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朕即国家”，帝王必须要使用酷吏来控制国家机器。张汤善于迎合汉武帝所好，他发明了一个“腹诽罪”：如果在朝廷争议中，有大臣嘴唇微动，表情有异，就断定此人对皇上心怀不满，即可以判处死刑。于是张汤深得皇上赏识，官职做到御史大夫，即处理大臣奏章，监督地方刺史，考课、监察、弹劾百官，相当于副丞相的一个官职。王温舒在河内的“治绩”，很快传到朝廷，汉武帝把他视为十分能干的人，准备予以重用。当时京师治安很成问题。汉初以来，由于政府、私人铸钱并行，从而使币制十分混乱。汉武帝决定由国家收回铸币权，并以严刑竣法禁止民间自由铸钱。但利之所在。人不畏死，民间私自铸钱者仍不乏其人，京师一带尤其严重。为了严惩私铸钱币者，武帝于是起用酷吏治理京师。先是任命义纵为内史，作为京师一地最高行政长官，这次又把王温舒提拔到京师为中尉，让他专管京师的治安。这对王温舒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过去他一直是地方官，如今却一跃成为京官了。在京师，王温舒仍然故伎重施，像在河内一样，以酷杀行威。他专门选用那些专好猜疑，心狠手毒，敢于祸及别人的奸毒之徒，作为自己的鹰犬。当时义纵早以酷吏着称。义纵本来是一名强盗，靠皇太后的帮忙进入仕途，但他一上台就遇上皇太后的外孙之子犯法，义纵不念旧情，不怕得罪皇太后，依法办事，让皇帝对他刮目相看。义纵任定襄太守时，把狱中犯重罪的二百余人和私下探望的二百余人一网打尽，同时捕杀，四处鲜血淋漓，令人不寒而栗。现在义纵官位在王温舒之上，王温舒的到来威胁到他的地位的稳固，于是他处处给王温舒下绊子。王温舒想干的一些事情如果事先没有向他请示，他就对王温舒加以凌辱，并从中掣肘，败坏其功。然而过了不久，义纵因反对杨可告绢而以“废格诅事”被杀，王温舒接着被提拔为廷尉，成了掌管刑狱的全国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之一。然而王温舒此人在本质上是个匪徒，酷暴少文，嗜杀成性，对于国家法津一是不知，二是不用，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没法分辨。显然这种人实在不适合担任最高司法长官。所以时隔不久，当接替王温舒为中尉的尹齐被免官后，汉武帝就把王温舒延尉一职免去，让他仍担任中尉，负责京师治安。然而这却正合王温舒的心意。
上次任中尉时，因为有义纵掣肘，王温舒不能不有所顾忌。现在义纵已死，没有人对他刁难，更没有谁敢和他作对，王温舒又可以肆无忌惮了。他对京师风俗人情十分熟悉，对一些豪恶势力也很了解。他就重用这些豪恶之吏。这些人善于深文周纳，巧低人罪，他们要想惩治谁，就千方百计地给他罗织罪名，谁也休想逃脱。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作了重大改革，明令废除秦代制定的“连坐”制度，废除黥、劓、刖、宫四种肉刑。然而到了王温舒这儿，“连坐”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扩大化了，肉刑也愈演愈烈，一旦落入他们之手，无不惨遭严刑拷打，到头来，“大抵尽靡狱中”，极少能够生还。他们常常对下户中的奸滑之人采取这样暴虐的方法，使其身死、家亡、族破，意在警告那些豪强大户，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刑杀，在短时间里收到了成效。京师，似乎安宁了。
三
王温舒不仅仅是一个以杀立威的酷吏，他还是个贪官。与其他贪官相比，虽然王温舒与他们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但其贪的手段确有不同。以酷行贪，以酷掩贪，这是表现在王温舒身上比较突出的特点。
王温舒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酷”。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如狼似虎，酷虐非常。被他毫不留情地杀死的都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当然其中还有不少平民百姓。即或是身为贵族及外戚，如果不是身处权要之位，他也要掠夺他们、侮辱他们。但在有权有势者面前，王温舒又换了一副面孔，这就是“谄”。史书记载：“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史记·佞幸列传》)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吏爬到九卿之一的高位，与他的善事权贵是分不开的。在有权有势者面前，以酷虐着称的王温舒变成了俯首帖耳的小绵羊。尽管他的职责是察奸惩恶，但那些有权有势者即使“有奸如山”，他也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而且千方百计地庇护他们。正因为如此，作为回报，有权有势者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各种人士为王温舒游说，使他声名鹊起。王温舒官运亨通，与这些权贵们为他造的这些舆论大有关系。
王温舒摆出这两副面孔，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贪。在无权无势者面前，他以酷行贪；在权贵面前，他以谄行贪。其手段不外是贪污和纳贿两种。就其贪污而言，主要是贪污被籍没财产。在广平，在河内，在京师，他杀几万人，被籍没财产的人家恐怕也有数百上千家。对这些籍没入官的财产，他当然不敢全部鲸吞，但完全可能从中染指一部分。就其纳贿而言，情况就多了。正因为他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以权换钱也就有了雄厚的资本，加上他以暴虐酷杀着称，更使他在这场权钱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一些豪强地主虽无权无势，却有的是钱。更何况在生死紧要关头花钱买命，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于是他们大行其贿，以求脱祸，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些无辜百姓为求免遭株连，被迫破产行贿者也不在少数。更有那些“有奸如山”的权贵，因为受到王温舒的包庇回护而逍遥法外，他们当然愿意拿出大量钱财进行贿赂，作为对王温舒的报答。这方面的具体细节，虽然史料语焉不详，但也透露了一些信息。史载，王温舒任中尉后，“数岁，其吏多以权贵富”。王温舒的爪牙都因权贵的贿赂而暴富，他本人就更不用说了。赖苇子向王温舒行贿一万两黄金，王温舒答应帮他弄一个番禹海务司的官做。赖苇子到了长安，又花了一万两黄金，还把长安的青楼妓院包下来供王温舒享用。王温舒已经办好了官文，就是不发给赖苇子，逼着赖苇子吐更多的血，甚至逼他不远万里去弄番禹的鲍鱼。赖苇子可悲又可怜，只好求助于强盗，向王温舒强取官文。像赖苇子这样的官员尚且如此，老百姓在这样的贪官酷吏的治理下就更没法活了，卖儿鬻女，得钱上供，犹不能安居乐业，比起文景之治时期家给人足，粟红贯朽的情景，真是天上地下了。
王温舒在几年后曾被人告发，其中的重要罪状就是“受员骑钱”及其他“奸利事”。所谓“受员骑钱”，显然是接受部下贿赂。部下贿赂，他都敢接受，其他人的贿赂更是来者不拒了。至于“奸利事”，当然是枉法卖狱、贪污受贿之类的丑行。
王温舒死后，史载其“家累千金”。这在当时可谓“暴发户”了。先他几年而死的张汤，也是个酷吏，官至御史大夫，贵为三公，遭人陷害而自杀。据史载，其家产不过五百金，而且这都是得自平时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积攒的俸禄，其他什么产业也没有。比王温舒后死几年的尹齐，也曾以酷吏闻名，也曾官至中尉，后在淮阳都尉任上病死，其家产所值不满五十金。由此可知，王温舒在短短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中就聚敛了这么多的财富，确实是个以酷行贪的典型。
四
以杀立威，其威风只能奏效一时；以酷行贪，其贪迹也不能隐藏长久。一旦威势不再，贪迹败露，就绝对逃不脱可悲的下场。
太初元年(前104年)，西汉王朝派兵征大宛。武帝下诏征发豪吏从军，而王温舒却隐匿他的官吏华成。对他不满的官吏向汉武帝告发了此事。接着又有人控告他企图谋反，而他“受员骑钱”及其他“奸利事”也相继被揭露。按照汉朝法律，王温舒的罪行应当诛灭全族。王温舒知道末日来临，于是自杀身亡。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岳丈家也各以其他罪名而全族被杀。难怪当时曾有人感慨道：“真可悲啊，古代有诛灭三族之刑，而王温舒竟然被诛了五族。”
王温舒以杀立威、以酷行贪的劣迹，在当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由于他屡次得到汉武帝重用，所以当时那些“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仿效)温舒”(《史记·佞悻列传》)。他们在境内大开杀戒，滥杀无辜，造成白色恐怖，企图也能像王温舒那样青云直上。主管官员法外造法，恣意用刑，豪恶属吏望风而动，变本加厉，这是对法律制度本身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的威严。他们对国家法制的破坏程度，绝非普通人的违法行为所能相比。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并且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
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蓄之越久，其发越速。越是严刑竣法，越是达不到大治的局面。相反，“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这些人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南阳以梅克、白政为首，南方楚地以殷中、杜少为1首，东方齐地以徐勃为首，北方燕赵之间以坚庐、范生为首纷纷举行起义。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使西汉政府元气大伤。这无情地宣告了王温舒以杀立威道路的破产，也是对汉武帝酷吏政治的莫大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