓶。在嘈杂声中终于传来了赫尔曼·埃塞的声音：“继续开会。请发言人继续演讲！”
希特勒继续演讲时，他的冲锋队员们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被抬了出去。希特勒讲毕，掌声四起。就在这时，一位警察急急忙忙跑了进来，大声喊道：“散会！散会！”
霍夫布劳斯的争吵向希特勒证明，只有不惧怕使用武力者才能取得成功。那晚的胜利使希特勒及其德国全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威震四方。但是，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诚实善良的市民们便要求结束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巴伐利亚新政府也急于遏制希特勒，但又需要确实抓住希特勒挑衅的把柄。新政府发给希特勒一张携带手枪的许可证，以示公平较量。
他的炫耀武力，是全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众表示不满的先兆。那年早些时候，德国拒绝了盟国增加战争赔款的要求，法军和比利时军占领了杜伊斯堡和杜塞尔多夫，以示制裁。两个月后，盟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德国每年支付20亿马克，连同德国出口总额的25％，作为赔款。通牒还同时威胁说，若不答应，他们便将鲁尔区全部占领。
温和而保守的内阁决意不从，但此时已由政府控制的“中央党”却屈从于盟国的要求。这个投降行动激怒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包括暗杀“中央党”的领袖、签署停战条约的“罪犯”马西阿斯·埃尔茨伯格等。那些要求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德国人，许多都把杀人凶手当作英雄来欢呼。
1921年年底，国联宣布波兰将收回上西里西亚。这又成了激怒民族主义分子的新的原因。冬季来临和马克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困难，都加剧了德国人的不满情绪。1922年复活节星期天，外交大臣霍尔德·拉德诺突然转向东方，在拉巴罗与苏联签订了条约。这又使暴力的气氛加剧。反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之流，由于不懂得这一联盟对他们振兴帝国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对此举愤怒万分。德国从政治孤立中振兴，对西方盟国是个严重打击。对此，他们硬是视而不见。
德国与俄国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放弃彼此向对方提出的赔款要求，并恢复贸易。如事先未与对方商量，一方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会影响对方的经济协定。俄国需要现代技术；德国则决心违背凡尔赛条约限制军事力量的条款而又不引起设立在其领土上的国际限制委员会的怀疑。列宁早已要求德国协助苏联改组红军，而国防军的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也巴不得同意。于是，两国的军方便加紧联系，来往密切。小小的德国军队开始训练红军，还从中学到了使用特种武器的知识。
这种合作的范围多广，影响又有多大，批评拉德诺的人是无法计算出来的。尽管他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给德国的重新武装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他自己却被要求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的德国人说成是个赤色分子，原因是他们与苏维埃人勾结。这是在给他脸上抹黑。事实上，由于他决心遵守在凡尔赛条约中许下的大得可怕的经济诺言，他早已成了对西方奴颜婢膝的象征。另外，他是个有钱的犹太人，**又攻击他暗中为犹太人统治世界出谋划策。6月4日，这位天才的爱国者被两名“自由兵团”前成员用强盗式的办法暗杀。
同一天，巴伐利亚最可怕的行动分子交上了恶运，被捕入狱。希特勒对其追随者说：“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这样将一个人拖赴刑场。”话刚说完，他就被抛进斯达德廉监狱，罪名是煽动暴乱。狱卒领他进了一间带洗手间的牢房，“友善地”指出，这间房子曾有许多名人住过，例如巴伐利亚著名戏剧家路德维希·托马，革命家库尔特·埃斯纳。拉德诺被害的消息并未使希特勒特别高兴。这种孤立的报复行动，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此次的行动却给他上了一堂安全课。此后，他车后装上了探照灯，使任何跟踪车辆的司机“睁不开眼”。
由于此次暗杀，魏玛政府仓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这是一部严酷的法令，旨在阻止激进右派的恐怖主义。它遭到了巴伐利亚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就在吵得不可开交时，希特勒从斯达德廉出狱。在与狂暴的政治舞台隔绝期间，他不得不重新检讨其沸腾的思想。在约五星期的监狱生活中，除看书和思考外，别无他事。这使他得以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恐惧变成比较系统、目的性比较明确的理论。一出狱，他便不失时机地参与攻击《共和国保护法》。出狱当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锋利的讲演，题目叫《自由国家还是奴役》。表面上，这是针对新法的，实际上却是对犹太人及其独霸世界阴谋的痛斥。对犹太人为什么及如何取得了这样的权力，他使用的材料从未如此丰富；效果从未如此强烈；也从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释过。
在布尔格布劳酒店，他对听得津津有味的听众说，在民族主义和民间力量的理想与国际犹太主义的理想间，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全欧洲猛烈展开。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就是犹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运动的还是犹太人。说到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犹太人，作了一个耸肩的姿势，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他继而宣称，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强盗，是剥削者。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正准备决战，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国家解除武装，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为此，犹太人就得把敢于公开抗议的人的嘴堵上。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他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会十分艰难，赢得的东西没有，失去的却是一切。“与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桂冠，尤其得不到什么物质好处——更有可能在牢房里了却一生。今天当领袖的，必然要有理想。如果只是为了领导谁去反对谁，那么，一切就好像是不谋而合。”他之为理想而牺牲的号召使听众欢喜若狂。
在尔后的两星期里，希特勒继续不断攻击新法，到8月16日，他成了科尼希广场群众示威集会的明星人物，这次大会原系由“祖国联合阵线”召开，有慕尼黑各爱国社团参加联合抗议魏玛政府的新法令的大会。在希特勒一群人到会之前，会场比较安静。突然，远处传来了两个吹奏乐团的动人的乐声。接着，一队队带*字臂章的人们列队正步进场。他们共排成6个纵队，打着15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不到几分钟，广场上便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共有1．5万人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