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在西宁府西三百余里，“环海居者皆蕃族”，其地西邻新疆，南接川藏，北连甘肃，东通西宁，“袤延二千余里”。青海在“唐以前为吐谷浑，唐末并入吐蕃，于是崇僧成俗”。明初“置西宁、河州诸卫，领以番酋，授以国师、禅师之号”，明中叶以后该地被土默特部所占领，迨至明末崇祯年间，被喀尔喀却图汗袭取。却图汗占领青海不到十年，又被和硕特部顾实汗击败。顾实汗“人据青海，分部众二翼，子十人领之”①。
罗卜藏丹津之叛。
英国制造的双桅单烟囱“致远”舰罗卜藏丹津系顾实汗嫡孙，康熙五十九年，曾从抚远大将军胤禵入藏驱逐准噶尔军。平定西藏后，罗卜藏丹津“阴觊先人霸业，总长诸部，乃于雍正元年（1723年）夏，诱诸部盟于察罕托罗海，令各仍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公爵”，“欲胁诸台吉奉己，如鄂齐汗（即达延汗）据唐古特（即西藏）以遥制青海”。因“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等不从”，罗卜藏丹津遂向彼等发动突袭，察罕丹津“仓卒不能抗，秋八月挈众内奔河州关外”②。
住持塔尔寺的大喇嘛察罕诺门汗，系察罕丹津之侄。罗卜藏丹津“以术诱惑使从已，大喇嘛既从，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犯西宁，掠牛马，抗官兵”③。青海各寺院（如塔尔寺、郭隆寺、石门寺等）喇嘛，纷纷披甲执兵器率僧俗民众烧杀抢掠，青海局势急转直下。罗卜藏丹津所率叛军距西宁止有十余里，攻打南川、西川、北川、新城堡、布隆吉尔等地，抢掠财物，烧毁民间草谷，胁迫当地百姓助其攻城，一时间“遍地皆贼”。
清军入青海平叛。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初二，清朝廷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旗大兵”，进军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年羹尧受命后，“分兵永昌、布隆吉尔，防叛军内犯”，“南守巴塘、里塘、黄胜关扼贼入藏之路；又请敕富宁安等屯吐鲁蕃，噶斯口截其通准夷之路”，“并移察罕丹津所部于兰州”④。
经年羹尧部署，从西安、固原、宁夏、四川、甘州、大同、榆林、土默特、鄂尔多斯、吐鲁番等处抽调绿旗、蒙古兵一万九千名，由岳钟琪率领，兵分四路，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推进；另派兵九千五百名驻守西宁各边口及永昌、甘州、松潘、里塘、巴塘、察木多、中甸等地。
平叛之战异常激烈，仅郭隆寺一战即歼叛军六千余名，据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折奏所言：章嘉活佛胡必尔汗原住西宁东北郭隆寺，该寺“属下喇嘛甚多”，胡必尔汗素与罗卜藏丹津相善。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郭隆寺众喇嘛忽聚兵操演”，“寺内喇嘛传令东山一带番人，约于十月十一日齐集拒战”，“反形已露”。“遂遣提督岳钟琪会同前锋统领苏丹、副都统觉罗伊礼布等统兵进剿”，双方在叛军营地——哈拉直沟展开激战。清军“直前奋击，斩贼数千，据其三岭，毁其十寨”，追击途中又“毁其七寨，焚房屋七十余所”。一月十三日，清军逼近郭隆寺，叛匪在“寺外山谷闻”设伏千余，未经接战，“皆逃入洞内”，清军“施放枪炮，复聚薪纵火，贼俱熏死”，“随毁郭隆寺”。章嘉活佛胡必尔汗已被众喇嘛“预先携往大通河西杂隆地方”⑤。
未几，清军又一举消灭“倚石门寺为巢穴，肆行劫掠”的叛军据点。清军“分为五路进发”，“奋勇齐击，杀死喇嘛番贼六百余人，搜夺得盔甲五十余副，刀枪撒袋等物甚多，因即将寺焚毁”⑥。
罗卜藏丹津接连遭受重创，和硕特部贵族“各杀贼来归”，“降其胁从部落十余万。罗卜藏丹津不支，遂通过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父亲索诺木达尔礼⑦进行斡旋。雍正二年初，达赖喇嘛即遣使至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处，为罗卜藏丹津求和讲情。
奇袭罗卜藏丹津营地。
在清军的追击下，罗卜藏丹津撤至柴达木以东的敖拉木胡卢，距西宁千余里。时值残冬寸草未生，罗卜藏丹津拥众十万以上。年羹尧拟奏请朝廷调兵两万，待入春后分四路进剿。岳钟琪“以青海辽阔，番众尚不下二十余万，我军深入，贼若散而诱我，击此失彼，四面受敌；我军如俟青草出时进兵，则彼马已得草十余日”，建议年羹尧“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马倍之，兼程击毒其不备”⑧。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岳钟琪率部追击罗卜藏丹津“蓐食衔枚宵进”，中途歼敌二千，使敌无哨探。“自出师至贼巢凡十五日”，“黎明抵其帐”，罗卜藏丹津“尚未起，马皆无衔勒，仓皇大溃。罗卜藏丹津衣番妇衣，骑白驼遁”⑨。清军在追出三百里后，“至桑骆海（青海西藏交界处）”，“路尽而返”。
此役俘获罗卜藏丹津母、弟、妹，歼敌八万，“降男女数万，驼、马、牛、羊、器械、甲帐无算”⑩。雍正帝在御制平青海碑文中称赞此役：“军士无久役之劳，内地无转输之费，克奏朕功，永清西徽。”
进剿余党。
从雍正二年四月，起“岳钟琪等统率官兵进剿于山险林密之处，奋战五十余日”，先后在桌子山、棋子山、天王沟、镇羌、石门口、宽沟等地分路进剿。“岳钟琪夜募死士，以降番乡导，援萝跻壁”，“直抵贼穴”。在“郭隆寺、郭莽寺逃出之喇嘛”煽惑下，纳朱公寺、加尔多寺的僧人“与贼串通”，而“先密寺番人顺逆无常，且与棋子山贼穴相连”，上述诸寺均被“焚毁”。在平叛过程中“辟青海域千余里，分其地赐各蒙古”。
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年羹尧所拟定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审议，于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颁行：
一、“青海各部落人等宜分别功罪，以加赏罚”；
二、“青海部落宜分别游牧、居住”，请照内札萨克（即指内蒙四十九旗）编为佐领，“每百户编一佐领，其不满百户者为半佐领，将该管台吉俱授为札萨克”，“每札萨克俱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员，每佐领俱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员、领催四名”，“每年会盟，奏选老成恭顺之人委充盟长，不准妄行私推”。
三、“朝贡交易宜按期定地”，“由边外赴京进贡青海诸王贝勒”，“三年一次”，“其与内地之人互相交易之处，则定以每年二月、八月二次交易”，在“西宁、西川边外”的“那拉萨地方”进行，“不准擅移”；
四、“将不愿为青海属人之喀尔喀等，照青海例编旗，分为佐领，添设札萨克等，分驻剿灭逆贼之旧地”；
五、“西番人等宜属内地管辖”，“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自明以来，失其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以便抚治，将番人心服之头目，给与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衔”；
六、取缔达赖喇嘛在打箭炉，向过往贸易人征收的“鞍租”；
七、对喇嘛寺庙定期稽查，“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不得超过三百，“每年稽查二次”，“番民之粮俱交地方官管理，每年量各庙用度给发，再加给喇嘛衣服银两”；
八、加强陕西边防，“于西宁之北川边外、上下白塔之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一带地方创修边墙，筑成城堡”，组织民人去肃州以西垦种（该地肥沃），“修城驻兵”；
九、甘州等处添设官弁；
十、里塘、打箭炉等处，添设官弁；
十一、边地弁兵归并裁汰；
十二、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军罪人犯“尽行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
十三、番人部落善加“抚绥”。
根据善后十三条，青海共编二十九旗，其中和硕特二十一旗（乾隆时增一旗）；土尔扈特四旗；喀尔喀一旗；辉特一旗；准噶尔一旗。
年羹尧在十三条之外又提出禁约十二事，亦被清朝廷批准执行。
注释
①②③④《圣武记》卷三。
⑤《清世宗实录》卷一五。
⑥《清世宗实录》卷一六。
⑦索诺木达尔礼系罗卜藏丹津岳父。
⑧《圣武记》卷三。
⑨罗卜藏丹津仅带二百人逃至噶尔逊河，横越戈壁，北投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死后，罗卜藏丹津拟谋杀新继立的噶尔丹策零，事觉被执。
《圣武记》卷三。
《岳襄勤公行略》。
《圣武记》卷三。
《清世宗实录》卷二○。
西宁寺庙，喇嘛多者达二三千，且私藏盔甲，“遂成藏污纳垢之地”，叛应罗卜藏丹津。
《清世宗实录》卷二○。
禁约十二事规定：朝见、进贡定有期限；不准自称盟长；不许扰累番民；不许和硕特将游牧青海的喀尔喀、辉特等部占为属下；编设佐领；贸易定地限时；背负恩泽必行剿灭；恪守所划散界不得强占；不许抢掠往返官员、商贾；严禁父死妻继母、兄死妻嫂的旧俗；察罕诺门汗喇嘛庙内不可聚众议事；内地派遣官员。只要携带谕旨，不论原有品级大小，蒙古王公俱行跪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