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开元盛世”，人们就会想到风流天子李隆基。的确，“开元盛世”在他当政期间出现，是与他的励精图治分不开的。但是，志满者易骄，贪色者易迷。聪明非凡、多才多艺的李隆基的一生，可以说是用莺歌燕舞和腥风血雨的双重笔墨，塑造了一个善始而不能善终的帝王典型。
一代女皇武则天死后，在宫廷几度喋血之中，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皇位。这位自命不凡的天子，选贤任能，发展经济，收复失地，在前代奠定的基础上，把隋末战乱后百年的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巅峰阶段。可惜在他当政后期，志得意满，出现种种失误，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他本人也在郁郁寡欢的“太上皇”生活中离开了人世，李隆基自幼聪慧果敢，抱负不凡。他先与太平公主联手，佐父平定韦后之乱，成为皇储，继而受父之禅。在太平公主发动政变的危急关头，先发制人，粉粹政变。在宫廷几度喋血之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唐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李隆基诞生于有名无实的睿宗之家。他睁眼看到的，不是李唐江山，而是武周天下。这个睿宗李旦的第三子，自幼聪明果敢，抱负不凡。他在宫中常以“阿瞒”（曹操）自诩，表示自己要有一番作为。据说7岁那年，他例行到朝堂参加祭祀仪式，当时颇为得势的金吾将军武懿宗对他的随从大声喝斥，李隆基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轻蔑，立刻声色俱厉地回答武懿宗：“这是我家的朝堂，关你什么事？你敢欺负我的随从？”他的祖母武则天知道这件事后，对李隆基马上另眼相看了。第二年李隆基被封为临淄郡王。
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昏庸懦弱，大权操在妻子韦后、女儿安乐公主手中。曾拥立中宗复位的张柬之等功臣均遭贬逐，武三思等武氏势力重又崛起。中宗的太子李重俊在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的帮助下，率千余骑兵发动政变，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等武氏同党。在进入古代人物后宫，准备追杀韦后、安乐公主时，被反戈的乱军所杀。韦后经此宫门变故后，更加凶狠起来。她向中宗诬告当时的相王李旦（李隆基之父，中宗李显之弟）和太平公主（李显之妹）参与太子李重俊的政变阴谋，要求中宗将他们处斩。中宗惊愕不定，幸亏吏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肖至忠提醒：“难道陛下就容不下一弟一妹吗？”李旦和太平公主才免遭一死。
韦后与安乐公主均非等闲之辈。韦后想学武则天的样子，当女皇，安乐公主则想当“皇太女”。太子李重俊政变失败被杀后，韦后更加肆无忌惮。她援用从兄弟韦温等掌握大权，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又大肆修建寺院道观，朝政日非。景龙四年（710年），韦后与安乐公主在中宗最喜欢吃的馅饼内放入毒药，中宗中毒身亡。韦后扶持16岁的温王李重茂即位，自己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并准备在清除相王李旦、其子李隆基及太平公主后，正式登位当女皇。这时，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联手，率万名羽林军抢先突人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李旦睿宗的帝位，李隆基也因功立为太子。
睿宗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太平公主既是其妹，又有平乱拥立之功，本身又具有母后武则天的阴狠刚烈的性格；李隆基自幼聪慧不凡，文兼武备，又是正儿八经的皇太子。二人由起初的联手，开始对峙起来，当时称为“太子派”与“公主派”。太子派以李隆基为首，包括姚崇、宋璟等人。“公主派”以太平公主为首，包括窦怀贞、肖至忠、岑羲、崔浞等人。两派势力旗鼓相当，各不相让。睿宗李旦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稀泥抹光墙。先是重用李隆基的“太子派”，后又重用太平公主的“公主派”。实在平衡不下去了，就准备退位，让李隆基接班。但太平公主岂能袖手，因为她也想当女皇。她曾以天象之变，对睿宗说：“彗星出现在天上，地下就要除旧布新，皇太子想要当皇帝了！”本想以此激起睿宗对李隆基的忌恨，不料反而促使睿宗下了最后的决心，表示要“传位避灾”。于是，先天元年（712年）八月，睿宗李旦传位给太子李隆基，但碍于太平公主的意见，规定三品以上官吏的任免和大案件大政事，仍由“太上皇”李旦亲自处理，李隆基尚未掌握重要实权。
李隆基登位之后，太平公主仍不放弃争夺最高权力的企图。她在宫中大量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的7个宰相中，有4个是她的亲信党羽。文武百官大多数也都依附于她。李隆基当然也在聚集力量，准备一决雌雄。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当李隆基获悉太平公主及宰相窦怀贞等，将率领羽林军于次日发动政变时，先发制人，率厩牧兵马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员尽被黜逐。至此，经过几度宫廷喋血，李隆基才真正获得最高权力。
在实际掌握朝政后，唐玄宗首先着力于整饬吏治，选用贤才。他裁汰冗员，恢复谏官参加议事之制，尤重县令的选用，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奖罚分明，使吏治焕然一新。他注重宰相人才的选用，开元期间，贤相毕至，成为“开元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标志之一。
武则天当政时，出于广泛笼络人心的需要，在选用官吏方面，有极为冗滥的一面，故当时有“补阙（谏官）连车载，拾遗（谏官）用斗量”的“车载斗量”之说。中宗复辟时期，韦后、安乐公主把持朝政，在用人方面更加不守章法。安乐公主私用中宗的墨敕，纳贿卖官。她先准备好敕文，向父皇撒娇，央求中宗签上名，盖上御印，然后斜封，交由中书省，时人称为“墨敕斜封”，用这种方式获得官职者被称为“斜封官”。只要有人出30万钱，便可买到墨敕，出3万钱，则可买到当僧人的度牒（官方文书）。当时，不仅安乐公主，其他如长宁公主、上官婉儿等也都用这种方法纳贿卖官，每年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成为“斜封官”，使官吏队伍鱼龙混杂，甚至正不敌邪。
唐玄宗即位后，针对这一状况，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曾一次就裁汰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人，使官吏队伍面貌一新。并且明确宣布，自今以后，“官不滥升，名不虚受”，一定要量才委用，符合章程。
唐太宗时期，皇帝与宰相议事时，允许谏官与史官参加，以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但武则天当政时，许敬宗、李义府担任宰相，不敢把朝政公开，取消了谏官和史官参加议事会的制度。这样，谏官无法直接了解皇帝与宰相决策的内幕，很难及时提出中肯的意见，史官也只能听宰相的一面之辞，很难客观地记载皇帝的活动。唐玄宗亲自执掌朝政之后，于开元五年（717年），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除了朝廷内特殊机密外，允许谏官、史官参加皇帝与宰相的议事会议。
对于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县令人选，唐玄宗尤为重视。他说：郡县是国家行政的根本所在，郡县长官是首要的人选，我非常留意这方面的人才，量才委用，丝毫不敢大意。他有时亲自出题，考试县官，了解应试者是否了解治国安民之道。凡是考试成绩优秀者，即加以委任，拙劣者，即被罢免。开元四年（716年），在他组织的县令考试中，有45人不合格，这些人马上被淘汰。每当县令上任前，唐玄宗还要亲自召见，面授机宜。
为了确保官吏队伍的质量，唐玄宗还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开元年间，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托各道按察使到各地巡省风俗，观察得失。将地方官的政绩按5等划分，然后上报吏部审核。上等称为“最”，下等称为“殿”，中间三等依次定优劣，按最、殿来升降官吏。同时选京官中有才识的人任命为地方上的都督、刺史，地方上优秀的刺史升任京官。开元十六年（728年），唐玄宗还亲自选拔廷臣（京官）出任刺史。通过严格的考核和交流制度，较好地改善了吏治状况。
在严格考核制度的同时，严明赏罚。唐玄宗认为，有善必赏，才能激励有才能德行的人；有罪必诛，才能有效打击无才行恶之人。开元年间，他在整顿吏治中基本贯彻了这一原则。如同州刺史姜师度，重视农业生产，任职期间，组织农民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玄宗知道后大为赞赏，专门颁布了《褒姜师度诏》，并赐帛300匹，加封金紫光禄大夫。相反，刺史裴景先非法聚敛5000匹绢，玄宗亲自下令将其处以死刑；前太子太傅肖嵩，因向中官牛仙童行贿，被贬为青州刺史。
整饬吏治，除了裁汰冗员外，更重要的是选用贤才。唐玄宗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他当政的前期，十分注意贤德之才的选用，尤其重视宰相人才的选用。开元年间，可谓是宰相人才济济一堂，如姚崇，因善于处理棘手政务，又通权变，被称为“救时宰相”。史载姚崇与卢怀慎同时为相时，一次姚崇请假十余天，回来后发现政务堆积，卢怀慎不能决断，姚崇用了一会儿工夫，便处理得井井有条，人人叹服。某年山东发生蝗灾，地方官上书报灾，不愿捕杀，还说：“蝗虫是天灾，人力怎能捕杀，朝廷要行德政，灾害自然消失。”姚崇马上回书说：“依你的意见，假若地方官实行德政，飞蝗就不入境了。你那里蝗虫为害，那不就是你这个长官无德吗？”地方官被质问得无言以对，只好从命捕杀蝗虫。姚崇以后有宋璟，善于依法行政，选用人才。史称“姚宋”，成为贤相的代名。此外还有张九龄、韩休，敢于并善于进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玄宗都有匡正；张嘉贞善于治吏；张说善文章；李元德、杜暹尚节俭。均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开元盛世”的出现，与这一时期朝廷中贤相济济，有直接的关系。
在整饬吏治、任用贤才的同时，唐玄宗敢于惩治不法豪强，大规模检田括户，兴修水利，抑佛戒奢，使当时的农业、工商业及文化科技事业出现空前发展繁荣的局面，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标志。
玄宗即位之前，由于政府的勒索和豪强的兼并，均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出现“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局面。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玄宗积极支持官吏惩治地方上的不法豪强。如李元纮任京兆尹时，王公权要之家，都在郑白渠边上立水磑，妨害古代风景农田。元纮下令全部毁掉，以保证农田的灌溉，当地百姓拍手称快。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强夺民田，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依法惩治了王仙童，其他王公贵族见玄宗如此不讲情面，不以亲疏害法，都有所收敛。
为了把由豪强大族霸占的“籍外之田”收归国有，把由他们荫庇的“私属”逃户变为国家的税户，玄宗于开元九年（72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用了4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检田括户运动。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并把检括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对于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经过4年的努力，中央政府增户88万，检出大量土地，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百万。
武周和中宗时期，主要由于朝廷的提倡，佛教势力恶性膨胀。当时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寺院僧侣兼并土地，逃避税赋。时人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由于造寺不止，枉费财力达数百亿；不停地度人为僧，使免租庸者达数十万。国家财政支出成倍增加，收入成倍减少。唐玄宗即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元二年（714年），他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就有1万多人还俗。接着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佛经，并且禁止贵族官员与僧尼交往，使佛教恶性膨胀的势头得到遏止。同时，他大力倡导节俭之风，下令销毁乘舆服御、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奢侈品，宫中后妃以下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又裁汰宫女，将她们送还家中；毁掉武后所造的天枢，韦后所立的天台，以示与奢侈浮华的弊政决裂。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和努力，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经济社会出现了空前发展繁荣的局面。据时人元结说，开元天宝年间，从事耕作的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四海之内，无论山川沟壑，都是一片农耕兴盛的景象。稍后的杜佑也记载道，当时天下一斗谷物的价格，多则一二十文钱，少则只卖几文钱。一代“诗圣”杜甫曾热情讴歌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