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雏鹰”，自幼好学。
性格独特，立志从戎。
在离巴黎250公里，与比利时为邻的法国北部省（诺尔省）里尔市，有一条中产阶级居住的繁华大街，叫做公主街。在这条大街上，有一幢看来极普通的白色二层楼房，门牌是公主街9号。这就是戴高乐外祖父的家。在这幢楼房的正面，正门上方的左侧，有一个供奉神的壁龛。壁龛里有一尊圣母德拉福伊的塑像，透过外面的铁栅，清晰可见。楼房正门的外围，不同于其他的豪华建筑，没有任何装饰，因为外祖父家是个不太富裕的小康之家。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当地政府给这幢小楼前大门的右上方挂上了一块闪光铜牌，上书：
祖国的解放者
1940年法国抵抗运动的倡导者
戴高乐将军
1890年11月22日诞生于此。
在1962年秘密军队组织活动猖獗时，曾在此门前爆炸一颗塑性炸弹，把这块铜牌上的“解放者”（LIBERATEUR）这个字炸掉了一半。但是，戴高乐出生的那个房间仍是安然无恙，只是当年的陈设已荡然无存，仅有一张小书桌陈列在那里。
戴高乐的妈妈让娜为什么要到娘家生戴高乐呢？这是因为在19世纪里尔有这样一种传统习俗，女儿要回娘家生孩子。遵循这个习俗，让娜的头两个孩子——戴高乐的哥哥格札维埃和姐姐阿娜丝都是在里尔娘家生的，第三个孩子戴高乐自然也就不能例外。
戴高乐降生后第二天上午，由父亲抱着来到教区一座华丽的巴罗克式教堂——圣安德烈教堂接受洗礼，被命名为夏尔·安德烈·玛丽·约瑟夫·戴高乐。夏尔是名，戴高乐是姓。教母是他的姨妈露西·玛约，教父是他的舅舅居斯塔夫·戴科尔比——里尔天主教研究院的一位教授。
几个星期后，戴高乐就由爸爸和妈妈带着回到了在巴黎的家。从此，这个里尔出生的小里尔人就成了“近世纪”的巴黎人，成了从杜盖式纳大街到圣弗朗索瓦·格札维埃广场这一高贵居住区里的巴黎人，在巴黎度过了他一生的大部时光。
亨利·戴高乐夫人亨利·戴高乐教授1895年10月，戴高乐还不满5岁就进圣托马斯——达广学校开始上学。据有的书记载，这个学校也叫圣玛利亚学校。学校创始人为让·德拉萨尔，名气不大。但学校遵循教会传统，纪律和教学都要求很严。学校设有哲学、数学和文学课。
在戴高乐入学的第二年，即他6岁的那年，他做出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举动。
原来，在1894年9月刚过圣诞节不久，法国发生了一起引起法国分裂为对立两大派的特大丑闻。丑闻发生的原因是，当时法国一个情报军官在清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施瓦茨·考奔的纸篓时，发现有人向这位武官出卖法国新式火炮和法军在德法边界部署情况的秘密文件。事发后，军方上层深恐自身受到连累，竟在毫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假借所查笔迹，诬告1871年加入法国国籍的犹太人、法国陆军总参谋部见习军官德雷福斯上尉，诡称此文系由德雷福斯所写。后经查证，此文的作者是法军总参谋部的一位花花公子军官埃斯特阿齐少校。不过，这一内幕长期被当局隐瞒。结果，在总参谋部压力下，秘密军事法庭不顾德雷福斯和律师的反驳和辩护，以莫须有的罪名公然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定罪宣判后，德雷福斯被当场撕掉肩章和军裤红色条纹，折断佩剑，在“处理犹太人”的狂呼声中，被押上船驶往南美的魔鬼岛。
这一冤案直至1906年7月12日始得平反。此日，法国高等上诉法院正式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原判是“错误的”、“冤枉的”，德雷福斯无罪。后来真相大白，这个大冤案是在法国反犹太主义的军官团操纵下，由军方上下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策划的。这一阴谋败露后，法国军队威信扫地。但是，阴谋者并不甘心。他们甚至企图对主持正义，支持给德雷福斯平反的人进行迫害报复。
与此同时，法国当局有些人把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归罪于教会，对教会人士也极尽迫害之能事。
而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也曾对德雷福斯的所谓罪行表示愤慨。但是，当此案真相大白后，他转而积极为德雷福斯进行辩护。因而他似乎顺理成章地被一些阴谋分子诬陷为“德雷福斯分子”。加上，他又是天主教师，自然有双倍理由遭到迫害。他自己也不知道何日会大难临头。
一天，沃吉拉尔区的一位警官趾高气扬地来到戴高乐的家门口，声称要找“戴高乐神父”有“公干”。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闻声走上前去，慢条斯理地对警官说：“尊敬的警官先生，我不是戴高乐神父，我是亨利·戴高乐。我想，这里没有你的什么公干！”
警官感到突然，不禁尴尬地说：“先生，你怎能说我来这里没有我的什么公干呢？难道你穿的平民服装能证明你不是耶稣教徒吗？还有，你总不能说你同德雷福斯上尉一点瓜葛都没有吧！”
亨利立即毫不含糊地、从容不迫地答道：“尊敬的警官先生，如果信上帝、爱祖国有违法兰西的神圣，那我可以跟你到警察局里去。”
这一席话弄得警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正在这时，站在亨利身边的戴高乐瞪大眼睛，气冲冲地对警官说：“一切卖国和亵渎上帝的人都将下地狱。你想让你的灵魂上天堂吗？警官先生。”
戴高乐的这番稚气的话语使得警官啼笑皆非，不得不灰溜溜地走开。因为戴高乐毕竟才是个6岁的小孩。如果要同他辩解，那无异于自找没趣。
当时，戴高乐的妈妈也对他口出此言感到惊奇，深恐触怒警官把爸爸带走，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在这里，戴高乐机智冒险的胆量也初露端倪。
戴高乐勇于冒险的胆量还表现在其他一些儿时的游戏中。凡是见过1900年间戴高乐的人，都能记起，他是个眼睛里显露出勇敢精神的瘦弱儿童——有的人说，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孩子。他的老同学说，他总是垂下眼帘，然而他对自己十分自信。10岁时，他像同龄的孩子们一样喜欢顺着楼梯的栏杆向下滑。有一次，他一不小心，没保持好平衡，摔了下来，摔得很痛。别人把他扶起来，关切地问他：“你心里不害怕吗？”他骄傲地回答说：“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不是生来就吉星高照吗？”
这个小孩很早就显示出绝不屈服的性格。谁也不认为他天真、顺从。当他向前看的时候，眉头紧皱，一只眼显示勇敢，另一只眼显示傲慢。有时，他陷于长时的忧郁沉思。但是，在多数场合下，他非常好动，很有挑衅性，既热心又厉害。他特别酷爱同农村的小孩一起玩打仗游戏。在孩子的房间里，就是他最爱闹，他常喊叫得令人难忍，常把书本、练习本和玩具搞得乱七八糟。家里人都说：“哪里出现夏尔，哪儿就不会有安静。”
于是，妈妈把对他的教育寄托给学校。1900年暑假后，让娜把戴高乐和他大哥格札维埃一块送进由他爸爸担任学监的沃吉拉尔耶稣教会学校上学，指望他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时，戴高乐还不满10岁。
1900年11月22日，在卢森堡公园里，有个身材高大、微微驼背、头发斑白、满身黑装的男子，沿着一条林阴道，从几个没有表情的塑像和几颗完全落叶的秃树旁走过。这就是耶稣教会学校的哲学教师亨利·戴高乐。他在沃吉拉尔大街，时而以严肃的目光，又时而以温和的目光，看着与自己并肩行走的、这时已年满10岁的儿子戴高乐。他们是从萨尔·贝尔纳剧院回来的。这个孩子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生日礼物，他手上拿着一份罗斯丹-埃德蒙的《雏鹰》的戏剧单。近几个月来，关于罗斯丹，戴高乐不知听到了多少传闻。据说，罗斯丹只要自己愿意，明天就会成为法兰西国王；他的声望，就是如此之高。
早在3年前，当英雄喜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上演后，罗斯丹的声望即开始闪出金光。罗斯丹再现了浪漫主义诗剧的古老艺术。他塑造的主要英雄西哈诺既令人悲，又令人喜。一个勇敢、高尚和聪明过人的形象，长着一个滑稽可笑的大鼻子，似乎体现了典型法国人的最优秀的品质。而新剧《雏鹰》则差得多。在皇帝被推翻后实际上沦为奥地利宫廷俘虏的所谓罗马国王拿破仑，其儿子的不幸命运在剧中可以说显示得极少。罗斯丹不由自主地确认拿破仑所说的真理：从伟大到谬误之间，仅有一步之远。在《雏鹰》里，尽管有壮丽的亚历山大诗、精彩的表演和华丽的装饰，但是毕竟悲剧与庸俗的滑稽剧混淆了，以致显得有些逊色。然而，它仍压倒了卓越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那个剧的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喝彩。不过，剧和书一样，随着读者和观众的思维，各有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