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正式爆发。此次为我军先发制人引爆了战役的开端……当88师孙元良部队向敌方在上海八字桥的海军陆战队百炮齐鸣的一瞬间，那在我将士们心中囤积许久的仇恨与怒焰如火山爆发之势，震得日本兵丢盔弃甲！
呵，“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与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我军将士一边向敌人开炮，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一年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在看望华北前线将士们时所讲的话。
八一三淞沪战役持续整整三个月，一直打到这年的11月12日。纵观此役，我方先后投入的兵力达50个师、70万人。日方共增至10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兵力不下30万人，更有大炮300余门，战车200辆，飞机200架，兵舰数十艘，日自夸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双”。在整个淞沪战役中，不能说蒋介石不卖力，从实际情况看，他其实也是尽了全力，一是亲自指挥了此次战役全过程，二是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也都投入了战场。最终老蒋失败，乃有一大失误，即战机的贻误。如果趁日本人还没有准备充足,在8月13日之前的数日开战，则战局形势可能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我军的装备和海军力量、空军力量较之敌方差距甚大，再加上第三阶段即11月7、8、9三日的最后决战中，由于日方第10军的突然出现，苏州河南岸的我军一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从而战局迅速发生变化。11月11日，日本藤田进的第3师团攻进上海市区。第二天，上海完全陷落。
蒋介石决意在淞沪狠打日本人，一为挽回自己的“抗日”名声，二是轻信了身边宋子文这些人向他提供的“3个月内，日本将处于破产的边缘并面临革命”这一不实情报，三是原本期待此役可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并获取盟友的出兵干涉。这三个原因中，老蒋最期待的是第三个，但苏联与美国都没有给蒋介石面子，德国人倒是出力不少，不过主要是为了赚老蒋的钱——当他的军事顾问、做他的军火生意。当时在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人数达几十位，他们大多数是退役将军，与蒋介石政府签有私人聘用合同。
淞沪战役，日方伤亡5万余人，我方的伤亡数是其5倍，25万余人。
尽管淞沪大战是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但此役仍然在中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一是张扬了民族气概，粉碎了日军由华北长驱直入武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二是它争取了三个月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日后中国长期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三是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并且造成了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不足，为之后的山西决战准备了时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民拼死抗日的决心与精神，洗刷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人的耻辱史，从而也坚定了国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淞沪“战斗中，将士们打得十分勇敢，每小时的死数以千人计，牺牲得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严重不如人意的情况下，仍顽强地和日军争夺一村一镇，并常常为一个阵地进行反复较量，白天日军攻占，晚上中国军队又把它夺回来，双方军队的伤亡都很大。在此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主力各师都补充了四五次，后方各省的保安团整团整团地补充上去，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2/3，旅团长伤亡也达半数”。（杨树标、杨菁《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 2014年版，第101页。）
倾全国之精锐部队，苦战三个月，没守住大上海，如今全线撤离淞沪战场，蒋介石何以面对上海市民？
11月12日，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以政训处的名义，在《申报》上发了一份《告上海同胞书》：
亲爱的上海同胞们：
我军因为战略上关系，暂时从上海附近向后撤退。我们一方面用全力巩固第二阵地，必定在最短期内积极进取，来收复我们淞沪。我军这一次的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从这时候方开始，这是同胞们所已确实认识而能格外奋勉的。我们军队和上海同胞别了，回想到三个月的抗战，我上海同胞不避危险，不分昼夜地和前线努力协助，前线一切需要，都能如响斯应。战区附近，牺牲非常惨烈，而军民合作抗敌的精神，愈久愈坚，这种义勇和热情，是我全体官兵所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
我军虽然暂时撤退，我们一刻不能忘记我们的同胞。在我军撤退上海的时候，敌人对各位同胞必然施用种种的压迫和引诱，这在我们是十分的悲痛，非常的挂念。但我们相信爱国的上海同胞，现在虽然处境很艰难：意志一定是坚决的。我们竭诚盼望上海同胞们始终抱着牺牲抵抗的精神，互相扶助，互相勉励，个个人当作自己是战场的兵士一样，誓死反抗敌人到底。上海同胞们一定不会忘却三个月中间军民死伤的惨烈，而继续发扬先烈的精神，上海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集中发扬的中心，上海的同胞们要立志作国家精神上的长城。
同胞们，我们军队和各位暂时小别了，我们满腔怀念着各位同胞的痛苦和牺牲，对于同胞们所已表现的爱国精神，不是言语所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于万一。我们永远纪念着同胞的鼓励，一定要再接再厉，奋斗到底。我们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我军在嘉定、南翔的阵地上，仍然望得见上海，我们殉国将士的灵魂，也仍寄托在上海，我们热烈抗战全国一致的一颗心，也始终离不开上海的同胞。我们和各位同胞的精神，相互永远的联系着，我们结成一条心，合成一个力，抗战一定胜利，复兴一定成功。我们军队一定在最短期内收复淞沪，来报答我们同胞，我们决不辜负上海同胞的热望。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
11月12日政训处的几个秀才还真写出了一份冒着一些热气的文告书，但上海市民读完文告中那么多“一定”后，直骂蒋介石“讲的就是一句空话”，直骂“小日本总归不得好死”！
上海失陷，首都南京即在敌人的眼前。中国的真正苦难由此开始——
“打！支那人以为我们日本军是泥做的，所以他们才如此狂妄地想把我们赶出上海，那是白日做梦！”“支那人”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
“对，我们决不收兵！打到南京去！活捉蒋光头！”
这是日军一批年轻军官在攻占上海后，在当晚喝酒时你一句我一句的情景。胜利后的狂欢中，有人举起酒瓶，然后高唱《同期的樱花》——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花开自有花落时
就让我们为了国家壮丽地飘落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兄弟深情使我们血肉相连
共同的气息让我们无法分离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抬头仰望南方晚霞似锦的天空
有一架战机没能返航
我们是同期的樱花
怒放在同一兵校的庭院
誓言共死的一天还没来到
为何就提前凋谢离散
……
不能不说日本旧军歌在鼓舞士气上颇有杀伤力，尤其是对那些年轻军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它绽放时有种冷艳之美、寒光之秀。日本兵将自己的生命比作樱花，外人觉得有些不可想象，他们的武士精神也很吓人，失败了、受辱后就得剖腹自尽，这种传统在日本军人之中极为盛行。笔者以前不懂也搞不明白，在写作此书时，正好看到一部叫《最后的武士》的电影，讲述的是19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军人欧格仁上尉被日本武士部落的人俘虏后所经历的故事。在武士部落里，武士领袖胜元大臣把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告诉了欧格仁：武士道精神就像樱花一样，每吸一口气、每凋谢一次，就是生命的一种醒悟。失败对武士来说必须具有耻辱感，有耻辱感就该自尽，自尽和被敌人杀死都是一种耻辱，战死在战场是很光荣的事。这便是武士道的信念。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武士道便成了效忠天皇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侵略工具。
侵华日军的年轻军官们在1937年11月13日这一夜，借着胜利的狂喜和上海外滩优美如画的景色，纵情地抒怀着自己作为天皇的帝国军人的那份武士道精神，他们或挥着战刀，或举着酒瓶，歇斯底里地高喊着“占领南京”的口号，目中无人，举枪就射，仿佛明天天亮时，他们便能看到太阳旗升起在紫金山上。
实际上，刚开始日军并没有制定攻打中国首都——南京的计划。淞沪大战结束，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兵力消耗极大的日本军部迅速向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在杭州湾登陆的第10军司令柳川平助发出命令：“扫荡上海附近之敌，战线在苏州、嘉兴以东。”其意显然是想喘口气，等待时机再“重惩中国”。然而，远离本土、刚从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平助的第10军居然拒绝了这道命令。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狂热的日本青年军官认为：刚踏上中国国土即停止作战是件让士兵们无法接受的事。于是11月15日，柳川平助撇开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独自临时召开扩大会议，允许中队长一级的下级指挥官破例参加会议。会上，一些年轻军官提议：“不要去管松井石根这个退役老兵的话了，我们第10军独自向南京方向挺进。”
“此机不择，再等何时？”
“对，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我们到南京后再向本部报告也不迟！”
年轻军官们挥动着战刀，在柳川平助面前怂恿和宣誓道。
“哟西——向南京前进！”一片战刀的寒光下，柳川平助的眼珠贼亮。
就这样，一个疯狂而冒险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原本作为配合松井石根的第10军，现在变成了独自长途奔袭南京的主力，无论是粮食还是弹药都无法给予他们战斗保障，然而被“荣誉”和武士道精神塞满头脑的第10军将士们，将这些困难变成了另一种战斗动力：“粮食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毫无疑问，此时的柳川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亡命之师。亡命之师何等可怕！
战刀已出鞘，血腥怎可掩？
在第10军疯狂进军南京的5天后，也就是11月20日，远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参谋次长多田骏得知柳川部队已扑向南京后大为意外，立即命令停止行动，但柳川毫不理睬。
“大将军，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他们是想抢在我们前面去摘战果给天皇，我们不能让这等好事独给柳川！”获悉“友军”第10军已向南京进军的消息后，上海日军主力的高级军官每天都在向司令官松井石根提出请求，要求尽快抢在柳川部队之前进攻南京。
其实，身为日内阁大本营派遣上海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早知柳川部队的动向，只是这只狐狸一直在忖量着到底发不发兵南京。了解松井石根的人，知道这是他的一向作风，而松井石根自己更清楚，眼下日本国天皇和参谋本部对华方针还处酝酿之中，淞沪大战后到底下一步方向往何处走还不清晰时，他身为日军在中国华中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自然需要三思而后行。
这里必须让读者对松井石根作一些深入的了解，因为他是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统帅和后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而处绞刑的甲级战犯。这人在日军与我军开战前几天才重新复出军队并被天皇任命为“日本上海派遣总司令官”，当时59岁，瘦小老头儿一个，却是个标准的“中国通”。1878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的松井石根，是著名汉学家松井武国的儿子，其先祖曾是日本的名将。松井石根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日本陆军大学，同期成绩第一。他与中国关系甚密，早年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孙中山在日本时，松井石根给予了很多支持。可以这么说，民国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很多都与此人有过甚密交往，连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大对手蒋介石，松井石根也没有少帮助过——蒋在日本留学时，据说曾有两年时间是住在松井石根家里，可见这对“老对手”还是关系相当的难兄难弟。1915年，松井石根出任日在上海驻军的武官。1922年调任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次年晋升为陆军少将，5年后成了日军中将。1933年，松井石根任台湾驻军司令官，同年晋升为陆军大将。因为日军内部的矛盾等原因，1934年8月，松井石根退出军界，转而在政界活动。
退出军界的松井石根，巧逢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成立的“满洲国”尚不被国际所承认时。日本政府对此在外交上很伤脑筋，于是松井石根自告奋勇向首相提出自己与中国当局关系密切，可以想法让中国政府自己认可“满洲国”为“既成事实”，这样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不就可以很体面地让国际社会承认嘛！日本政府的算盘这么打，所以松井石根这位“中国通”的老将军也便有了用武之地。1936年初，松井石根以私人身份开始了长达数月在中国的游说，且与蒋介石有过深谈。老蒋当时因日本一再地侵犯中国领土并不断挑起事端弄得里外不是人，故而也没有给“老朋友”松井石根多少面子，尤其在让他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老蒋涨红了脸，对松井石根说：“你让我承认‘满洲国’，就等于允许外人扒我祖坟，也等于吾人自己打自己耳光！九一八事变时，我已经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了，你们把我的东北三省吃掉了，我痛得牙根常常‘嘎嘎响’，还要常常被共产党等人骂作‘不抵抗’的卖国贼。你说，你换成我，你能承认这样的‘满洲国’吗？”蒋介石如此“掏心窝”地跟旧友一番直截了当的话语，让松井石根一下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无法完成了。在离开南京的那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其实蒋是十分清楚地告诉了这位日本说客的，只是松井石根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大失颜面而已，他原本以为凭他与中国各界要人的“特殊关系”，可以说服其承认或至少在国际场合不怎么反对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然而中国的“老朋友”没有给这位日本说客一点面子，这让自认为是“中国革命之友人”的松井石根很下不了台。“忘恩负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国的路途上，松井石根连连发表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大意是：中国民国政府的现任当政者，已经把他和日本当年曾经如何扶持孙中山等闹革命给彻底地忘了，既然如此，这个与吾等“不友好”的政府和国家，早晚会受到惩罚，以便让他们清醒。
