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管霸业完成了，管仲也老了。后来，管仲病重至卧床不起。桓公为此非常忧虑和焦躁。一天，桓公亲自前往探病，小心翼翼地问道：“仲父的病很重了，这是勿需讳言的。假设不幸此病不愈，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呢？”管仲没有回答。桓公说：“鲍叔的为人怎样？”管仲回答说：“鲍叔是个君子。即使千辆兵车的大国，不以正道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他不可托以大政。因为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问：“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行。隰朋为人，有远大眼光又虚心下问。我认为，给人恩德叫做仁，给人财物叫做良。用做坏事来压服人，人们也不会心服；用做好事来熏陶人，人们没有不心服的。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而且，隰朋为人，在家不忘公事，在公也不忘私事；事君没有二心，也不忘其自身。他曾用齐国的钱，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而受惠者不知是他。称得上大仁的，还不是隰朋吗？”桓公又问说：“我若不幸而失去仲父，各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么？”管仲回答说：“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鲍叔牙的为人，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曹孙宿的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人，谁能得到一个？他们都是上等人才，现在我全部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那是什么缘故呢？”管仲回答说：“鲍叔的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牺牲其善；宁戚的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曹孙宿的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据我所知，按照消长盈亏的形势，与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还不是隰朋才行么？隰朋为人，行动一定估计力量，举事一定考虑能力。”管仲说完后，长叹一口气道：“上天生下隰朋，本是为我作‘舌’的，我身子都死了，舌还能活着吗？”以管子·戒阿关于管仲病榻论相还有第二种说法。管仲病重，桓公忧凄地问道：“仲父如果不幸弃寡人去，群臣之中谁可为相？”管仲答道：“知臣莫如君。”桓公问：“让易牙为相如何？他能把自己的儿子蒸了让我吃，看来他是没有什么不可放心的了。”管仲说：“爱子是人之常情。他对亲生儿子都如此残忍，对您又将如何呢？”桓公又说：“竖刁为了做我的贴身随从而自施宫刑，看来他是可以完全信任了。”管仲又反对说：“人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他对自己的身体都如此残忍，对您又会如何呢？”桓公又问：“卫公子开方侍奉寡人十五年，连他父亲去世都未回卫国，对他恐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吧！”管仲说：“爱父也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父亲都如此残忍，对您又将如何呢？”管仲不仅坚决反对这三人为相，而且要求桓公驱逐他们。（《说苑·权术》）桓公当即答应了管仲的请求把易牙等三人逐出宫去。
公元前645年，年迈重病的管仲与世长辞了。其后不久，隰朋也死了。齐国犹如失去支柱的大厦，局势急转直下。这时的桓公因为少了易牙等三人，食不甘味，宫内不治，上朝慵懒，心情不畅，自以为仲父所言也有不尽正确的时候，谁能说仲父的话都对呢？于是在管仲去世后的第二年，就把易牙等三人召回复职了，并且较之以前宠幸有加，用为近臣，三人于是乎专权。
桓公在位的第43个年头，即公元前643年，桓公病重。他的5个儿子各自村党，为争夺君位磨刀霍霍。易牙、竖刁。开方也乘机作乱。他们堵塞宫门，建筑高墙，把重病之中的齐桓公禁闭在寿宫之中，不使任何人出入。他们在外假传桓公之命，以号令群臣。桓公在病中又饥又渴，却不见一个人影。这天，一个宫女越墙来到寿宫，桓公说想吃点东西，宫女却一点食物也找不到；桓公说渴，一点水也没有。宫女把易牙等人作乱的事告诉了桓公。桓公听后，老泪纵横、慨然长叹道：“嗟呼！管仲真是圣人。他看得多么远呀！若死后真有灵魂，我将有何脸面去见仲父呢！”（《管子·小称》）说完后，以衣蒙面，死于寿宫。桓管惨淡经营了43年的霸业随之宣告结束了。
八遗教未泯
管仲虽殁，然而遗教未泯。他的治国之道，富国之方，强国之策，他的思想和主张，智慧和谋略，都集结在《管子》一书中，留传于后世。
《管子》一书因管仲之名而为书名。以人名书者，在我国古代子书中并不罕见，如老聃之与《老子》，孟轲之与《孟子》，庄周之与《庄子》，苟卿之与《苟子》等等皆是。至于管仲与《管子》书的关系却众说纷坛。韩非、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团等都认为《管子》是管仲的遗著。隋、唐、宋等诸代官修史书亦主此说。晋代傅玄则对遗著说提出怀疑，认为“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唐代孔颖达认为“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录。”其后，宋代叶适，朱熹，直至当代学者，认为《管子》非管仲自著之说者代有其人。各种说法，难以尽述，撮其要者，主要有：遗著说、部分遗著说、遗说说、管仲学派说、伪托说、杂烩说等等。不管说法多么纷纭，见解如何歧异，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其一，《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早在战国中期或以前就已广泛流传，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韩非子·五蠢》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由此可见：《管子》书在当时就相当流行，以至于达到“家有之”的程度。其二，《管子》是一部反映，或基本反映管仲思想，记述或转述管仲言行的书。《管子》既是管仲及其追随者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管仲的重要资料。
《管子》一书在先秦时期可能有多种抄本行世，现存版本则为汉代刘向所编定。刘向校书时，共收集到各种《管子》共564篇，校除重复484篇，定著86篇，分为“经言”气“外言”、“内言”兄“短语”气“区言”兄“杂篇”兄“管子解”、“轻重”等八类。现存《管子》已亡佚10篇，共有76篇。该书内容极其丰富，举凡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民俗思想、科技等无所不包，不愧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下面，就《管子》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政治思想
管仲是我国先秦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既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又有精深的政治理论，因而政治思想之丰富深刻，是《管子》一书的一大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法治。《管子》认为，法是治民一众的规范，行政布令的法宝。《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第二，尚礼义。《管子》认为，礼义乃治国之经纬。《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日廉，四日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第三，顺民心。《管子》认为，民为国本，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它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民情可得而御之”的理论，因而主张政要顺民心，合民意。《管子·牧民》：“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第四，行教化。《管子》主张教民知礼懂法，反对诛而不教的极端做法。《管子·权修》中说：“凡牧民者，使土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
第五，官贤能。《管子》认为，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选贤任能。《管子·立政》中说：“君之能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日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
（二）经济思想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管子》一书的经济思想最为丰富。《管子》不仅论述了自然经济，也论述了商品经济。其涉及面之广泛，见解之精辟，均为先秦其他子书所不及。仅就《管子》的经济思想举其大端于下：
第一，农本思想。《管子》认为，只有以农为本，才能富国、安民、强兵。《治国》中说：“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又说：“民事农则因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
第二，禁末思想。《管子》的禁末思想与历史上传统的“轻末”、“抑末’是有区别的。《管子》所指的“末”，是专指文巧、玩好、奇珍等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不是指一般的工商业。《立度》中说：“工商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由此可知，《管子》把禁止重在“刻镂”、“文章”的末业视为国家达到富裕的必由之路。
第三，轻重规。《管子》轻重概念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广义上说，举凡古代的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措施，甚至具体到“作算术”、“树五谷”、“烧山林”、“逐禽兽”、“服牛马”、“合阴阳”等，均要权衡其轻重，即都是轻重研究的对象。实际上等同于古代帝王的统治之术。狭义的轻重，是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的理论和措施。又包括轻重之学和轻重对两部分。这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精华之所在。
另外，《管子》的军事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民俗思想等都非常丰富而精彩，限于篇幅，不再叙述。
总之，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立功、立德、立言，赢得了生前的功名和后世的赞誉。就其功而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评价道：管子修太公之善政，设轻重九府，“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就其德而论，孔子评价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枉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就其言而论，明代赵用贤在《管子书序》中评价道：“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上述评价绝非夸大其词，而是一平心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