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业步兵，重随贝当。
一战杀敌，多次负伤。
肉搏倒地，误为“阵亡”。
圣西尔军校的优秀毕业生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去向。戴高乐因毕业时成绩名列第13名，所以也享有此权。于是，他面临一个选择问题：到哪里去开始服役呢？按当时隋况可供他选择的有：享有最高传统威望的骑兵；多苦多难的步兵；1911年摩洛哥事件后变得吃香的殖民军；特别盛行的海军和新生的航空兵。经过深思熟虑，他令人意外地选择了步兵，决定到自己曾在那里当兵锻炼，驻在北方阿拉斯的步兵第33团去服役。戴高乐做出这一抉择的原因可能有三个：
第一，他可能看出了有效的骑兵在大量使用机枪的条件下，自然失去了昔日的荣誉。炮兵在法国被认为是辅助兵种。而要去特别流行的海军和新生的航空兵，则需要复杂的专业训练。只有步兵是他向往的能建立真正伟大功勋的主要突击力量，正如他后来在比约特开玩笑解释此事时所说：“步兵更有军队的味道。”
第二，他是里尔出生的人，与北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母亲和外婆的出身，决定了这个出生于里尔的人的服务地点。按照自己的性格和气质，他接近大大不同于南方的北方人的传统和精神。戴高乐深受法国历史的感染，主要是深受军事历史的感染。他知道，正是在北方进行过一些伟大的会战，他总觉得，好像他自己也参加过这些会战似的。他坚信，即将面临的会战必然会在这里爆发。
第三，戴高乐这时也已知道，菲利普·贝当于1912年6月被任命为第33团新团长。贝当不但才华出众，深孚众望，爱惜人才，而且对官方军事理论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谁主动出击，而是谁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火力。他还对部队中普遍为人接受的传统习惯挑战，公开支持军官到教堂做弥撒。总之，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官，有名望的指挥官，聪明、坚毅，要求严格，从他那里能学到军事本领。
于是，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戴高乐，于1912年10月10日戴着闪光的新生肩章，来向自己的上校贝当报到。贝当在阿拉斯的施拉姆营房里接见戴高乐，说欢迎他到“陆军”来。这时，一个高个子、黑眼睛、22岁的少尉，与一个蓝眼睛、目光锐利、留着稀疏短发、56岁的上校面对面地站到一起了。在军阶和年龄上如此悬殊的两个人却多少发现了一些相互的倾向。戴高乐的命运从此长期同贝当联系在一起了。
贝当原为上校，后来升为元帅。戴高乐作为一个青年军官，多年在贝当的领导下服役，把贝当视为老板，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敬意。有趣的是，后来贝当成为法国的叛徒、可耻地完蛋之后，戴高乐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了这种感情。戴高乐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所遇到的头一个团长是贝当，他教我认识了指挥艺术和指挥天才的意义。”［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戴高乐就这样在步兵第33团开始了独立生活。但不能说，他受教育的时期已经结束。军官勤务强化和深化了他的性格的某些特点。当时在法军中派系习气很浓，尽管共和国多次试图使军队实行民主化，但它仍保留着君主政体军队的基本特征。虽然教堂的作用受到有效的限制，但严格的君主体制却未动摇。
军队按照路易·菲利普时代1832年通过的法律建立自己的生活。甚至在“德雷福斯案”被揭穿后，一点也没有变。军队仍然是国家中的国家。军官蔑视一切非军人，蔑视议员、议会，特别是政府。因此，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军人没有选举权，形式上处于政治之外。但这只能加强军官对非军人的反对立场。不难看出，这一趋势与年轻的戴高乐的反议会情绪不谋而合。
职业指挥官可发号施令，决定下级的生死存亡问题，纪律特权不允许对命令进行讨论，剥夺了下级人员的讨论权。这些情况不可能不加强人的专横特性。这一点在戴高乐身上表现得也很明显。他过去就很难与人接近，现在当了军官，就更促使他认为孤独是自然现象。军职特别能使人变形，它能增加人的成熟、傲慢和自豪。而戴高乐在就军职之前，早就有类似这些品质的苗头了。
衔低、职小并未影响戴高乐极其勤勉和认真地工作。他认真给士兵们讲责任与义务，并能惊人地记住每个士兵的生活细节。而且每当随军神父在引用圣奥古斯蒂娜的一句话出现错误时，他总能立即给予纠正，同时他对全团每个人的战斗经历也都了如指掌。可是，军士们不喜欢拘泥细节的青年指挥官。他们发现戴高乐工作非常精细，认为对他们只能起妨碍作用。但是，戴高乐却对这些来自北方的矿工和农民的北方士兵非常满意。因为他觉得这些北方兵粗犷强悍，能吃苦耐劳，将来打起仗来必然大有作为。贝当很喜欢戴高乐对自己的天职如此忠诚。1913年，贝当曾给戴高乐做过这样一个鉴定：“该员从一开始即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对未来有伟大抱负的称职军官。”贝当当时还曾写道：“他聪明能干、恪尽职守，不论在射击训练或教学作业中都表现得很出色。一切赞美均不为过。”这是多么有分量的评价！
1913年10月，戴高乐晋升中尉。同时，不论当时还是后来，戴高乐都对上级从不逢迎。相反，他一直保持着自己原有的性格。当然，这不指那些轻率的任性。这里可回忆一个有趣的故事。1913年，有一次，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上，指导青年军官进行作业，给他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当他向他们讲述1654年的阿拉斯包围战，讲到孔代王子迂回罗堪库尔而使拉斐尔德军队陷入混乱时，突然，青年中尉戴高乐打断贝当上校的话说：“是蒂雷纳元帅在那里，他用炮火压倒孔代，才使阿拉斯得以解围的。”这话看来，当然是不知分寸的。可是，贝当因为早已反对官方强调以运动、刺刀和冲击为基础的军事理论，认为炮兵火力具有重要意义，强调炮兵的决定作用，所以不仅对戴高乐的插话一点也未表示出不快，反而挽起戴高乐的胳臂，拉着他离开其他军官，同他讨论起孔代和蒂雷纳的各自长处来。这是他第一次受到贝当的青睐。此后，这位青年军官也因此更加自信和受到爱抚，更不说从此他以军事历史知识渊博而闻名了。从此，在这位高级军官和这位有才华的青年之间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友谊。
然而，纪律重于友谊。1913年法国国庆节那天，贝当下令给戴高乐关禁闭处罚。其原因是当天贝当骑马检阅部队时，戴高乐竟让部队解散了，以致惹得贝当大怒并做出这一决定。戴高乐认为自己冤枉，但也无可奈何，准备放弃次日回巴黎看家的机会。可是，在最后一刻，贝当取消了对他的处分。戴高乐喜出望外，一口气跑到火车站，上车走进一个包厢时，不巧正看到贝当坐在座位上。
“啊，小伙子，你差一点赶不上火车吧？”上校说。
“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年轻人答道。
“可是，你那时还在被关禁闭哩！”
“那倒不错。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您一定会撤销的。”
这时，戴高乐对知识具有很大好奇心，经常阅读《时代报》。这使他的同僚大为惊奇，他们认为这份报纸相当严肃，“共和国”色彩太浓；同时在他的野战箱里还经常装着几份《半月丛刊》杂志。他在和平时期锻炼了自己的指挥艺术，掌握了每个人在20岁本应掌握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地理知识（如同加斯东·鲍纳尔出色的报道所说，他“能对塞纳河的支流了如指掌……”）。
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几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超过和排挤老牌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英法占有的广大殖民地。德国力图：击败其主要对手——英国，把它的殖民地据为己有；战胜法国，巩固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既占的地位；削弱俄国，从其手中夺取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打败比利时和荷兰，占领这些国家的殖民地；置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于自己的势力之下，并与奥匈帝国一起进一步巩固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英国想要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德国，同时削弱自己的盟国——法国和俄国。法国企图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俄国则企图阻止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的扩张，巩固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1911年4月，摩洛哥首都爆发反帝的人民起义。5月，法国借口保护侨民，派兵占领菲斯。7月，德国“豹号式”军舰驶入摩洛哥海域。在德法战争一触怒发之际，英国出面干涉。德国被迫承认法国为摩洛哥的保护国。但法国则割让刚果部分土地给德国作为补偿。结果法德关系表面缓和，实际日益加剧。
在摩洛哥危机还未过去，1911年又发生意土战争。意土战争加剧了巴尔干地区危机，导致巴尔干地区1813年接连发生局部战争，使巴尔干变成欧洲的火药库。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引起爆炸。
果然，1912年12月，欧洲陷入全面战争的边缘。这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对土耳其的战争似乎已近尾声。君士坦丁堡处于危急之中，土耳其同意休战。但是，奥匈帝国继续进行动员。有鉴于此，俄国在与奥国邻近的边境进驻重兵。俄国推迟老兵复员期限，禁止马匹输出。此时，领导法国政府的彭加勒也蠢蠢欲动。俄国和法国都还未做好战争准备。
这时，法国军队仅有48万人，德军有83万人。两军相比，法军差35万人。至于有训练的预备队，其比例也不利于法国。但是，法国统治集团的行动表明却仍在走向战争。彭加勒于1913年1月被选为法国总统。
1913年3月，法国通过了延长士兵服役期限的法令，规定士兵服役期限由2年延长至3年，指望以此来加强战备。但这一举措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